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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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郝经行至宋境，贾似道怕自己在鄂州私下与忽必烈议和纳贡之事被宋帝知晓，命李庭芝派人把郝经软禁在真州。这一囚，不是一两年，也不是三五年，而是整整十六年，其间，元廷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如果换了别人，可能早就郁闷而死，郝经大儒出身，善于处变，常常给从行者讲课授经，“从者皆通于学”。而他本人，也以节操自诩：“心苦天为碎，辞穷海欲干。起来看北斗，何日见长安。”以长安拟“大都”，郝经日夜思归元京。
据《元史》载：
（郝）经还（大都）之岁，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系帛，书诗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后题曰：“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
也就是说，郝经被拘几年后，在1274年从宋人供食的活大雁中挑出一只健壮能飞的，系蜡书于雁足，放飞大雁。“中统十五年”实为“圣元五年”，郝经被拘于宋，不知元朝改元的事，所以他依此推之为“中统十五年”，据此，可以想见这个“传奇”故事倒八分有真。遥想当年汉武帝时，汉臣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奉命出使匈奴，被这群野蛮人扣押于北海（今贝加尔湖）。匈奴人对苏武威逼利诱，招数使尽，但这个汉朝忠臣手持汉朝符节，誓死不屈。最后，他被匈奴人放逐到穷荒之地，靠牧羊求存。一直到汉昭帝继位，派人与匈奴和亲，并索还汉使苏武。匈奴人理亏，谎称苏武早已病死，汉使得密报，知道苏武仍在世，就谎称大汉天子在上林苑射雁，其中一只大雁足系苏武亲笔所写帛书，讲明他本人仍在北方沼泽中被困。这一招管用，笃信“怪力乱神”的匈奴人惊惶，忙派人找到苏武，把他送还汉朝。当然，苏武受囚时间比郝经还多三年，总共十九年。文史的力量真大，郝经据此演出“真人秀”，把昔日汉使所编的“故事”演绎成真。
贾似道败后，至元十二年，郝经才被宋人放归。倒霉的是，他在归途中染病，回到大都即一病不起。濒死之际，老郝仍不忘作诗效忠：
百战归来力不任，消磨神骏老骎骎。
垂头自惜千金骨，伏枥仍存万里心。
岁月淹留官路杳，风尘荏苒塞垣深。
短歌声断银壶缺，常记当年烈士吟。
（《老马》）
他以马喻己，不服老，不输老，很想再为大元朝干上几十年。可惜，几十天过后，这位元朝“苏武”便一命归西，年仅五十三，一辈子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如此死心踏地服务蒙元的一个儒生，死后虽被谥“忠武”，仍不免遭人遗忘。
假若问起当今青年人，苏武是谁，一百个中大概有六十个知道，毕竟有羊肉饭馆名叫《苏武牧羊》嘛。如果问他们“郝经”是谁，估计一个也答不出，“郝经”为何物，着实让人惘然。
如果郝经在今天的被遗忘是“悲剧”，元朝还有一伙汉人是更大的“悲剧”。蒙古灭金后，大汗窝阔台曾派月里麻思为正使，率七十多人的使团出使南宋。行至江南，即被宋军扣留。这伙人比郝经一伙人还冤，从1241年起，一直被秘密扣押了三十六年之久。其间，正使月里麻思因病而死。其属下有位汉人名叫赵成，出发时是个毛头小伙子，与其父一起作为月里麻思随人的身份使宋。正使死，父亲死，赵成直到元军平灭南宋后才被“救出”，元军将士自己都糊涂：宋军关押的这个“蒙古使臣”是什么人，啥时啥人派他来干啥的？确实，三十六年过去，物是人非，赵成一行不仅被宋人“遗忘”，也被“祖国亲人”（不知蒙古视此汉人是否为“亲人”）遗忘。悲夫！
14《窦娥冤》的背后——挣开人性的枷锁
我们身之所处，是一个调侃的时代。“靠，我比窦娥还冤！”这句顽皮话，八十二岁以下、十二岁以上的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曾絮叨过。文化“档次”高一点儿的人，可能还会双眼望天故作沉痛状，加上一句：“六月盛夏，咋不下雪呢？”以此表示他“冤”得可以。
窦娥，昔日关汉卿笔下那个贪婪、无耻社会的牺牲品形象，在中国人力避沉重的天性中，逐渐消解了。剩下的，只是一种充满轻松俏皮的言语皮屑。庄严、悲沉，在无知无畏的时代，皆沦为浮薄的滑稽、调笑。
我们是个喜欢矫枉过正的民族。数十年前，《窦娥冤》不仅仅“反映封建社会普通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反映被压迫妇女的反抗意识”，还“反映出在元朝蒙古奴隶主残酷压迫下亡国的中国人对现实社会的几种不同态度”，阐而发之，上纲上线的学者们还把窦娥的悲剧提高到“民族气节”的高度，大加鞭挞“封建主义”、“民族败类”、“投降恶势力”，等等。所有这些牵强附会，无外乎是“政治挂帅”时代的产物，文学分析，沦落为庸俗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教条分析。这种看似“崇高”的议评，其实与今天的口头禅“我比窦娥还冤”，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分。
时代，生活，人性，才是《窦娥冤》真正的精髓所在。
文学史上的“孙志刚”——关汉卿
读者乍看此小标题，定认为笔者玩新闻记者那一套吸引人眼球的把戏，拿肉麻当有趣——关汉卿和孙志刚怎么沾得上边，一个是元朝大戏剧家，一个是因无“暂住证”被打死的无辜青年，哪挨哪儿啊？其实，两个人确实有相似之处：在中国文学史上，别说“暂住证”，关汉卿的“户口簿”记录都十分可疑，不仅居住地不清楚，生卒年月也模糊无据。出生地方面，有说他是大都人（今北京），又有说他是河北祁州（今河北安国）伍仁村人，当然，祁州其实当时也属于“大都”范围内（元代时祁州属中书省保定路），关汉卿的出生地应该歧异不是很大（又有一说他乃解州人，即今天的山西运城）。最模糊不清的，是老关的生卒年问题。元末杨廉夫称他为“大金优谏”，另一位元末的朱经（《青楼集序》作者）也称他为“金（国）之遗民”，大多数介绍性文字皆称关汉卿青年时代（二十岁左右）经历了金朝的亡国之痛，所以认定他的卒年最迟不会超过1300年。这是因为，钟嗣成所著《录鬼簿》成书于1300年，把关汉卿列为已经“西归”的才子第一人。可以肯定的是，关汉卿在南宋亡国时的1280年左右仍很健朗，并做《杭州景》描述临安风貌：
普天下锦绣乡，环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
此外，证明关汉卿在1297年还活在人世的“证据”是，他曾做《大德歌》十首，而“大德”是元成宗在1297年的年号，由此可以推算，关汉卿1297年仍活蹦乱跳地活在世上。在《大德歌·夏歌》中，老关还神气活现地唱道：“俏冤家，在天涯，偏那里绿杨堪系马。因坐南窗下，数对清风想念他。”
但是，细心钩沉的中外学者悉心推究，又“推翻”了关汉卿卒于1300年以前的说法——研究元史学者所凭据的最重要历史笔记之一《辍耕录》（元末天台人陶宗仪著）上讲了一个“掌故”：
诗人王和卿临死时，其老友关汉卿去生祭他，看见正在学和尚临死趺坐的王和卿鼻孔中垂下两条大混鼻涕。文人喜诌，有人就嚷嚷说王诗人坐化了，他的大鼻涕乃佛家所称的“玉筋”，只有道行高的信者坐化时才出现。关汉卿不以为然，拿这位一脚已经踏入鬼门关的王诗人大开玩笑，说他那鼻涕不是“玉筋”，而是牲口得疫病要死时流出的“嗓”涕。众人闻言皆笑，关汉卿很是“无厘头”了一把。
有据可考的是，诗人王和卿死于1320年，那时距金国灭亡已过去了八十六个年头。即时金亡时关汉卿只有十几岁，推算下来，王和卿死时他就有百岁高龄了。百岁的“无齿之徒”还能开这么生猛的玩笑，大可令人生疑。恰恰因为陶宗仪的《辍耕录》很权威，学者们便又展开遐思，并大胆论证出：关汉卿应该有两个人，一个是由金入元的关汉卿，一个是活跃在元代中前期的关汉卿。这两个人都写杂剧，都行为纵荡，都老不正经，所以后人便把二人合而为一。
笔者揣测，上述“论断”，过于拘泥于《辍耕录》的记载。其实，“两个关汉卿”之说根本站不住脚，虽然天下无巧不成“书”，却也巧不到有两个老关都以写杂剧著名。陶宗仪所载，有些是史实，有些是梨园内对前辈艺人和创造者道听途说的“轶事”。可以这样讲，到王和卿家吊丧之事就属于“轶事”。依关汉卿性格，这样的事情他做得出，但对象不一定是王和卿。王和卿死时年近八十，其儿子又是当朝司天监这样体面的官员，那种场合下不可能出现任由老关“搞笑”的情况。极有可能的是，有一位姓名类似“王和卿”的诗人或梨园人物入殓之际，老关前往生吊，才演出了这么一出活报剧。陶宗仪不知就里，把“死人”按在了他所知道的“王和卿”身上。所以，我认为钟嗣成《录鬼簿》中记载可信，关汉卿应是死于1300年之前，确乃金亡入元的人物。
关汉卿像老关确实是艺术大家，创作力惊人，比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都不遑多让。他一生写出六十三本杂剧（比莎士比亚多出近一倍），可惜的是，后世留存的关汉卿剧本仅有十八本，除三本是误归入他名下的，其实只有十五本。所以，在这一点上，英国的莎士比亚比“东方莎士比亚”要幸运好多，人家的东西基本都保存下来，还有手稿呢。此外，莎士比亚生活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即使是写戏的“戏子”，也有吃有喝风光无限。反观我们的关汉卿，正处于中国知识分子最黑暗的年代，仕进不得，又位列“臭老九”，故而他们只能向市井瓦栏的“劳动人民”投靠，写些剧本或传奇赖以糊口。
蒙古灭金时，曾因耶律楚材建议一度恢复过科举，但很快就因蒙古人、色目人的反对而罢止。这一停就停了八十年，元仁宗延祐元年才“恢复”科举。所以，亡金亡宋的汉族士大夫们，或沦为刀笔吏当“公务员”，或卖身入蒙古、色目大户人家作账房先生，实在混不上一口饭的就只能一手提灰一手拎竹枝在闹市中画字行乞（不像“文革”时期，老九们还能进“牛棚”啥的，他们累得臭死之余总算有口续命饽饽）。
与上述几种“士人”相比，关汉卿们其实混得还算不错，称得上是汉族士人群中的“天王巨星”。如此心气，才能写出这样放荡不羁的“自诉状”：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
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
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
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魂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北宋以来，中国的都市发展迅速，手工业和各种行会组织雨后春笋般兴起。蒙古人的铁蹄虽蹂躏中原、江南数十年，但横跨欧亚的大元帝国的建立，使得海上、陆路交通四通八达，辐射南北东西，城市发展逐渐恢复了元气。大都、苏州、杭州等地商业繁华，人头涌动，昔日已经风行一时的瓦肆勾栏中的说唱、杂技、戏剧，在元朝这样一个畸型时期忽然更加发达。同时，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大批蒙古、色目、汉人等“北人”随着军队蜂拥到中国南方，或行戍，或做官，或经商，战尘落定，这些人也需要适合自己口味的娱乐。于他们而言，北曲歌吟为主并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杂剧，最符合他们的欣赏需要。由此，供需关系形成，本来应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士人们因科举停罢，只能走“形而下”道路，为了谋生糊口，他们“屈尊俯就”地与昔日的“俳优”之流合作，写话本，弄杂剧，甚至自编自导自演，又是“梨园领袖”，又是“杂剧班头”，总算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如此以来，南方的知识分子逐渐知道了整天吟诗作赋会饿死，也开始模仿北方作家的杂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