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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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三年，白莲教支派的八卦教在华北一个县里起兵，后来更直攻紫禁城，但此一支很快就被消灭。韩书瑞（1976）认为，这次事件前后共有七万人丧命。
这些农民造反似乎是十九世纪初叶的不祥之兆，事实上，中国的海事关系正有同等不祥的情势在发生。这边的坏消息也来自中国人而非外国人，是蔑视明朝与清初禁令而往海外跑的中国人。简言之，中国人有一个被忽略的边沿部分——我们称之为沿海中国（Maritime China）——正要变成中国历史上的一股重要势力。
沿海中国：海外华侨的起源
沿海中国与大陆区中国（Continental China）悬殊差别之大，几乎不亚于中国与内亚细亚相异的程度。受过正统四书五经教育的史官专注于朝廷大事，几乎没人到过海上。中国的航海者也不写回忆录。因为海上和边境大草原不同，那儿没有争夺统治权的对手藏着。海洋在中国历史上占的分量极小，其实从一开始，中国生活就含有靠海的这一部分，与内亚细亚边疆的那一部分大致等量，但性质相反。
我们从中国境内走近海边，就会遇上一种叫作季风的重要地理事实，这是夏天从赤道地带向北吹，冬天向南吹的一种季节风。这些季风之稳定可测，远比华北农业仰赖的雨水可靠。因此，早在有文字历史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航海便已发展，台湾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遣址足资证明。因为有季风之
故，即便间或有台风袭击，从台湾往返海上并不艰难。
几千年后，由于海上运输可靠，促成秦汉时期将广州一带与越南北部纳入版图。如果只循河流的驳船航道和相关联的陆上运输路线，从内陆南下到此，即便能够到达，也不可能带着足以夺取主权的兵力一起来。在那么古的时候能将势力延伸到中国的最南端，非得有充分沿岸航行经验与设备不可。广州出土的汉代墓葬用的船只模型是很具说服力的证据，船身中央有艉柱舵，这项航海科技的关键性发明要到一千年后才在欧洲出现。由此可知中国极早便有精密的航海技术了。
中国既然那么早就精于海上航行，最初在中国东南地区港口活动的远程国际贸易商却是阿拉伯人，似乎颇奇怪。其实，自伊斯兰教于第七世纪在阿拉伯创立以后，穆斯林航海者与侵略者便向四面八方扩张出去。中古欧洲人不久也体会了这件事实。
读世界史忽略了伊斯兰教这一章的人应该记住，这个宗教是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六二二年在麦地那所创。其信徒叫作穆斯林（MuSlim），信奉唯一真主阿拉和穆罕默德训示的《可兰经》，相信命运由真主注定与死后复活。穆斯林必须严守每曰五次祈祷的清规，一生至穆罕默德出生地麦加朝圣一次，并且准备对异教徒展开圣战。宗教信仰加上阿拉伯人的贸易航海技术，促使阿拉伯人往东方与西方流动扩张。
穆斯林势力不久就征服了叙利亚、波斯、伊拉克、埃及。虽然有反抗与内战，穆斯林大军占领了北非和西班牙，继而入侵法国南部，至公元七三二年才被击溃。同时，往东进的穆斯林势力占领了阿富汗、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河下游谷地、中亚商贸城市布哈拉与撒马尔罕（二城均在乌兹别克）。比波动不断的战争与统治君主更重要的是，从巴格达到布哈拉的各个穆斯林城市都成为科学与艺术成就的中心。
到了第十世纪，穆斯林征服的各邦，将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与印度洋海上贸易串连，从此可将胡椒、豆蔻、肉桂等香料从东印度群岛的产地一直输送到亚历山大城的欧洲市场上。这桩后来刺激欧洲向远东扩张的香料贸易，到达中国的时间更早，也更容易。中国人与欧洲人一样需用香料来腌存食品。穆斯林与元代中国的广泛接触，陆路是从中亚经丝路而来，水路则是从沿海港口来。但是穆斯林世界中，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以及一些印度人，一同投入转移各邦势力消长之争，使得贸易途中变数增加。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中，大批中国的货运帆船便在沿岸已走熟的路线上，助长远程的穆斯林商贸在福建泉州（阿拉伯语叫作Zayton）等大港发展。
阿拉伯贸商先来到中国以后，中国帆船至少在第十世纪时已开始在中南半岛与东印度群岛的港口进行贸易。早在唐代以前，朝廷史书提及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文字就愈来愈多。等到郑和于一四〇五至一四三二年间出使远征的时候，中国的贸易商品已在东南亚与南亚各地甚至非洲东岸找到市场（见地图52）。一五八九年所载的二十多个向明朝进贡的小国，大致都是两条贸易航道上常到的停靠港，分布于马来西亚海岸至马六甲海峡的航线，以及经菲律宾与苏禄（Sulu）岛国至东印度群岛的航线。
中国贸易商当然就会在这些贸易港找定代理人或联络对象，逗留此地的人形成的华侨社区也就开始成长。到一八一八年，马来半岛的利革、巴达尼、宋格拉、丁加奴、彭亨、柔佛等停靠港，都在中国政府文献中以比较实际的用词登录为“未进贡的贸易国”，也就是指这些地方常有中国商人往返，但并不向北京纳贡。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于十六世纪侵入东亚的时候，中国早已在此奠定广泛贸易圈的活动。
王赓武（Wang GungWu，1991）提醒我们，中国人居留国外的社群并不在中国官方管辖之下。对于华侨移民，中国朝廷不予鼓励支持，甚至不赞同。在中国境内，士大夫阶级不让商人阶级次文化像在十六世纪日本和欧洲那样成长。到了东南亚外邦，中国人感受到很不同于国内的地域性、官方
的、社会的限制。他们通常可以积聚资本，变成有自己一套生活方式的风险企业家。在英国、荷兰、法国的殖民区（缅甸、马来西亚、东印度群岛、中南半岛）里，他们的家族企业依欧洲法律行事，大感便利。在曼谷和马尼拉，他们更藉通婚进入当地望族阶级。在外邦，做善事和摆阔式的消费并不如在中国境内那么管用。反而发展经济比较受当地君主的重视。
东南亚华侨的社会地位与功能，颇能令人忆起祖国士大夫阶级。因为他们在侨居地也成为介于欧洲来的统治阶级与当地村民之间的阶层。华侨变成帮忙收税以及维修渡船与桥梁、主办市集等地方服务的中间人了。在殖民地社区里，他们通常都是一种安定力，人数少故不至于夺权，对于提供服务与经营本地商贸的获利则十分在乎。
华侨在马尼拉的角色是很好的教材。西班牙人于一五六〇年大军进入菲律宾，开始以基督教教义与大农庄菲律宾劳工为基础建立殖民地。此时西班牙人发现，明朝禁止海上贸易的规定已无效，与中国沿岸海盗有关联的日本海上探险剧增，都构成了威胁。明朝不准中国人从事海上贸易的禁令早已是空有其文，后于一五六七年解禁。西班牙人开始在马尼拉建设首府的时候，当地的中国人约有一百五十个。到了一六〇〇年，共有二万五千人，住在马尼拉一个另外划出来专供他们居住的区域之中（改奉基督教的中国人就不被制定居住此区）。华侨的两种社群从此便开始发展，一个是在华人都市内经营所有商店手艺的华商群，另一个是华侨与菲律宾人的混血儿基督教徒群，这一支日后即成为有华人血统的菲律宾领袖阶级。
华侨大都创组一些兄弟会或秘密结社，以便保护自身的利益。同时也组行会同乡会，里面设有关帝庙和天后宫。华侨贸易业并不是用具有投资及经营海外交易的大型公司来操控，他们用来载货的牢固而耐风浪的帆船都是私有的，载运的货也多属个人财物或家族商号的东西。有许多华侨很快就把当时的欧洲式经商技术搞得很精熟。
时日久长，海外华人贸商形成了“沿海中国”的活跃外围。沿海中国抗衡的，是明清两代以土地为基础、以农业为重心的作风。从更早以前，这儿的人就看惯了中国内陆河流运输在港市口岸和华侨那边来的船只相会。莱纳德·卜鲁斯（Leonard Blusse，1986）指出，尽管朝廷禁止海外贸易，在明朝与清初，每年约有一百艘大型中国帆船进行对东南亚的贸易。只要机会许可，这些船只都可以扩张到国际商业的范围。它们以福建的厦门为沿岸的主要货物集散地，这儿与广州和福州不同，这儿不是官方设置商船运输监督所的地方。
欧洲贸易公司与广东贸易
与欧洲之间的海上贸易加快了沿海中国成长的速度。英国人与荷兰人在大约一六〇〇年前后成立的东印度公司，是势力雄厚的法入团体，以合股投资者累积资本，而且分别由其国王授权垄断贸易并治理国境以外的领土。这种极强势的商业扩张工具，开辟出英属印度与荷属东印度群岛。英国对中国发展的大宗贸易，中国输出品包括茶、丝绸、瓷器，输入品包括白银、羊毛织品，以及后来从印度来的鸦片。起初是循固定路线，用中国帆船贸易业的人领航。国际商业活动中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形成一个以贸易为核心的社群，也变成近代第一个中西交会点。
虽然厦门是中国对东南亚贸易的主要中心，位置也在海岸上，一七五九年以后却是广州被定为对欧洲人开放的唯一港口。西方人所知的广州贸易（Canton trade），是按典型中国式的行事方法进行的：政府委托一些中国商家来担任监督外商的经纪人。每一艘西方货船由一家中国商行负责，作用形同担保商。这些担保商人组成行会，叫作公行（Cohong），全都听命于皇帝钦派的广东区海关总监。这个官职通常是北京内廷的内务府的旗人出任，外国人称他们为Hoppo。公行和总监便负责征收外商输入货品的关税，尤其要对其输出的茶和丝绸课税。
英国东印度公司于一八三四年丧失其独占对中国大宗贸易的“皇家”地位，在此以前东印度公司一直配合广州贸易的特有方式。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派来的押运人员，在十至二月的贸易季里，住在广州首府外江边的英国商馆。过着阔气的生活。四至九月的淡季里，转至澳门的葡萄牙租界休假。
由于海关监督向来惯于压榨行商，向他们勒索规费，行商经常会拿不出钱来买茶丝等装载东印度公司船只的货。按契约行商必须供货，不买货就是对英国人负债。海关追讨税费使这些有执照的公行一直负债，甚而破产，又引起英国人抱怨公行专办贸易的效果不佳。短缺购买茶丝货回英国的资金，成了东印度公司的长期困扰。
中外贸易行为中的另一个要素是，十六、七世纪持续不断的白银输入，其来源以日本与美洲为主。据估计，每年约有价值一千万美元的白银流人中国国内贸易。这种大量流入的情形导致物价上涨、铸币量增加、商业更趋活络。然而，十七世纪中期时，日本、西班牙、中国发生的事情引发了有
些人称之为“十七世纪危机”的结果，使中国白银进口减少。其影响极惨重，物价全体因而骤跌。中国便是这样在没真正参与之前就被拉入了国际贸易界。
帝制中国晚期的外贸居于从属地位，却是重要角色，除了进口白银，也刺激了出口货品的生产。据一项统计，一七五九年以后的东印度公司高峰期内，该公司收购的中国茶叶占送上市场总量的七分之一。一七八四年的“减刑法案”扫除了走私茶叶到英国市场的欧洲私货业者，东印度公司没有了竞争对手，英国自己的税律也降低，更是其业务的大好时光。
统治印度至一八五八年为止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于一七九三年派了一个外交使节团来中国。这件事算是日后发展的一个兆头。该团由马戛尔尼（Lord Gee Macartney）带领，随行一百人中包括科学技师和画家等，搭乘有六十六门炮的军舰，另有两船满载英国制造业技术的成品。清朝指此为“英国贡使”。工业革命这时候正势不可当地发展，衰老的乾隆皇帝却毫无所闻。英国要求在公布税制的情况下放宽贸易限制，并要求在北京设外交机构，这些都是邀请中国加入刚诞生的近代世界的行动。清廷礼貌而自大地全部予以拒绝。二十三年后，阿美士特勋爵（Lord Amherst）带领的使臣团却遭到无礼的对待而被斥回。这时候，英国和英属印度已经在开放中国的国际贸易门户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了。很不幸，清朝对于东南沿海的活动漠不关心，也不了解不久就得应对的外在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朝廷关注的是，维持在境内与在沿海内陆边境的统治权威。十九世纪初叶时，广州正有纷扰蕴酿之时，内亚细亚却爆发了争夺中国边境外族统治权的兵乱。
新疆回乱，一八二六——一八三五
贸商从新疆古代丝路上的绿洲城市出发后，需越过帕米尔，尤其是喀什噶尔与葱岭以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