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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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完成学业,找到了一个网络公司的工作作为起步。他在2000年初写信跟我提到圣诞节。“父亲送我两个礼物:一个是从新奇商品店买来的电动镭射唱片整理架——这东西没什么用处,是奢侈品,但父亲以为我会很喜欢。打开这个巨大的盒子,看到完全用不着的东西,我知道他是恭贺我能自立了,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以后就可以自食其力。另一个礼物是祖母的照片,她是自杀过世的。一看到这个礼物,我马上掉下泪来。照片上的她很漂亮,侧着脸,目光朝下。父亲说这可能是1930年代初照的:那是张黑白照片,放在淡蓝色的衬底和银色相框中。母亲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因为从未见过祖母才伤心,我回答说:“她和我有一样的病。”我现在又哭了——并不是因为悲痛——只是忍不住泪水。或许我本来会自杀,但没有,因为身边的人和事让我撑下去——而且我又接受了手术。我还活着,感谢父母和医生。我们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虽然这个时代并非一直都是美好的。”
第五章 族群
女性罹患的几率(1)
每个人的忧郁症都是独一无二的。
忧郁症是孤寂的疾病,受其所苦的人很清楚地知道它会带来恐怖的孤独,就算是被爱包围的人也一样——越拥挤越感到彻骨的孤独。
环境、种族、性别、文化传统、国别——共同决定了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能说的。忧郁症的迫切性、症候群和治疗之道,都是由我们身体生化系统之外的外在力量、个人身分、生长环境、信仰和生活方式所决定。
每个人的忧郁症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基本原理一样,但是细微表现却各不相同。尽管如此,专家仍然喜欢将忧郁症分类:双极型与单极型、剧烈型与温和型、外在创伤型与内在型、短暂型与痼疾型——各种分类目前仍在无止境地增加,但令人失望的是,这对诊断和治疗帮助并不大。医学界有时依据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年龄、地域、性向等等因素,把忧郁症对象归类,有时还根据社会学意义上的差异来分类。忧郁症整体的问题,不能以整体的反应来回答,忧郁症是依不同情况而变化的疾病,必须在其发生的环境之下来解释。
由于种种生理化学与外在状况的因素,女性得忧郁症的几率大概是男性的两倍。患忧郁症的儿童从青春期开始出现差别。许多忧郁症是女性的专利——产后忧郁症、经前忧郁症和经期忧郁症——还包括男性也会有的忧郁症。动情激素和黄体素分泌量的变化显然会影响心情,尤其是和下视丘与脑下垂体荷尔蒙系统交互作用的时候,但是这些内分泌的变化无法预测,对情绪的影响也不同。动情激素突然降低会造成忧郁,升高则会产生愉快的心情。有些女性月经前会觉得身体不适,有些人因发胖而觉得自己失去魅力,这些情绪都会激发忧郁的产生。与其他人相比,怀孕或刚生产的女性最不可能会自杀,但最容易得忧郁症。大约有一成生育过的女性曾陷入严重的产后忧郁。刚当妈妈的女性很爱哭,时常会焦虑、易怒,并且对自己的小婴儿漠不关心——有部分原因是生产耗竭了体内的动情激素,要好一阵子才能恢复。一般来说,症状过了几星期就会减轻。大约三分之一刚生产完的妈妈会有较轻微的忧郁症候群。生产是辛苦、疲惫的经验,现在被归类为产后忧郁症的症状中,有一部分其实是完成任何异常艰辛的事情后都会有的轻微消沉情绪。女性在更年期也常会发生轻微的忧郁,由此可知,女性忧郁和内分泌有紧密的关联——女性最严重的忧郁时期是适合怀孕的那几年。有人认为,荷尔蒙会影响神经传导物质,但不知道这样的机制是在何处作用。而另一项普遍但模糊的说法更引人注意:男性合成血清素的速度竟然比女性快百分之五十,这使得男性的复原力远远高过女性。女性库存血清素累积较慢,因而较难走出忧郁。男性与女性的生理有差异,而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上的力量和权力地位也有明显的差别,女性比男性易得忧郁症的部分原因是她们的权力常被剥夺。很明显,受到沉重压力的女性得到产后忧郁症的机会特别高,若丈夫担下大部分照顾小孩的责任,则患病率降低。研究忧郁症的女性主义者比较倾向社会学的理论,不赞成生物学的看法,她们不喜欢暗示女人身体比男人弱。美国女性权威作家苏珊·诺伦霍克萨玛说:“把女人生殖生物学的某一个观点当成是精神障碍的中心,是很危险的。”这种看法给女性忧郁症的社会学研究掺杂了更多政治议题的成分。虽是极佳的议题,但这种说法在经验、生物学或统计学上,却未必正确。事实上,许多研究女性忧郁的理论,反而给她们寻求协助造成更多的阻碍。某些女性主义理论篡改科学上的事实以达到政治目的,加上许多药学的理论忽视社会现实,使性别与忧郁症变成难以解开的结。
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大学中,男性与女性忧郁症者的比例相同。悲观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有忧郁症倾向的女性进不了大学。而较乐观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比起其他社会环境,女性与男性在大学校园中,各方面都更容易平等。依我看,大学里的男性可能比社会上的年长男性更愿意承认自己有忧郁症。在西方社会中,女性和男性忧郁症者的比例变化不大,一般都保持在二比一至一比一之间。这个世界由男性主宰,使女性活得更辛苦。女性生理上的劣势,使得她们更难保护自己。她们的体格较差,较容易成为强暴的受害者。她们外表老化时,较容易失去社会地位。她们的家庭地位不如丈夫。有些女性主义者说,由于女性缺乏独立自主的空间来发展自己,而要把感情和价值全部用来经营成功的家庭,因而较容易得忧郁症。还有人说,成功的女性有太多空间可发展自己,所以总是在维持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中疲于奔命。研究发现,已婚的家庭主妇和已婚的职业妇女,忧郁症罹患率几乎相同(比已婚、有工作的男性的比率高),证明这两种状况下的压力是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哪种文化中,女性罹患率较高的不止有忧郁症,还包括恐慌症和饮食障碍,而男性罹患率较高的有自闭症、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症,以及酗酒。
英国心理学家乔治·布朗是心理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大师,他曾提出一种说法,女性的忧郁与照顾小孩有关系,这个理论已得到其他学者的支持。如果有人能减少因养育小孩的焦虑所引发的忧郁,那么男性与女性罹患忧郁症的比率就会差不多相等。而在一对角色区分不那么分明的夫妻中,男女罹患忧郁症的比率几乎相同——布朗的结论是:“两性忧郁症罹患比率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角色差别的结果。”哥伦比亚大学的蜜尔娜·魏茨曼认为,忧郁使女性演化出对失去小孩具有特别敏锐的感受,因为忧郁激发出她们教养小孩的动力。
女性罹患的几率(2)
还有一种情形,许多女性忧郁症者童年时曾受过严重的虐待。小女孩远比小男孩更容易受到性侵害,而强暴的受害者远比一般人更容易得忧郁症。这类女性还容易受厌食症之苦,这个问题最近几年也被认为与忧郁症有关。营养失调会引起许多忧郁症的症状,所以或许厌食女性的忧郁症状是另一种病症,但是许多经历过厌食症的女性表示,即使恢复正常体重,这些症状依然存在。此外,社会结构似乎与形成厌食症的痛苦自制观念,以及忧郁症中的无助感二者有关。自厌会让人不停地退缩,直到自己几乎消失于人群中。在探寻忧郁原因的诊断中,有几个关键的问题特别重要。询问厌食症患者在没有想到食物或进食时是否会失眠,通常是很有价值的问题。
女性主义评论者黛娜·克劳莉·杰克将这些看法分类整理,最后将其归因为女性失去声音与自我的要素,“因为这些女性听不到自己对配偶说的话,以致无法坚持信念和‘自我’的感受,反而变得对拥有私密感受的正当性感到怀疑。”杰克的理论是,无法与配偶充分沟通的女性(她认为,这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形下,配偶不想听)只得退缩到沉默之中。她们实际上很少说话,不知不觉中失去自己的主张,说些“我不知道”或“我根本搞不清楚”之类的话。为维持婚姻,避免关系彻底破裂,这些女性要让自己符合理想女人的形象,说些配偶喜欢听的话——即使亲密交谈也是言不由衷,把自己隐藏于人群中。杰克解释:“女性为寻求亲密关系而承担沉重的自我否定。”事实上,成功的两性关系,通常是合伙关系,权力在男女之间可以相互转移,以适应他们共同与各自所面对的不同环境。不过,女性所拥有的金钱或经济掌控权通常较少,在破裂的关系里,女性比男性更能够容忍暴力与虐待,这都是事实。还有一种不断上演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剧情:忧郁的女性无法保护自己不受虐待,因而受到更多的暴力相待;又因受到虐待,于是变得更忧郁。这使她们更无力保护自己。
男性的病症
文学作品中描述了不同的女性忧郁的情形,却很少提到男性忧郁。许多忧郁的男性不愿意看病,因为他们处理忧郁的方法,不是退缩到沮丧的沉默里,而是退缩到暴躁的喧嚣、药物滥用与疯狂工作之中。根据统计报告,女性忧郁症者的人数为男性的两倍,但是男性忧郁者发生自杀的可能性为女性的四倍。单身、离异或鳏居的男性得忧郁症的比率,远远高于已婚男性。忧郁男性所表现的行为,不知何故被委婉地称为“暴躁”——他们对陌生人动怒、虐待妻子、滥用药物。作家安德鲁·苏立文最近曾写到关于他注射睾丸激素作为人类对抗艾滋病病毒(HIV)的方法之一,结果提高了他的暴力倾向。在我一连串对家庭暴力当事人的访谈中,听到的都是抱怨。“我回到家,觉得整天都累坏了,”一位男士说:“那女人老问我烦人的问题,她说话的噪音像锤子一样地敲打着我的脑袋。那声音让我吃不下、睡不着,就是因为她老在旁边唠叨。我不想伤害她,但想干点什么事。我快疯了,你懂吗?”另一位说,当他看到妻子时,觉得自己“如果我不挥一拳什么的,会觉得自己是什么事都干不了的废物。”
对妻子动粗当然不是表现忧郁感受的好方法,但这种症状通常与忧郁有紧密的关联。其他许多冲突、伤害行为,多少都是男性忧郁症的征兆。在大多数西方社会里,示弱被认为是娘娘腔的行为,男性不可以示弱,这使他们不能哭,不能表现出失态的恐惧与焦虑。虐妻者认为打老婆是证明自己存在的唯一方法,他们居然毫不怀疑地相信,内心之苦就是对行动的召唤,若有情绪而无行动就不算男人。不幸的是,有相当多举止粗暴的男性没有接受抗忧郁的治疗。如果说女性的忧郁之所以会恶化,是因为她们无法像自己期望的那般快乐,那么,男性的忧郁之所以会恶化,则是因为他们无法像自己期望的那般勇敢。大多数暴力行为都是一种胆怯的形式,而有些胆怯之举正是忧郁的症状。我现在才知道:以前我很害怕羊肉,那是一种胆怯的情绪在作怪。
在忧郁症第一次发作时,我曾有过好几段暴力时期,由于之前从没有过暴力的举止,我一直怀疑这段时期和忧郁有关,是忧郁的表现之一,也说不定是我服的抗郁剂所致。小时候,除了我弟弟之外,我很少打别人,而且大概十二岁以后就再没打过他。三十多岁后的某一天,我莫名其妙愤怒起来,心中开始想着各种杀人的画面,最后把女朋友家里有我的相片的镜框打破好几块,将铁锤扔在玻璃渣中拂袖而去,才消去怒气。一年后,我和一位交往多年友谊深厚的同性朋友发生激烈争吵,他让我受伤颇深,觉得自己被欺骗了。当时我已在某种忧郁状态中,我暴跳如雷,用从未有过的暴力行为攻击他,拉他去撞墙,不停地殴打他,打断了他的下巴和鼻子。他后来因为失血过多而住院治疗。我永远忘不了他的颌骨在我拳下碎裂的感觉。当别人提起我攻击他的可怕景象时,我的回答几乎和虐妻者对我说的话一模一样:我觉得自己好像消失了,而藏在脑中深处最原始的冲动告诉我,暴力是证明我存在的唯一方法。我对所做的事懊悔万分,但是,虽然一部分的我对朋友所受的苦而深深抱愧,另一部分的我却不对这件事有一丝后悔,因为我真的相信,若不这么做,我会完全疯掉——这个看法,那位朋友(我们依然很要好)后来也接受了。他精神的暴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