忧郁-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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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相信这会增加整体社会的支出。“真是一团糟。”她说。
东南宾州心理卫生协会的执行总裁乔·罗杰斯是位古怪而不修边幅的权威人士，言谈流畅又有魅力。他讲话富有哲理，但也很机灵和务实，方向一旦决定就会坚持到底。我们第一次碰面是在宾州旅馆同进午餐时，他穿着蓝色外套打了根条纹领带，手上提着公事包，看上去像是一个白领。我看菜单时，他告诉我说他曾在纽约住过一阵子。我问：“哦，你住哪？”他说：“华盛顿广场。”他拿起桌上面包篮里的面包卷。“我住在华盛顿广场附近，”我合上菜单回答说：“那里真是很棒的地方。你当时住哪里？”他苦笑着说：“就在华盛顿广场里头。我在路边长椅上过了九个月，那段时间我是游民。”
乔·罗杰斯和琳恩·里沃丝一样，从心理保健网络的“消费者”一端转变为“供应者”一端。他生长在佛州一个有四个子女的家庭，母亲酗酒，父亲随身带枪，很少在家，而且不时会闹自杀。虽然他的父母来自小康家庭，但他们的异常造成家境贫穷。“我活在破碎的家庭里，到处都有蟑螂跑来跑去，”罗杰斯回忆道：“有时候家里的杂用费会突然不见，我爸爸沉迷于赌博，所以从来没看过他拿薪水回家。虽然不至于挨饿，但因为父母的关系，我家很穷。”罗杰斯十三岁时退学。他的父亲老喜欢拿把鲁格尔手枪跟儿子说他想自杀，罗杰斯渐渐有了一套应付这种状况的方法。“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从他身边拿走手枪，藏起来。”在此同时，他母亲酗酒的情形愈来愈严重，入院治疗好几次，她也有过自杀倾向，但是罗杰斯认为这还好。他十六岁时父亲过世，二十岁时母亲也走了。
议员背后的故事（4）
“回想起来，我父亲要是接受治疗的话，应该会好起来，”罗杰斯说：“但我母亲就不知道了。”罗杰斯自己从十三岁到十八岁这段时间都很消极，十八岁那年开始准备参加高中同等学力测验，他认识了心爱的女朋友，也尝试建立自己的生活。他在一次贵格教会的聚会里，认识了后来对他伸出援手的心理学家。后来他遭逢了一次危机，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前，他突然迷失了方向。“我坐在车上，笼罩在彻底的失落感之中。”没多久他就产生了严重的自杀倾向。那位在贵格教会认识的朋友带他到医院接受治疗，并开始服用锂盐。1971年，罗杰斯变成了游民。女朋友离他而去，父母过世了，他依赖社会救济金过日子。
罗杰斯曾经数次入院。当时主要是使用抗郁剂治疗，他住在宁静的精神病院中，“那里的环境让我不想活，”他痛恨医院。“我的表现开始变好，因为很想离开那。”罗杰斯说到州立医院就吓得发抖。“我在其中一家待了半年——里面的空气好可怕。他们每年在每个病人身上花了十二万五千元，至少在设备上也该改善一点。你和两三个病人同房，与他们一起被关在狭小的空间里。医院护理人员人手太少，训练也不够，他们根本不想听你说话。他们时常骂人，而且很专断，我正处在叛逆期，和他们处得很不好。那种地方是座监狱。只要经费不增加，就没有人会想到放人出院的问题——没有一个职位是要帮你从缠身的繁文缛节中脱身出来。在这种地方待太久，你整个人就被毁了。” 在医院里，医生让他服用高剂量的镇定剂，让他“乖一点”，但通常对他的毛病并无实质的作用。在没有抗郁剂治疗的情形下，压抑焦虑和暴躁的镇定剂一旦停用，只会让他陷于愁云惨雾之中。罗杰斯不相信“病人将来会感激”是强迫病人接受的好理由。他说：“如果你到酒吧里，随便逮一个喝得太多的人，把他送进戒毒所，还劝他老婆多多注意，他或许会感谢你这么做，但那逾越了我们的社会规范，侵犯了他的公民权。”
现有的治疗机构（1）
参观州立精神病院是令人震撼的经验。在一个相对清醒的世界里，完全的疯狂令人昏乱和痛苦，但被关在一个对疯狂习以为常的地方，绝对更加恐怖。我手中有许多反映各种州立医疗体系弊端的文章。在一篇精彩大胆的暗访报导中，记者凯文·海德曼自称有自杀倾向而住进布鲁克林区伍德荷医院的精神病院。他写道：“整个环境都是为了监视而不是为了治疗，”然后引用纽约心理卫生办公室专员特别助理达比·潘尼说的话：“就我自己的经验，要是我得了情感性疾病，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州立医院的精神病’病房。”海德曼在伍德荷医院里发现了几个不成文的规定，病人没机会与精神科医师进行交流或互动；病人整天都没事做，只能连续十小时看电视；病院污秽不堪；病人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药。他们被迫服用不必要的镇定剂，并忍受监禁。照顾海德曼的护士对他说，生个小孩对治忧郁症有好处。纽约州每天要为这种服务支付一千四百美元。
对于医院，我最关心的不在于它有多糟糕，而是一个好医院该具有哪些标准。我的目的不是要挖出弊病，而是要探寻州立医疗机构的实际运作模式是否走错了方向。强制入院的问题很棘手，我不知该如何解决。短期的精神障碍治疗机构有好有坏，我曾在这类医院的病房呆过一段时间，如果需要短期治疗，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但是可长期住院的公共机构，差距极大。我在费城附近的诺利斯镇医院待了相当长的时间，这家医院的主人是位热心公益的人士。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碰到的医生、每天与驻院医生交流的社工，以及这里的管理者。我喜欢在这里认识的病人。不过，诺利斯镇医院还是令我心惊胆颤，参观这里是我进行研究以来最烦乱、最困难的任务。我宁可陷在忧郁里，也不愿在诺利斯镇医院呆太久。强制入院是我们目前最好的选择，但诺利斯镇医院呈现的问题可能不是全都有办法解决，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弥补医疗法律的漏洞，就必须了解这些问题。
诺利斯镇医院里有一座园区，一眼看上去，像是个二流的东岸大学。这家医院座落在翠绿的山丘上，全镇风光尽收眼底。高大茂密的树木矗立在保养良好的草坪上，新美国式风格的红砖建筑上布满了爬藤，医院的大门白天才打开。人们一般会认为，病人待在医院里会比在医院外好，但这里的现实情形残酷得有如经典电视连续剧《囚犯》，或是较无聊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宜人的外观掩饰了不堪的内部。我慢慢才发觉，这个地方有自己的一套语言。“哦，她表现得不太好，”某位病人坦白地对我说：“如果她不注意的话，最后会被送到五十号楼。”问别人在“五十号楼”会发生什么事是无意义的：在病人眼中，五十号楼——紧急处理处——是可怕的诅咒。最后我走进五十号大楼，发现这里并没有我想像的恐怖，反倒是三十号楼死寂得可怕。里头的人都受到囚禁和监视，以防止他们自残。有些人被网子捆住，以避免他们自杀。我看不到多少适当的治疗，受到如此对待的人多半需要治疗，但是他们的状况糟糕得可怕，比杜莎夫人蜡像馆地下室里的囚犯蜡像还恐怖。楼层的数字，以及恐怖和禁锢等等的耳语在园区中流传，这不能治疗病人，只是让他们病情更严重。
我痛恨那里，这家医院深深刺痛了我。如果我又贫穷又孤独，而且忧郁症未得到治疗，最后也得在那种地方终老吗？想到这里，我吓得惊叫，狂奔出那美丽的大门，躲进我安全的被窝里。而在医院之外，有些人并没有可以叫做家的地方。虽然里面有许多医生和社工人员，但病人的状况混乱不堪，令我产生“里外两重天”的感受。由于情感性疾病是州立医院第二常见的病症，我分不清我属于“我们”还是“他们”。我们依循着集体的规范过日子，因其一次又一次得到验证而维持着理智。要是你到了一个所有东西都充了氦气的地方，你会不再相信地心引力，因为看不到证据。我在诺利斯镇医院里，发现自己愈来愈难以掌握现实。在这种地方，你会彻底失去确定感，理智在这里就像疯狂在正常世界里一样格格不入。每次走进诺利斯镇医院，我都觉得自己的精神在消耗和瓦解。
在管理部门的安排下，我在一个美丽的春天第一次来到这里。我与一位自愿来聊天的忧郁症女士谈话。我们坐在美丽的小山坡上一个类似眺望台的地方，我们喝着难以入口的咖啡，杯子的材质是那种盛放稍热的饮料就会软掉的塑胶。这位女士口齿清晰，也比较“可以见人”，但我觉得有点苦恼，讨厌的不止是这杯有塑胶味的咖啡。我们谈话之时，很多不知进退的人走到我们两人之间，打断谈话，问我是谁、做什么，或甚至其中一个人，拍着我的脖子，好像我是只百灵顿猎犬。一位我不认识的女士站在离我们十英尺外的地方，看了我半天，突然流下泪来，尽管我试图安抚她，她还是不断啜泣。有人不在意地对我解释：“哦，她不过是个可笑的家伙。”进来没疯的人，出院的时候也要疯了。诺利斯镇医院的病人数比它还兼作仓库的全盛时期少了许多，所以园区内一半以上的建筑是荒废的。这些空荡荡的建筑——有不少是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带有实用主义、现代主义等市区风格的建筑物，经年紧闭闲置，流露出鬼魅的阴气，在楼房的梁桁之间，在空旷死寂的厅堂中，我总是会联想到青涩的愁苦生活。
现有的治疗机构（2）
诺利斯镇医院里歇斯底里的病患中有的会对着一般人看不到的火星人说话。一个年轻人愤怒地用拳头猛捶墙壁，而其他在精神分裂边缘的病人对他视而不见，他们一脸呆滞、面无表情，或忧郁或沉默。那些不能用来自戕的家具都残破不堪，和使用家具的人一样一脸疲累。为节庆而挂在大厅里的劣质棉纸把大厅装饰得像个幼儿园，大家都忘记了这些人已经成年。我去了诺利斯镇医院十多回，每次都有个人坚称我是她妈妈，拼命问一些我根本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还有个看起来焦虑又极暴躁的人要我立刻离开，在出事之前赶快逃走。一个脸部严重变形的人认定我是他的朋友，叫我别在意，不要离开，只要待一个月，所有人都会习惯我。“你不坏，你不丑，留下来嘛，你会习惯的，”他心不在焉地说着，口气平淡地发表着长篇大论，我几乎听不懂。一个胖得令人讨厌的女士向我讨钱，还抓着我的肩膀大声喊。在诺利斯镇医院，我无时无刻不处在非言语呼喊的“持续低音”里，听到绵绵不绝的高谈阔论：有人敲击物品、有人惊叫、有人鼾声如雷、有人急促不清地说话、有人哭泣、有人制造出令人窒息的怪异声响或任意放屁，唯一快乐的只有不断咳嗽的吸烟男女。这个地方一点都不讨人喜欢，从墙壁和地板里传出争吵声。虽然有封闭的建筑物和大片草坪，但诺利斯镇医院根本没有给病人足够的空间。在这类机构里，四成病人是因忧郁症而入院，但他们却进入全世界最忧郁的地方接受疗养。
其实诺利斯镇医院在我拜访过的公共长期疗养机构里已经算是不错的了，经营者不但负责，还很聪明、仁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院内病人的健康，以他们的状况来说都算是差强人意。这里完全不像贝德兰疯人院，每个人都吃得很好，也有适当的医药治疗，专业的工作人员总是以家长式的温情看顾所有病人。诺利斯镇医院的病人很少受伤，所有人都很干净整洁。大家都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和为什么要入院。专业的员工对病人给予充分的爱，虽然这是个精神障碍者居住的地方，但依然给人安全感。里面的病人受到保护，不被外在的世界和他们内在的恐惧伤害。这里的缺失正是长期疗养机构特有的问题。
乔·罗杰斯在医院里待了数年之后，从长期疗养机构转到佛罗里达州的中途之家，他在那里得到了更好的治疗与更合适的医药。“但我开始对自己有不同的认识——我开始把自己看成精神障碍者。他们说我无可救药，完全不认为我可以上学。那时我二十五岁左右。他们说我应该继续领社会救济金，留在中途之家里。最后我变得非常苦恼，完全失去了自我感。” 罗杰斯离开了医院，流落街头，这段时间对他来说反倒比较好过。“我愈是努力理清自我，自我愈是溃散。我尝试了迁移疗法，该是离开熟悉的地方与亲友的时候了。我猜纽约应该是不错的地方。我不知道到那里要做什么。后来我发现了一张公园的长椅，不算差——那时纽约没有很多游民，而我又是个外表和善的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