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功罪-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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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既已合作，就是革命的盟友，至于政见、信仰、策略诸方面的分歧，能容则容，不能容则可以讲清楚，有话好好说。诚如国民党中央主席汪精卫与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在两党关系剑拔弩张、猜忌日深时发表的《汪陈联合声明》所言：“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硬是说不清，问题无法解决，非要分开不可，无妨好合好散，好歹盟友一场，何必同室操戈。而且“容共”方式，共产党是客，国民党是主，如今“革命尚未成功”，哪有翻脸不认人，转过背捉了请来的客人操刀就杀的道理？这种仗势欺人、一阔脸就变的作派，比割据各地的军阀更加等而下之，活脱脱一副黑社会流氓的嘴脸。
蒋介石向共产党开刀，除了直接动用军队，上海帮会的三大头子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出力甚伟，尤其是镇压共产党控制的工人纠察队。这一段史实大量见诸各类文献，本文不再赘述。蒋介石早年曾拜黄金荣为先生，还投了门生帖子。一九二七年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再到上海，黄金荣退还了帖子，以示不敢收这样显赫的徒弟。二十年后，即一九四七年，当上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上门为黄金荣拜寿，仍跪行磕头大礼。当然不能说，此时的蒋介石仍是青洪帮中人，仍受帮会规矩的制约，但他将帮会的那一套习气带进了中国的政治，而且终其一生未曾改变。
海外一些学者，曾讽刺共产党赢了国民党不过是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意即共产党崇尚武力，以枪杆子征服天下，缺乏民意和道义的基础。其实这是国民党逼出来的，或者说，向国民党学来的。国民党的政权在先，难道它不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反倒是民主选举选出来的吗？它先是试图搞过一阵子“民主”的，随著刺杀宋教仁的一声枪响，认定这条道走不通，一咬牙拿起了枪杆子。建立黄埔军校，打军阀，打党内的反对派，打共产党，还迫不得已打了日本人。国民党从掌握政权到退出大陆，就没过过一天不拿枪打仗的日子。共产党以前并没有自己的武装，只是跟著国民党干，在国军中任几个职务而已，忽然有一天被赶了出去，挨了打，还不痛定思痛，拼死也要拉起一支自己的军队来？既然拉起了自己的军队，它又打赢了，活该你国民党拱手交出政权，尽管心里酸溜溜地不好受，也就怨不得人家“玩真家伙”了。这套玩法是你先弄出来的。
无论国民党怎样夸大共产党的力量，它最终还是低估了这个对手。历史证明，共产党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它强大的再生能力，似乎已经远不是某个普通的教门或者会党所能企及。我们应该另外找寻原因。
阿Ｑ心目中的革命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一年年底，北京《晨报》副刊开始连载鲁迅的小说《阿Ｑ正传》。这篇小说的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不必多说，我们只来看看，阿Ｑ心目中的革命，与中共在农村发动的革命是何其相似—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著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Ｑ！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Ｑ，饶命！』谁听他！”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
如果这只是小说，无妨笑笑便罢。然而几年以后，鲁迅笔下的革命果然出现。一九二七年，以轰轰烈烈的北伐为背景，湖南广大乡村闹起农会运动—
“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他花了三十二天的时间，深入农村实地考察，终于写出他的那篇著名文章。农民运动到底是“革命”还是“痞子运动”？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在当时引起过不小的争论，即连共产党内，也有相当多的人持反对态度，如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毛泽东慧眼独具，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契机，一边大呼“好得很”，一边提出了后来为共产党奉为圭臬的暴民理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样一场革命，由谁来充当主力？按照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及各国共产党的实践，当然是工人，以工人阶级为先锋队。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中国没有一支堪称强大、成熟的工人阶级队伍，要完成经典式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提出以农民为主力，进而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谓“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其实应该是唤起农民千百万。中国的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人数太少，与一呼百应的农民简直不成比例。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迫切性和坚定性，也不及农民，甚至不及知识份子。中共高层几乎没有工人出身的领袖人物。三十年代，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和直接指派，曾有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进入中共中央核心层，向、卢二人还担任过名义上的最高职：总书记，但这三个人最后都被捕叛变。
中国的农民人口基数庞大，其勤劳、节俭、忍耐、平和，为世所公认。但他们身上还有另一种品性，即阿Ｑ式的流氓无赖性。一旦激发，即可产生巨大的造反动力。农民中有非常优秀的个体，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我们要讨论的，是作为群体的农民，以阿Ｑ为形象代表的农民。我真不想在这里列举那些人性的弱点：狡诈、愚昧、麻木、自私、吝啬、狭隘、贪婪、萎琐……不想把这些都堆到农民身上，当做他们的特性。事实上，阿Ｑ只是一个文学形象，之所以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揭示了中国人的国民性。
唤起农民千百万
阿Ｑ群体的存在，使得中国式的革命有了强大的社会基础。毛泽东自己也出身农民，深知中国的农民具有的造反精神和造反传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朝代更替那样频繁，而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那么多的农民起来造反。中国的农民胆小怕事，这一点不假；但还有一点也不假，逼急了什么也敢干。“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官逼民反，揭竿而起，大伙儿啸聚成群，杀人越货，占山为王，“逼上梁山”当土匪当强盗，被民间称为义士、好汉。周恩来及一伙职业军人领导的南昌暴动失败了，而毛泽东发动的纯粹农民式的秋收暴动却取得了成功。毛泽东说：“群众运动，其实就是运动群众。”运动群众，尽可能地调动起群众（在战争年代主要是贫苦农民）的流氓性，以此来达到自己既定的政治目的，是毛泽东一生成功的重要秘诀。不单是对付武装的国民党，即使是和平年代对付党内的对手，他也运用了此一秘诀，如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刘少奇。此是后话。
当然，这些农民造反者，迟早要成为职业军人，成为数十万红军、百馀万八路军、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中坚骨干，成为像模像样的将领，正如历史上数不清的由造反起家、出身低微的帝王将相那样。不能说他们都是流氓，不能说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是流氓军队。事实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队纪律严密，与古今中外的任何一支军队相比都堪称“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唱到毛泽东的晚年。当然还要看是对谁。对一般穷苦百姓是“不拿一针一线”，对“土豪劣绅”就不能不犯了。红军时期，“打土豪”是赢取农民的政治口号，也是斗争的手段和目的，更是军费的直接来源。打一个“土豪”，就可以搞到几百、几千和上万的银元。这种以贫富划分阶级、敌我，以军力掠夺私人财产的行为，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土豪”层出不穷的今天显然是荒谬得不可思议的事，当年却是大张旗鼓的革命。
据《黄克诚自述》，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打进长沙，“为了筹款，曾把长沙城里的资本家、商人统统抓来，以杀头和烧房子相挟，迫其交出款来。结果，吓得那些资本家、商人纷纷逃离长沙。”黄克诚后为十大将之一，庐山会议时与彭德怀一道为人民的疾苦“鼓与呼”，而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成员。这样一个在党内“一贯右倾”的高级将领，晚年追忆其一生的革命经历，仍不认为当年的“筹款方式”有什么错，只是对筹到款后没有及时撤退被敌人反攻受到损失表示遗憾。
打土豪，不全是为了抢钱，还有“分田地”。北伐时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把它改成：“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把地主的田地分给广大的农民，红军才得到农民的拥护，农民才认为这是“咱们的队伍”，才会心甘情愿地为红军带路、放哨、通风报信、冒死送盐、掩护伤病员。地主土豪毕竟是少数，孤立和打击了少数人，赢得了多数穷人的支持，政治上是极为合算的，何况自己还有抢钱的经济利益。
中国的道义：土匪打土豪
从道义上讲，“劫富济贫”不仅合乎中国民间英雄好汉的作为，也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一致。抗日战争期间，为了统一战线，八路军不再打土豪。到了国共内战即“解放战争”时期，打土豪又以“土改”形式确定下来。凡占领一个地方，马上发动群众，进行阿Ｑ式的土改运动，“分田分地真忙”。当我们回首去看国共对决的那场战争，解放区的农民心甘情愿地冒著硝烟炮火，推车挑担支援前方的共军与国军作战，那样的场面真是激动人心。那种架式，国民党的江山岂能不丢？
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水浒》：“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这里有两个错误。一，劫生辰纲的是晁盖而非宋江；二，取之以后并没有归农民，是被好汉们私分了。毛泽东其实是以《水浒》对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作注解，合不合原著倒无所谓。共产党不仅仅是一伙梁山盗贼，并不是只知道劫别人的财富。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的自我牺牲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二一年正月，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就把父母去世遗留下来的田产全部分给了当地农民。一九四七年，身为地位书记的赵紫阳，也不能免其父亲在土改运动中被斗死。不但不能免，他本人反而还在自己家乡推行严厉的政策：
“地主出身的干部必须站到农民一方面来，首先是在思想上和家庭断绝关系，主动说服家庭，认真执行土改。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不仅是打通思想，如果干部与群众对立，党的原则是要群众不要干部，否则防空洞就无法清除，地主阶级就消灭不了。阻碍群众运动的要开除党籍，甚至要判罪。如果部队干部带部队回村镇压农民运动时，农民可以向其开火。这个冲突的性质就是阶级战争。”
四十年后，已经是名义上的中共最高领袖赵紫阳站在广场上，声泪俱下地向绝食学生那番表白，早已没有了早年“消灭”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地主的冷酷了。是他从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悟到了这种“消灭”并非最佳方式，或者根本就不合人性？反而是解放初期，将自己大地主家庭的继母、兄弟都接到城里逃避了土改斗争的邓小平，却在这时候作出了军队开枪镇压学生的决定。历史的诡谲就在这里。
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还不止于此。不要说个人财产，就连骨肉至亲都可以舍弃。战争年代，把刚刚出生的婴儿送给当地的农民，这在高层共产党人中是非常普遍的。陶铸的妻子曾志，同前夫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儿子生下来才四十天和十三天便送了人，一个儿子由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