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刀锋:剖解影响中国历史的11个关键人物-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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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则是一直遭到后人非议的坑儒事件。
其实，嬴政所杀，是他在追求长生不死过程中那些欺骗了他的方术之士。为了泄愤，他大搞逼供信，结果株连了四百六十人之多。秦始皇一怒之下，将他们全部坑杀。对此，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中写道：“焚书是初统一时的政治使命，坑儒则不过始皇个人的发脾气而已。”然而，方士与儒生并无明确区分，他们往往身兼二职，儒生就是方士，方士就是儒生。方士儒生们虽没有多大的本事，但制造舆论、摇唇鼓舌、在白纸上涂写黑字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嬴政胆敢与他们作对，也就注定了在中国的长河中不会有什么好的形象与口碑。千古留名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流芳，一种是遗臭。秦始皇当然渴望流芳，却被儒生们给断送了，只落得个永久的骂名。
一把焚书的冲天大火，一场坑杀方士儒生的残忍行径，不仅使秦王朝的暴政发展到极致，也使中上层统治人士离心离德，更使得嬴政丧失了民心，于是，一统中国后的秦王朝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础。
做了这一切，嬴政似乎还兴犹未尽。秦国灭了六国，似乎并没有容纳天下的地盘，那天之涯海之角、那天边的尽头到底在哪儿？得将它们全部纳入囊中才是。于是，秦始皇又开始南征北伐了。
平定百越，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南征虽然艰难，但总算是大功告成了。
可讨伐匈奴却不是那么顺利。公元前215年，燕人卢生奉命寻仙归来，献上一本所谓的仙书，其中有一句写道：“亡秦者胡也。”这胡，不就是匈奴么？朕正想出击消灭胡人呢，他们还胆敢亡秦？真是太自不量力了！于是，嬴政派遣秦国名将之后蒙恬统率三十万精兵进攻匈奴。大军所至，匈奴望风而逃，很快就占领了河套地区，设置九原郡。但是，这场征战只是将匈奴赶到了无迹可寻的大漠深处，并未将他们消灭与征服。虽然胜利了，可那些剽悍的匈奴骑兵来去如风，行动诡秘，谁晓得他们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突袭南下，劫我大秦之国呢？看来，只有修筑一道西起高山东至大海的巍峨而绵延的长城，将他们拒之门外，才能抵御那防不胜防的侵袭掠夺，才能躲在“家”中睡睡安稳觉，才能保住大秦不亡。
长城对中华民族的影响这些年谈得够多的了，我只想说，修筑长城，是嬴政变异心态的一种外在物化反映。秦始皇的扩张，是以内敛为基础的。他通过超越自卑的方式达到唯我独尊的顶峰，而内心深处，却十分孤独。他没有一个亲密的朋友，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亲人，没有一个可以托付的大臣，他无法与他人交流、对话。一些念头想法、喜怒哀乐只有埋在心中，独自一人咀嚼。越孤独就越没有依靠，越没有依靠就越是害怕。其实，秦始皇一直处于外强中干的状态之中。他害怕刺客，害怕别人议论他，害怕别人瞧不起他，害怕突如其来的惊扰，害怕死亡……一旦他的目的无法达到之时，他就在心底害怕了，就想退缩了。修筑长城，是他心态由外向征服转向内在收敛的一个转折与象征。对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秦始皇虽以一世之雄，并吞六国，统一中原。然彼自度扫大漠而灭匈奴，有所未能也，而设边戍以防飘忽无定之游骑，又有不胜其烦也，为一劳永逸之计，莫善于设长城以御之。”
秦始皇的心态在收敛，而个人行动似乎还在外延。
公元前220年，也就是秦国统一六国的第二年，嬴政就开始远途巡游。其目的不外乎巡视郡县、游山玩水、挥霍享受、宣扬“皇威”。每到一地，他就要刻石立碑歌功颂德，还长途跑到泰山去“封禅”。而这些，都被后来的封建帝王模仿得唯妙唯肖，民间不知流传着多少某某皇帝下江南，某某皇帝微服私访之类大同小异的故事。每代帝王，都要为自己立碑颂德，而千秋功过总是要由后人来予以评说的，于是，最聪明者如武则天就为自己立了一块无字碑，以其独一无二的姿态凸现在后人眼中。而跑到泰山去封禅，将这一融宗教与政治活动为一体的玩意儿搞得有声有色的后代皇帝，就更是层出不穷了，并日渐地形成了一种心态与“共识”：若是不登临泰山之巅装模作样地表演一番，就无法显示皇位承续之正统。
秦始皇一共有过五次巡行。
在外人眼里，他日理万机，像一台“永动机”般似乎有着永远挥洒不完的精力。在他亲政后的年月里，日常的琐碎小事就不说了，仅仅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该是干出了多少件啊！他仿佛真的不是普通凡人，而是一个超人，或者说就是一头怪物。其实，正是那超越自卑、超越常人、建立永恒的目标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支撑着他的躯体。他是在透支着自己的生命！只有他本人才知道，这些年，他可真是耗心尽力呵！现在，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疲累，还有衰老，死亡的阴影一天浓似一天怎么也挥之不去。
他的内心深处，不知不觉地生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悲哀，连北方的匈奴都无法消灭，遑论征服死亡？于是，他想到了死。是的，他似乎明白了，皇帝并非神，哪怕他再高贵、再伟大，总有一天也会死的。而在外表，他依然保持着崇高的威严，谁也无法知道他内心的真实活动。
公元前211年，一块陨石从天外飞来，落于东郡。早就被秦始皇的苦役徭役、横征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百姓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就在这块陨石上刻了一行字：“始皇帝死而地分。”嬴政自然又是大怒，下令将附近的所有居民统统杀掉。
百姓的鲜血干了，可陨石上的字迹却深深地刻印在秦始皇脑海里，日夜折磨着他那颗孤独而衰老的心灵。难道说，人世间真的有什么命运吗？难道真的自己马上就要死了，死了后秦国就会完蛋就会回到过去的分封制去？是否能够化解命运逢凶变吉呢？“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
既然出游可得吉利，那么，就趁着身体残剩的强健，到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再去转转走走吧。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又开始了他的第五次、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巡游。这一年，他整整五十岁。
他带着左丞相李斯、少子胡亥及近侍赵高等一道前往。出武关，沿丹水、汉水至云梦，顺长江东下上会稽山祭祀大禹并刻石留念，又渡江至琅邪。
在这里他遇到了第二次巡行时派往东海寻仙求药的徐市。九年了，徐市并未寻到什么长生不死之药，更没遇到什么神仙上帝。可是，他的花言巧语又一次欺骗、蒙蔽了秦始皇，他说仙人仙药都有，就在大海的一座仙岛上，而他们每次上岛的行动却被一条大鲛鱼破坏了，也就一直没有抵达该岛。徐市一席话，又激发了嬴政那已然衰老的心灵中的最后一股英雄豪气，在芝罘，他亲操弓弩，射杀了一条大鲸鱼。这一操弓射箭的威武之举，恐怕就是嬴政人生的最后一抹回光返照的夕阳了。然而，他还在挣扎，还对徐市、对神仙、对长生不死抱有一丝幻想，既然海中巨怪已被我——人间神灵秦始皇射杀了，那么，再就没有什么妖怪可以阻挠寻仙采药的计划了。于是，他令徐市带领三千名童男童女及各类工匠一干人等，入海寻仙求药……
兜了一个大大的圈子，秦始皇就取道临淄开始西返咸阳了。行至平原津，不知怎么突然就病倒了。他的生命之烛已经快燃完了，只剩下最后一点黯淡之光在隐约闪烁了。可是，群臣知道他怕死，忌讳死，皆“莫敢言死事”。皇帝的仪仗随从队伍并未因他生病而停止前行，嬴政神志模糊地躺在颠颠簸簸的銮辇内，隐隐约约听见了一阵童稚的歌声，这是一首后来见之于《太平御览》八六引《异苑》的童谣：
秦始皇，何奄僵？
开吾户，据吾床；
饮吾酒，唾吾浆；
餐吾饭，以为粮；
张吾弓，射东墙，
前至沙丘当灭亡！
嬴政知道童谣的灵验，他自己躲不过一死，他不想反抗了，也反抗不了，他明白了人力抗拒不了命运。于是，生命中的好些东西，于临死的一瞬间似乎全部彻悟了。一旦彻悟，他就在一阵难抑的狂喜中抖落掉人世的最后一道束缚，悄然闭上了双眼。与吕不韦相似的是，嬴政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做了就做了，从来就没有过半点后悔；但吕不韦死前带着深深的遗憾与惆怅，在这一点上，嬴政似乎超越了自己的生父，他平静地闭上了双眼，显得没有半点遗憾。
嬴政于赵国呱呱坠地，开始了生命的鲜活与成长；在生命的旅途中，与他一同走出赵国的太子丹派遣的“替身”荆轲让他感到了刻骨铭心的死亡恐惧；最后，他又在赵国的沙丘平台走完了既短暂又漫长的人生。
此后的华夏，某些方面总是循着秦始皇所设计的一些“轨道”与模式，在夕阳的晚风中老牛拉破车似的晃悠悠而慢吞吞地向前行进着。而另外一些方面，与他的设想则完全背道而驰：他想长生不死，却只活了五十岁；他将全国天下的兵器“聚之咸阳”，全部销毁铸成十二个高大的铜人，想以此消灭战争永享太平，可他刚刚死去，尸骨未寒，中国上第一次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他想嬴氏子孙永坐江山传之万世，可二世都还没有传完，嬴氏家族就被踢下了政治舞台；他想焚尽天下之书，可这文明的积淀与结晶——书籍却越来越多；他想修筑长城抵御匈奴一劳永逸，而长城却并未起到真正的防御作用，长城脚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场像模像样的争夺战，少数民族总是能够绕开它一次又一次地侵扰华夏入主中原；他想流芳千古，结果却落了个万世骂名……
秦始皇在提前透支自己生命的同时，也透支了秦国的生命，如果不是他，秦国断不会消亡得如此迅速，延至与商周相同长达几百年的命运并非没有可能，然而，它却像一颗流星转瞬即逝了；同样地，他那至高无上的唯我独尊、那变态乖张的残暴性格、那空前专制的集权统治也提前透支了中华民族的青春、激情与活力，使得我们的祖先过早地成熟、过早地疲惫、过早地衰老、过早地变得故步自封了。
一位仅仅活了五十岁的个体生命，一个存在只有十五年的短命王朝，却如此巨大地影响、改变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古代，这不能不说是人类上一个罕见的奇迹。
流氓皇帝的烙印 一
流氓原指无业游民。因无正当职业，而又要生存于世并时常做出一些比他人活得更自在更快活更潇洒的样子，只有使出放刁、撒泼、耍赖等手段达到目的。于是，流氓的意义也就引申开来，与不务正业、为非作歹、恶劣下流画上了等号。
汉高祖刘邦年轻时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这种习性一旦打上，就浸润到他的血肉之中，后来虽然当了皇帝，贵为“天子”，却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易”，一不留神就露出一副流氓的嘴脸。终其一生，刘邦似乎都在“流氓”的轨道上一以贯之地滑行着未能改弦更辙。而最要命的，则是“上行下效”的传统使得这种“流氓之气”在民族的上空扩散开来，渗入的土壤。
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为秦泗水郡沛县丰邑中阳里（今江苏丰县）人。因出身寒微，世代务农，家人连个正儿八经、像模像样的名字都没有。古时候对上了年纪的男子、妇人分别尊称为公与媪，兄弟排行的次序以孟、仲、季相列，于是，刘邦的父亲就叫刘太公，母亲叫刘媪，大哥早死，二哥叫刘仲，他是老三，理所当然地就叫了刘季。
刘邦家境贫穷，父母不可能送他上学识字念书，刘公刘媪这对老实巴交的农民可能压根儿就不会产生让自己的儿子读书的念头，读书又有什么用？中国农民最讲究实际了，只有务农种田、糊嘴度日才是生命之要义。也许是受不了务农的沉重与折磨，也许是认为这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没有出息，反正老三刘季从小就“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不种田，又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就整日游手好闲、东逛西窜。刘公刘媪自然是气得不行，对他又打又骂，办法使尽，可就是无法将他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