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1917-第4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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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合操陆军中将2、原驻仙台的日本第二师团师团长河内礼藏陆军中将3、原驻广岛的日本第五师团师团长福田雅太郎陆军中将要说日本陆军部和内阁吵了半天，其实最后还是论资排辈，派出了日本陆军最早成立的7个甲种师团中剩下的三个！如果加上第一期参加了协约国东线联军的第三师团，第七师团，那已经是五个元老级甲种师团被派遣参加协约国东线联军，不过这三个师团的日本将领私下都称自己终于成为了中国王领导下的王牌部队。
本来根据联军司令部的混编计划，日本陆军部内有人提出从六个师团各抽调一个旅团派遣去联军参战，结果师团长们不答应了，若是以旅团为单位出战，那么置师团长们于何地？难道六个师团长扔下自己的部队，各自带一个旅团去伏尔加联邦度假？日本的师团长是中将，要升大将没有七八年基本没戏，可这帮师团长年纪都五十出头了，在国内熬到大将那几乎就要接近致仕进入预备役的年龄了，这怎么叫人等得起！
1918年7月28日13：00萨马拉联军司令部作战会议室之前日本国内和陆军部吵吵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第二批派遣到协约国东线联军参战的，必须是现有帝国陆军精锐中的精锐，从各甲种师团抽调旅团的计划在师团长们的坚决反对下无疾而终，最后拔得参战名额的是河合操中将的日本第1师团、河内礼藏中将的第2师团和福田雅太郎中将的第5师团。
第六百三十九章 （上）田中义一
这样加上之前的第3和第7师团，日本最早成立的七个甲种师团中的五个已经用于协约国东线联军的作战，这还不算完，日本陆军部盘算了半天，虽然明知道第二批三个师团将被打散了混编成联军中央方面军的混编集团军，但为了加强联军司令部的日本高级将领的比例和影响力，说着说，为了在联军司令部多占个领导位置。
日本的第1、第2和第5师团在出国前，首先加入了重新编组成立的日本第一军，以便和宇都宫太郎的日本第三军遥相呼应平起平坐，这个日本第一军始编制于甲午战争时之1894年（明治27年）9月1日，战后1895年5月28日始解散。
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第一军，当时的司令官阁下就是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陆军大将，当时山县有朋不过56岁而已，这会儿已经80岁的山县有朋虽然退居幕后，但却是日本陆军当之无愧的影子家长，此时在前台的陆军大臣上原勇作，号称工兵之父，在甲午战争时不过是山县有朋第一军参谋部的少佐参谋而已。
日本第一军的重新成立和派遣，背后是体现的是日本陆军当家人山县有朋的意志，已经在协约国东线联军中呼风唤雨获得了巨大成功和声望的宇都宫太郎，这厮日后却正是为对抗山县有朋的长州阀，而成立的佐贺左肩阀的创始者，日后搞起2。26事变的日本少壮军人，那些所谓皇道派全是他的徒子徒孙。
当然，此时的日本第三军司令官、陆军大将宇都宫太郎羽翼未满，这厮跟着中国王在联军中混的虽好，但乌法战役中日本陆军缺少表现机会，却成为日本国内朝野指责宇都宫太郎在中国王面前软弱无能、一味唯唯诺诺绥靖偏安、没有为日本陆军争取到更好机会的借口。
日本第一军成立后的司令官人选同样让日本陆军部内吵翻了天抢破了头，已经是陆军部参谋次长的田中义一中将捋起袖子脱颖而出，论资历和能力，这厮倒也完全配的上第一军司令官的职务，唯一叫人憋屈的是这厮此时还是个陆军中将，1915年10月晋升为陆军中将的田中义一这会儿才当了三年的中将，在日本陆军论资排辈至少还要等三四年才有机会当大将。
好在有了宇都宫太郎出阵前因为担任第三军司令官，而破格从陆军中将晋升为大将的先例，这会儿参谋次长田中中将也顺理成章的捞着了这个破格提前晋升为陆军大将，担任日本第一军司令官的机会。
田中义一（たなかぎいち，1864年7月25日—1929年9月29日）山口县人，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日后继山县有朋之后成为了长州藩第二代领导人，1918年7月晋升为陆军大将，担任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带领第1、第2和第5三个精锐甲种师团派遣至协约国东线联军参战。
在王庚前世，日后这田中大将还当上了政友会第五任总裁，日本第26任首相，也曾经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的首要炮制者。作为军人政治家有超群的策划能力和良好的视野，长期在日本军政两届呼风唤雨。
田中能捞到担任第一军司令官，破格晋升大将，率领三个第二批的甲种师团前往伏尔加联邦参战的机会，当然和他山口县长州藩的出身有莫大的关系，背后体现着是日本陆军内部派系的互相掣肘和平衡。
此时的陆军达成大臣上原勇作是宫崎县人，在大山岩1916年去世后，上原勇作这会儿是萨摩派的领袖，而宇都宫太郎之前担任第三军司令派遣至协约国东线联军，就是上原勇作一力促成。
说来也巧，田中这个山口县出身的长州藩重臣，日后就是和宇都宫太郎的皇道派斗的死去活来的统制派的领袖。而此时这个时空，日本第一军的成立和田中的上任，显然已经埋下了双方互相竞争和倾轧的伏笔，当然，在长州阀巨人山县有朋和寺内正毅还在的时候，上原勇作和宇都宫太郎们除了韬光养晦没有任何别的机会。
回过头来说这个新上任的田中义一，1864年7月25日出生的田中义一是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渡过了自己54岁的生日，作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大将之一，田中没有乘坐协约国联军航空队的运输机赴任，而是带着一群师团长们坐上了运兵专列，好好体验了一下西伯利亚大铁路两侧的广袤风光和风土人情。
当年沙俄的火车车厢素以豪华宽大舒适著称，当初跟着土地一起落入中国人之手的铁路、车站和几百列火车和几千节车厢，则为整个协约国联军后勤保障和兵力运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所以田中义一的上任之旅和豪华专列上的生日派对相当的叫人赏心悦目。
田中义一出生于萩的菊屋横町，其父田中信祐是在藩主出行时负责打伞抬轿子的低级武士。田中义一是他的第三个儿子。田中生下来个头就很大，以至他母亲怀孕时被人误以为怀了双胞胎。少年时代就非常淘气，1876年，曾一度参加前原一诚领导的武士叛乱，事后以年幼无知幸免于罪。此后曾做过村公所杂役、小学教师。
日本当时的长州，遍地都是明治维新英杰遗迹，不难想象，田中也许在梦中都在追寻着他们的足迹。20岁以后这厮加入陆军教导团，陆军士官学校（旧8期）、1886年任陆军少尉，1892年田中二十九岁时从陆军大学第八期毕业，佩中尉衔。这与当时军界许多同龄人相比，田中义一的起步可谓为时较晚。
但素以不读书闻名的田中义一自步入军界后，却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及整建军队中，屡屡展露奇才，并依靠其特有的钻营之道，博得同出一乡的军阀首领山县有朋、桂太郎等赏识，官运亨通，成为长州系军阀嫡系继承人。
第六百三十九章 （中）过往烟云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田中义一于1895年任第一师团参谋，为第一师团制定了动员制度。内容非常细致，完成度很高，几乎是原方案被采用，其它师团也都把它借去使用。为此他得到认可，进入参谋本部第二部搞情报。田中学的是俄语，而且很不错。到二部报到以后，二部把他派到俄国去留学去了。田中在俄国干得很卖力，每星期都拉着认识的老毛子去教堂做礼拜，还参了沙俄军，自己亲自去掌握第一手资料。到了日俄战争前夕，成了陆军首屈一指的俄国通。
当时伊藤博文出访俄国，想和沙俄谈判解决问题。田中仗着年少气盛，在伊藤面前极力反对与沙俄谈判，让伊藤大为生气。但是伊藤是生气管生气，对田中的才能还是很欣赏，在日俄战争时推荐他去满洲军当参谋。
据说在那里认识的还是胡子的张作霖，所以说日本陆军部最后定下来田中义一担任第一军军长的理由之一，就是他和中国人的总统府参谋总长张作霖关系不浅，有助于帮助日军提升在协约国联军中的地位和份量。
田中义一在打完日俄战争回参谋本部时已经是让人刮目相看了，加上田中又是长州人，“亲不亲，家乡人”，这就升了一级，到主管作战的参谋本部一部去了。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一部是作战部、二部是情报部。
这田中义一到一部以后，捣鼓捣鼓，弄出一份叫《随感杂录》的意见书，里面从国家战略，军事战略一直侃到军队的组织，制度，通过儿玉源太郎大将就递到山县有朋元帅那儿去了。山县一看，嗯，不错，跟明治天皇一报告，回来对田中说：“你就搞个帝国国防方针看看吧”。
得到了日本陆军之父赏识的田中就拉着海军的财部彪大佐一起制定了个方案，规定陆军平时要25个师团，战时要50个师团，海军要建成八八舰队，接下来田中可谓一帆风顺，1909年田中升任军事课长，、第二旅团长、陆军省军务局长。
在此期间这厮主持修改制订了《部队内务书》、《步兵操典》《辎重兵操典》、《陆军教育令》、《陆军补充令》，他在任中的作为证明了他的实力。1910年11月，他一直倡导的帝国在乡军人会成立。
该会是将已经结束现役的后备役军人组织起来，既可削减国家军队维持费，同时又能把国家意志广泛传播到国民当中去（之后预备役也列入其中）。该会在起立之初仅以陆军为对象，从1914年开始把海军也加入进来，使该组织最终完善。
另外，他让强烈批判军阀势力扩大到政界的大隈重信担任帝国军人后援会会长，为此大隈不仅停止了对军部的批判，还转为军部的拥护者，开始和当时的桂太郎首相、寺内正毅陆相接近。
此后，担任军务局长的田中与上原勇作陆相一起在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时提出增设两个师团以保卫朝鲜、满洲等新开拓的领土，由于当时政府奉行财政紧缩政策，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上原陆相提出辞职，陆军拒绝提出后任陆相人选，内阁不得不总辞职。这次事件成为第一次护宪运动的导火索。
1913年末，田中义一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创立了青年团组织，企图通过官办组织来对应欧战开始后国内朝野思想混乱的局面。由于这个组织是针对小学毕业后到被征兵入伍之间的人员的组织，所以和在乡军人会一样发挥着向国民传播国家意志的作用。
1915年8月，作为幕后黑手，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少将策划了向袁世凯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当然，这事最后无疾而终，袁世凯对二十一条中的第五条是怎么都不敢答应，当然列强不容日本独霸中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后来袁世凯政府和日本政府捣鼓出来一个民四条约。
原来这二十一条分为五号：第一号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扩大之；第二号要求扩大在南满、东蒙的各种利权；第三号企图控制汉冶萍公司；第四号要求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给或让与他国；第五号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有力之日本人为顾问，等等。
当时日本公使日置益要求袁世凯接受这些条件，并绝对保密。袁世凯决定与日本谈判，以最小代价了结此案。从1915年2月2日开始，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等与日置益、日本公使馆参赞小幡酉吉等人开始秘密谈判。
后来中国有意地逐渐将谈判内容泄露出去。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对日本的要求有所抵制。日本方面不断使用外交讹诈、武力恫吓等相威逼。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后修正案，做了些小让步。当时，国内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广大人民群情激愤。
5月1日中国方面提出修正案，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日本政府删削了第五号要求，于5月7日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9日午后六时前答复。袁世凯政府最后妥协，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25日与日本正式签订了《民四条约》。
《民四条约》由《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及另附的十三件换文组成。这些条约及换文的内容主要有：1．在山东，日本不仅得以继承德国的一切利权，还得到中国政府关于山东内地或其沿海岛屿一概不租让于外国等许诺。
2．在南满，日本得到延长租借地及铁路期限、其臣民得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农工商业及租用土地等权利。3．在东蒙，日本得到其臣民与中国人合办农业和附属工业等权。4．汉冶萍公司可与日本资本家商定合办，中国不将该公司充公、收归国有或使其借日本以外的外资。5．在福建，中国政府答应不允许外国在沿岸地方设造船所、军用贮煤所及海军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