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科技强国-第1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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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游行队伍都打出了一个标志：停止内战，和谈统一！！
南京的游行示威规模尤其巨大，为了保护学生，报社记者们走在了最前排，让人吃惊的是，这其中居然不乏外国记者。而游行队伍中，更是有一支所谓的‘国际友人方队’，这让得到消息的南京国民政府几乎傻了眼。
什么时候，和谈统一的问题，连外国人都关心上了？还跑来以国际友人的方式游行。
9月4日下午三点，游行示威队伍终于抵达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附近的主街道，一浪高过一浪的巨大呼喊声，震的整个国民政府办公中心的人都微微心惊。
“委座，情况已经基本查明了，全国各大城市都爆发了以反对内战为主题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的主力都是青年们，他们自称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民族反战行动，称之为九四青年运动，目标直指我们。”
“够了！”
蒋介石一摆手，言辞不善地打断了戴笠的话，“还是西南动的手脚吧。”
“是的，很多地方都有西南特情人员的影子，调查局的人手不够，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了一两个可疑人物。”戴笠有些紧张地回答道，虽然明知道这次声势浩大的反战游行是西南在后面推波助澜，但却抓不到人，更别说其他的真凭实据了。“要不要抓一批学生，这样，我们就好查一些了。”
“抓人？娘希匹，看看吧。”
蒋介石一怒之下将手头的一份文件丢给戴笠，这是刚刚收到的前方军情。
戴笠没想到委座今天脾气这么大，有些哆嗦地打开文件，刚看了一行字，就觉得有些发蒙，只见上面全是前方传回来的不利消息。
“广州方向，重庆方向，陕甘方向，湖广方向……西南军皆有异动……”
再翻开第二页，居然是西南发来的电文，内容很简单，却是警告，言称一旦国民党对游行队伍开枪，或者抓捕学生，那么，西南将立即对国民党控制区域展开军事行动。同时，西南还隐晦地通告，近期航母特混舰队将会在东海附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在蒋委员长的预计中，大兴机场的事情如果迅速解决，根本不会闹得这么大，而此次事件中，陈诚与王铭章的抗命不从则是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他也有些拿西南那些疯子没办法，他给迟玉民和朱赤二人开出的价码是各自30万大洋，这已经非常高了。在之前的内战时，一个师长，自己开出10万大洋，对方都恨不得立马投效过来。
然而这次，对方收了钱，但却依旧不肯投奔过来，而更没想到的是，对方居然发了一封感谢电给自己，声明那六十万大洋已经上缴西南军部，用以改善士兵伙食问题了。
诸事不利，执行命令的部队行动迟缓，抗命不从不说，西南军的警卫部队又死活不投效，接着又被人捅了出来，然后是全国范围的大规模青年运动。当然，更有西南军在全国各地势力交界处摆出的进攻阵势，以及他们的航母特混舰队。
又过了两天，这场青年运动非但没有结束，反而向更广的区域蔓延开来，甚至有些地方连农民、士兵这些原本很不容易动摇的群体，都加入了进去，有些地方罢市罢工罢课，全是针对南京国民政府。
1932年9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通电天下，表示国民党一直以三民主义为执政方针，注重民族、民权、民生，愿意效法孙总理之高义，与西南政府就事关整个中华民族之重大问题进行谈判。
西南政府回应，西南联合自治政府一直以复兴中华为己任，以科教兴国，军事强国，法制立国为施政方针，力图对内复兴中华，对外抗拒强敌，从而改善整个民族的生存现状，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西南愿意就和平统一等重大政治问题与南京国民政府展开谈判。
1932年9月15日，以避免内战内耗，力求和平统一为主题，史称‘第二次南北和谈’的政治和平谈判会议在昆明举行。
第一百八十四章 问鼎河山 上（）
第二次南北和谈，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在改革政体、重组政府、军队整编、司法制度改革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方面，双方几乎有着全方面的意识差距。
南京方面提出来的所谓五点前提，在谈判一开始就将了西南一军。
‘五点前提’：国民党系官员的妥善安置。国民党现有势力范围土地制度五十年不变。国民党现有军队五年之内不得整编。新政府效仿西方组成议会制，最高领导人和各级主官由议会选举产生。新的最高权力中心必须定为南京。
当张蜀生拿到国民党正式开出的这些明面上的条件时，倒是没有太意外，以蒋委员长的‘雄图大略’，就算他自己肯轻易交权，整个国民党体系，整个国民党身后的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等大资产阶级也不会轻易答应放权的。
蒋委员长虽然位高权重，但终究不是独裁者，也不过是整个国民党政治体系的总代表而已。他代表的这个阶级，进行剥削的依仗恰好是旧政治体系。而张蜀生要改造的、要打倒的却恰好是这个老旧社会。
张蜀生需要的不是一个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的半壁江山老中国，而是必然要进行改革的。以南京国民政府从高层到基层的不少官员作风来看，*、渎职、守旧、素质不够等问题日益严重。
如果通过武力拿回来，张蜀生当然一把推倒，大刀阔斧地改革。然而，从南京政府的态度来看，虽然没有明面上要求给予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以相应安置，但却笼统地提出要妥善安置整个国民党官员。
这个条款的潜台词就是，未来新中国政府的组建，必须让国民党也完全参与进来。
其实，张蜀生倒不是反对有能者居之，就算是国民党官员，只要有真才实干，没有作奸犯科等劣迹的，通过统一的苛刻的行政人员考核，同样可以出任新政府各级职务。
但是，有着后世经验的他却很清楚，所谓的妥善安置国民党官员，最后必然会如后世一般，变成了一锅乱杂烩。各级国民党官员，最终摇身一变，钻进各级新政府，继续做他们的土霸王。
至于土地政策，既然西南已经实行了全新的土地政策，那么，为了解决这个时代农民的吃饭问题，为了解决目前最为之迫切的普通百姓吃饭穿衣的问题，土地改革是必然要进行的。他能接受的底线也只不过是适当价格的赎买，而根本不是什么五十年不变。
辛苦一场，难道到头来就为了提前统一，而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议会制，选举产生各级官员。
这个更是国民党的一厢情愿。
或许他们还沉寂在当年第一次南北和谈的美梦中，想效仿当年的北方政权，通过国民党这个成熟的政治团体，对尚未组建政党的西南施加全方面的压力，最终导致新政府的组建，成为了国民党的一次扩大会议。
而选择总统，议会这些，更不是张蜀生能够接受的。
如果再过几十年，让中国进入议会制度国家，进行全面的民主政治改革，或许他还会尝试去做，但如今，想让中国搞这一套，那简直是看猴子唱戏。
从辛亥革命后，所谓的议会制搞了一年又一年，期间的种种丑闻，简直是遗臭百年。什么威逼贿选，什么打手堵会场这些，让人贻笑大方之余，又不免反思，这个时期的中国，究竟有条件实行议会民主制吗？
就算有，张蜀生也不会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什么议会民主上面。
中华民族要求生存，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重新崛起机会，绝对不能被什么议会民族制所干扰。张蜀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和狗屁政客们尔虞我诈，吵吵闹闹，他需要做的是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进行二战前的最后冲刺。
如今也是1932年秋，虽然西南的各项工业建设已经进入了全面发力期，许多基础工业和基建设施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但是，一个能够加入到世界大战中去，并且取得绝对优势的庞大民族工业，是需要相当大精力来建设的。
就算是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又有梦想机作为臂膀，张蜀生还嫌这七八年时间太短，又怎会将复兴中华的宝贵机会，浪费在和政客们扯嘴皮上。
特殊时期，只有最特殊的政体适合，一个全面高效的政治体制才能推动一个民族滚雪球一样飞速变强。
以国民党勾心斗角的政治伎俩，估计西南最后会被排挤的干干净净，整个中国的复兴建设也会夭折，中华民族的复兴力量再次投入到内斗中去。
张蜀生自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最合格的政治人物，也不如蒋委员长那般精于政治伎俩，但是，他却是一个足够强势的政治人物，他也知道日后二战大概的历史走向，有着领先整个民族几十年的思想和意识，所作出的一些决断和选择，是蒋委员长拍马都赶不上的。
张蜀生不会玩那些尔虞我诈的政治伎俩，只会不断地以行动来贯彻自己的个人意志，为整个民族的复兴扫清障碍。
原本，他对谈判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国民党能看清形势，拿出足够的诚意来组建新政府。但结果却证明，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中前进，国民党也没有逃过这个怪圈。
这就好比，如果有人当面向蒋委员长说：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他只会认为这是放屁，因为他们的精力还放在如何排除异己，如何把更多的权利抓在手里，如何实现个人的更大权威，如何维持统治。
而张蜀生和他完全相反，全新的政治团体，一切以规定和制度说话，法制的大棒对谁都不放过，完善的政治制度，让他能够集中精力去想其他的政治人物没精力去想，更没精力去做的事情。
就这样，谈判一直在扯皮中反复，在争吵中毫无进展，就算西南屡屡让步，结果反而被南京国民政府当成看到了希望，认为只要再坚持一点，多苛刻一点，西南这个连政党都没有的暴发户，一定会妥协的。
与此同时，在某些人的运作下，一些污蔑西南的声音开始尘嚣日上，南京政府门前甚至出现了大批来历不明的人士围堵，最后被警察们友好地请走。而南京、上海等地也爆发了青帮冲击西南办事机构的事件。
原本一些老的都快入土的国民党元老，此时又爬了出来，似乎不愿意就此睡入棺材一样，高声疾呼，痛斥和谈的弊端，痛斥西南政府。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被蛊惑的群众，党政要员，政府官员，甚至是军队，警察……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后面推动着这一切。
而南京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则抛出这样一副态度：如今局势对和谈颇为不利，宜早有结果……
除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外，军事方面，国民党也在积极准备。
似乎为了给和谈造成有利影响，两湖贵广方向，江浙闽方向，成渝方向，西北方向，几乎同时展开了军事部署。一支支经过整编的部队，开始向这些重点防御方向云集，甚至连一些乙等师都被抽调出来，开始向重点区域云集。
而十个精锐师以及更多的整编主力师也开始撒网一样撒出去，多年整训军队的结果，就是南京政府终于拥有了一次说话的底牌。
由于西南明面的军队人数远不如南京国民政府多，所以，一些地方比如西南有一个团的驻军，国民党就调来一个师在对面防御，如此种种，更是让南京国民政府一些党国要员们看到了制衡西南的希望。
毕竟，西南尚有几万精锐在天津，处于十几万*的重重包围下。
张蜀生偶尔都在感慨，真是煮豆燃豆萁，幸苦抗战完，部队就被反包围。然而，是对是错也很难说，毕竟如果当初不参与抗战，则津京甚至是整个华北以北都丢了。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谈判没有任何进展，甚至往往前面谈好的事情，后面又接着出现变故，西南的忍耐力已经到了极限。
1932年10月9日，西南，西南军最高作战会议室。
西南联治政府政务总理孙长庆，西南人民军总参谋长蒋百里，西南陆军部长吴铁军，外交部长李宗仁，海军部长邓浩乾，空军部长范思然将军等人站在会议室，望着背负双手站在主席位置上，望着窗外夜景的张蜀生。
在主席位置上，放着一份打开的文件和一支笔。
没有一个人说话，尽皆都站立着，连孙长庆都肃立在那里，似乎等着张蜀生下某种决定。
事已至此，每个人都没有了自己的意见或者建议，他们需要做的，就是等待张蜀生的最后决定。
“蜀生…”
直到良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