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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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大屠杀，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中国的独裁政体从列宁主义借得威力，但总能保持不引人注目。如国府军队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底至三月间以几天时间屠杀了尚难确知的在台北示威的台籍人，当时并没有多少美国人在场，也就未将此事宣告世人。中共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间为巩固势力处决了上百万的人，都是零星逐步进行，未被外界新闻报导。要等到四十年后，电子时代才追上中国统治者这种过了时的“不听话就杀头”的作风。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广场的事传出去后，震撼丁全世界。
立场强硬的爱国主义者虽然口口声声说，中国内部发生的事与外人无干，这种民族主义信条却已丧失其效力了。八〇年代末的情况是，电视靠着人造卫星接力而环绕住整个地球村，培养了空前广大的电视新闻观众群。正好苏联共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于当年五月间到北京来参加高峰会议，世界各国电视台的主播及其新闻工作小组都来到北京报导此事。
这些人却发现，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成了彩色绩纷的露营区。数千名学生和其它和平示威者，为争取政治改革与人民参政权的民主运动，五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广场上扎营。有些时日中，响应活动的人将近百万。在全世界的注目下，有二、三千名学生开始绝食抗议。但是年老的共党领导人不为所动，不但拒绝与示威者谈判，反而召来了解放军。军队迟疑了许久，终于在六月四日开火，打死的无武装示威者——按官方统计——有二百人，也许不止于此，打伤了上千的人。
此一举，恰如一九〇五年俄国罗曼诺夫沙皇的“血腥星期五”屠杀无武装示威者，使主政者丧失了城市民心与知识分子菁英的支持。不过，中共领导人对乡下的人民却很有把握。共党领导人先痛斥民运是企图制造混乱、毁灭共产党的颠覆阴谋，继而开始追捕所有与六四事件有关联的人。结果是审讯、学生下狱、工人领袖被处决、学界遭受低程度的恐怖主义对待。共党的专制政体觉得受到要求决策多元化的威胁，为了自救，便牺牲了想要参与政治的那些人。再一次地，中国抵挡不住落后的旧风。随后两年中的压制行动，使公开的异议归于沉寂。怎会如此呢？
第一个因素是，潜在的异议分子欠缺私产、合法人权、独立地位。人们以前取自家庭的支持、必需品、居住空间、人的接触、出游许可，现在全靠工作单位给予。学生争取到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后，仍是党国机器的所属物，必须靠服从的表现与关系开展前途。他们根深蒂固的顺从权威的心理，即是他们的一个问题所在。
第二个因素是他们的思想之中固有的。多少世纪以来，中国的经典教育就培养了对于纯粹大公无私原则的信仰，丝毫不容私人利益的妥协余地。墨子刻（1988）曾将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一些“崇高目标”概述如下：“一个没有任何不公平、自私的谋财的经济体系，一个重要领导决策不受私利影响的政治体制，一个与两大超强国同等的国际地位，一个没有众说纷纭、一切道德与现实真理都汇于一统的知识生活，一个没有压迫、虚假、自私的文明，一个人人各得其所的社会。”
天安门事件的观察者评论学生们的私人需求与其公开声明之间的差距，也是以这种崇高理念为依据。学生们需要的是好一点的衣食、大一点的居住空间、多一些可读的书、多一点以口与笔表达意见的机会。但是这些是自私的需求，如果公然提出来，会显得可耻而不识大体。因此，他们公开的声明都只涉及抽象意念——民主、自由、道德（反贪污）、公正（反偏私）、国家荣誉（反对外国侮辱）。学生们若是实话直说，是得不到知识上的认可的。甚至到了实际谈判的时候，他们也提不出具体的要求。
相反的，如艾士里克和杰弗瑞。瓦瑟史托隆（Jeffey N。Wasserstrom）指出（见Wasserstrom ＆ Perry；1992），要理解天安门示威运动，最好能从中国传统仪式与戏剧表演的观点来看。示威者在大庭广众的面前结队而行、举标语、喊口号、团结一致，宣告了他们表达不满的决心，同时却重申对现行政府的忠诚。事实上，他们是在利用街头剧场向当局陈情请愿，没有要质疑其权威的意思。
然而，示威的行动却做得矛盾含糊。习惯搞官方运动的学生们，照例挑起大众情绪来攻击指定为目标的恶行。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行动表现的是彻底的无私，示威的人打算为公众利益而殉身。在年老的共党领导人看来，此种争民主的运动却是在抨击统治者垄断权力。因此必须先发制人摧毁民运，以免自己被民运摧毁。其权威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我们从这儿看见的是理学名教遗留传统的破产。儒家的自制自律也许继续造就可从事公职公务的上选人才，同时却抑止有关独裁权威原由与合法性的政治推理。一个文明社会必须的一点适度的多元性，虽然已是伸手可及了，却被人避之唯恐不及。
后记
前面的章节想要传达的是怎样的一种中国形象？这些章节对于中国的未来又有什么暗示意义呢？以下是我自己就政治脉络做的推断。
一开始，乃是中国最古的夏、商、周三代国家社会（stateandsociety）的君主拥有而且据称也行使的权力，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当时生活的所有层面似乎都已政治化了，也就是说，都与君主有关，在君主怀着戒备的监视之下。
接下去吸引我兴趣的，是汉代的掌权者学会怎样培训、挑选、配合那些致力于正统儒家理想及仪式的读书士人。掌权者也发现借着确立官方意识型态而任用官僚的办法。到了公元第七世纪，隋唐两代不但重建大一统的帝国，而且开始利用考试制度选拔公职人才，从而削弱了贵冑家族的控制权。最后，宋代让奉行理学名教的地方士绅或士大夫阶级管理地方上的事务。
尽管历史学者往往会忽略，一般都称赞理学思想整理出来的秩序是礼教制服混乱的大成就。儒家注重君臣子民行止合礼，证明思想灌输和端庄的举止都有助于维持文明社会的形象。独裁统治的事实隐含在儒家的治国逻辑（或可说治国迷思）之中，依此逻辑，统治者的崇高行为可激发他人的仿效与衷心顺服。理学发展高峰的明代，理学秩序划定了自己的界限，只求保障农民、收税者、统治菁英阶级的安全，不大顾及外在世界。
一六四四年起满族入关建立清朝，外族的军事控制作风也纳入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系统。汉族中国与满、蒙的共生关系肯定了理学思想的秩序，并使这种秩序更臻于完美。中国的农业游牧官僚体制，与当时西方国家发展中的工业军事体制是迥然不同的。
这种差异，乃是礼教中国与西方平等交往的一个障碍。例如，皇帝在理论上拥有无上权威，是帝国架构中的拱顶石。但是，皇帝的中央权威从一开始就启发了许多自我管理的、自立的社会团体形成。结果，中国上下听命于一个理论上独揽最终权威的至高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权威事实上却笼罩不到地方的活动领域。以清朝皇帝君临的版图之大而言，他实在是位诸事不管的统治主。大清皇上理直气壮地消灭了所有的乱民、叛党、谋篡者之后，却几乎从不在国民生活领域里现身。地方士绅和农民凡事只靠自己打点，仅在紧急状况出现时需要请示朝廷。
地方舞台不给中央政府施展机会，关键因素在于礼仪和意识型态。上层阶级的生活以科举考试为重心，即便得第做官的人极少，科考制度却是肯定理学名教的。理学的理想是要训诫百姓黎民服从，教导士人菁英成为以地方事务为己任的自发领袖。军人屯田自行给养、地方士绅经纪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管理的工商行会制约自己的经济生涯、准备应考的举子在书院里自修，无一不深受理学观点的影响，也就是敬祖、忠君、尽本分、守规范的观点。
中国社会的统一而自我约制的特性，也可以归因于一项地理事实——古代中国的腹地在海上来的变量影响可及的范围之外。关外游牧民族的武力和治理才能成为中国的固定一分子以来，始终不得往航海的路上发展。到了满清时，陆上来的外邦接触问题，大致都平定安抚下来。航海防衔、远洋商贸、海军武力方面的问题却不然了。
理学名教的社会与晚明清朝帝国的弱点在于，历史悠久的独裁体制一直固守着对于所有人、著作、思想、礼仪、军事行动的最终督导控制权，同时却未发展出能够容忍多样化、异议、少数人的观点、相抗的政策等等的制度系统。思想行为一致的堂皇外表虽然支配着一切，其实却是空洞的。在这空洞外表与日常生活事实之间是一片真空，这片真空中原本应该有一些为近代多元主义所做的准备。凡事只容许一个正确标准，便是否决其它可行可信甚而已经普遍存在的想法，否决多元性。层峰武断主张的政策一元化，否认了地方上便通权宜的多元性。
另一个伪装成伟大功业的缺憾是：人口的大量增加。本来中国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六八〇年以后人口暴增更造成大得不利于运作的社会，其中的教育识字、卫生、粮食供给、地方司法、治安都是严重问题。十九世纪的清政府脚步根本追不上难题的衍生。
近代化变迁带给大多数民族的正负面影响也许是等量齐观的。中国却因为追求现代化起步太迟，未蒙其利便已受其害。如果清朝皇帝在一七九三年就接受了马戛尔尼带来的英王乔治三世的要求，在那时候加入了单一民族国家的贸易世界，中国的现代化原可与日本不相上下。然而，清朝反应迟缓，结果便是一个世纪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到了二十世纪初才对海上来的接触有所响应。这并不是改换一个朝代就能完事的，农业与官僚的结构得要商业化——以完成自明代便已展开的变化过程。但是这还不足以担保发展进步，首先必须让近代科学知识取理学思想的地位而代之。这种改变造成的是以出国深造专长为目标的新型读书人。
然而，人们追求统一团结的新政府，成就的显而易见却是中国传统的延续。不分改革派或革命派，人人认为经济成长应该按某种形态的“社会主义”受中央政府控制。列宁主义的极权主张延续了帝制独裁的主张。理学教条的绝对真理地位，被同样绝对而总括的马列思想取代。帝制时代的统治阶级包括内廷掌权者、外廷官僚、地方管理中的乡绅士人。在共产党当政时代，统治阶级改换为党领导人与中央委员会、遍布于政府机关的受过思想灌输的党员、地方干部。新的共产党秩序与旧的帝制秩序非常相符，以致继皇帝之位的毛泽东既能掌握独裁权，同时又能以革命者的姿态带领群众参与政治。
毛唤起干部做积极的自我批评，以及他未能办到的促使地方靠自己筹资发展，两种策略都呼应了明太祖的政风。朱洪武治理地方靠的是里甲劳役与保甲连坐，毛用的则是自我警察式的街道委员会和总揽全权的“单位”。邓小平时代以政府监督商业性活动，如共党之倚重国营企业，也类似清政府利用行商从事经纪与合法的垄断。至于精确的成本会计和律师办理的契约业务，比起其它与古制古风有连续性的政策，只算是一些浮面的新奇装饰。
另一个与中央权威衰微再重生一同发生的要素是军事化的过程。到十九世纪晚期，借着军事垄断、电报、铁路、轮船的助威，政府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可以更迅速而广泛地奏效。二十世纪的科技使政府能够无所不在，极权体制也因此成为可能。
在现代化过程的昏乱之中，追求文明社会的一番努力又有如何的遭遇呢？这种追求起于现代化带来的专业化，以及专业化导致的专精者在各自领域中的自主。例如，在工程、航空、化学、现代医学等行业中，不可能由政治核心来操控其科技。政治控制的企图遭遇专门知识的障碍时，很难置之不理而续往前进。新兴的科学工技，意味着到处是小撮自主的政治体制。因此，正统思想信仰有其局限，多样化可能由此而生。
令中国独裁政治的继承者深感棘手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但要专业自主，而且要外国知识界似乎当然一定享有的多元性。中国的思想向来是本土滋长的，或是将外来者中国化的，如今却伸展到中共政府的控制力之外；现今的学者读书人之中，有极多人可以投入世界学界活动。
再说中共的经济成长，外界观察者和许多中国人不约而同认为，不可能在没有更大程度民众参与政治的情况下进展到多么远。这两方面的成长，以及其它许多要素，都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少的。以中国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