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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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区在该地段的兵力也比较薄弱，在凯姆方向上只驻有一个不满员的（缺一个团）山地步兵师。在坎达拉克沙方向上驻有一个只配备一个炮兵连的山地步兵团。还有一个地方配置了一个由B　·и·谢尔巴科夫指挥的步兵师。该师的训练水平要比配置在南边一点的同类兵团好一些，查明的情况证实，该兵团的战士滑雪不好。我返回列宁格勒后，立即给国防人民委员部呈送了报告。然后前往日丹诺夫处。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军区的形势不大有利。我看，当前有许多建设要搞，同时，还必须进行长期的训练，而这就需要有物质保障。在我们西北地区，苏联的安全保障暂时还谈不上。要想建立这种保障，一天也不能耽误。
　　日丹诺夫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些话。他听完我的话后，决定再亲自去看一看这一切。首先，我们前往卡累利阿共和国。我们乘车在坎达拉克沙附近的雪地上走了很长时间，研究了如何掩护彼得罗扎沃茨克以西的国境线问题。我们费了很大气力才到达一些边境警戒小队。在一个地方，我们的汽车几乎一路都挂在一辆拖拉机上。日丹诺夫本人非常清楚，一旦冬天在这里发生战斗，作战将是很困难的。应该从建设道路网开始。掌握了卡累利阿地峡的情况后，更肯定了这一想法的正确。我们商定，从现在开始准备，并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政府提出必要的申请，夏季就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日丹诺夫负责动员我们西北地区党、政、经各界的力量，而我则在早春季节里把各兵团和部队的指挥员召集到一起。在集训中下达了关于在接近实战的条件下刻不容缓地训练全体人员以及军队参加当前建设的指示。
　　同时，我给各边防总队的领导发了一封便函。他们反应迅速而坚决。这样一来，卡累利阿的五个边防总队在4　月份就合并成了一个边防区。边防区指挥员多尔马托夫少校把工作搞得热火朝天。6　月，召开了卡累利阿边防战士的第一次党代会，这次会议在边防区的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很快沿边界线展开了大规模的建设。出现了一些建有辅助房屋的边境警戒小队，修建了许多新道路和电话线。秋天举行了校阅之后，我满意地得知，卡累利阿边防区就校阅总成绩来说在苏联边防军中得了第二名。
　　春天，尔后在夏天，列宁格勒军区的首长们进行了数次视察。这一次，我又同日丹诺夫一道视察了军区的南部地区。我们两人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楚德湖东南面和东面的开阔地带没有修筑工事，敌人有可能通过波罗的海沿岸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对苏联实施突击。因此，向国防人民委员部提出了在普斯科夫和奥斯特罗夫方向上修建筑垒地域，而在北部地区紧急修筑道路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莫斯科的批准，并且在1939年的整个下半年里，и·B　·斯大林经常关注此事，问我们事情进展得怎样，军区是否有什么要求。不曾有过什么要求，因为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定期向建设工地派送人员和必要的物资。但后来还是了解到，工事的建设速度应该加快。
　　芬兰战局
　　曼纳林男爵及其他。世界大战逼近。准备好反击！普遍义务兵役法。迈尼拉附近的挑衅。关于地雷场。怎样通过永备火力点？通往维堡之路。事后之见解。
　　众所周知，同芬兰的战争是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3　月间进行的。然而，我国领导人在此之前就预料到国际帝国主义可能会把资产阶级芬兰用于其反苏计划。因此，开始时最好叙述一下早些时候发生的一些事件。问题在于，1939年下半年，在欧洲发生的所有最重要的政治事件都这样或那样地影响到芬兰统治集团的立场，如7至8月，英、法、苏军事谈判趋于失败，与此同时，英法集团指望我们单独同德国发生冲突的企图电落空了；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破坏了上述集团把法西斯侵略的祸水首先引向苏联的企图；德国入侵波兰，国际反动势力指望苏德发生冲突的希望死灰复燃，为此，英法一面在西方进行一场奇怪的战争，一面却使波兰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牺牲品；苏联和德国关于在波兰划定分界线的协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土并入苏联版图后）；由于这个原故，英法期望苏德军队在波兰发生冲突的妄想化为泡影，于是他们把新的希望就寄托在芬兰身上……
　　当时执政的资产阶级芬兰的狂妄的当权者们把自己的人民诱惑到不需要的政治赌博之中，不是加强同苏联的友好关系，而是使形势白热化。我们警惕地注视着这一政策，因为，哨所那边的反列宁格勒的挑衅能够刺激帝国主义冒险家，使他们达成建立统一的反苏联盟的企图。
　　苏联政府屡次向芬兰政府建议解决对双方有利的问题：列宁格勒以西的国境线向前推数十公里。我们以奥涅加湖西北的一大片领土作为交换。但是，适得其反。莫斯科遭到拒绝，而我们边防战士得到的回答则是对方射来的枪弹。资产阶级芬兰的当权者们到底依仗什么呢？当然，不是依仗自己为数不多的军队。他们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大国所作的给予军队和技术装备上的帮助的诺言；他们人为将成立反苏联盟；沉醉于从波的尼亚湾到白海和伊尔门湖“伟大的芬兰”的民族主义奢望之中；而且还认为，一旦进攻列宁格勒受挫和芬军转入防御，曼纳林防线的坚固性是可以信赖的。
　　曼纳林男爵曾是沙皇的中将侍从武官，1918年芬兰革命的刽子手，芬兰元帅，从十凡革命开始就是苏维埃国家不共戴天的敌人，后掌握了芬兰军队的指挥权，在他的监视下，靠乞求外国的金钱，利用外国的技术和芬兰工人的双手，外国工程专家们在卡累利呵地峡的芬兰区域建成了强大的永备防御体系。据报刊上发表的材料说，它可与德国的齐格菲防线或法国的马奇诺防线相媲美。
　　首批防御工事早在1920年至1929年间就已建成。1938年再次开始建设，第二年夏天，又建成了一批新的筑垒工事。特别是称为“百万”（指价值）是永备火力工事和抵抗枢纽部被吹得神乎其神。当然，有关整个曼纳林防线的详细数据哪里也没有发表过。我方情报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认为，正如从送往列宁格勒军区的材料上看到的一样，这条防线简直跟宣传的没什么两样。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这是严重的失算。
　　芬兰在苏联边境线上集中了五个战役军团。1939年底，它们被合并为瓦列尼乌斯将军的拉普兰集群（摩尔曼斯克方向），图奥姆波将军的北方集群和林杰尔将军的瑞典志愿兵旅（坎达拉克沙方向），赫格伦德将军的步兵第4　军（白海方向），塔尔韦尔将军的集群（波得罗扎沃茨克方向入埃斯蒂那尔曼将军的第，集团军和奥兰集群（列宁格勒方向）。
　　前四个军团的部队从一开始就担任进攻的任务，第五个军团则依赖曼纳林防线，企图在卡累利阿地峡的战斗中消耗红军部队，然后对列宁格勒实施突击。敌人总共拥有十五个师，其中八个部署在卡累利阿地峡。与这些部队相对峙的是起初数量上少得多的工农红军的若干兵团，这些兵团我在前面已经提及。1939年的初秋季节，为了以防万一，才向摩尔曼斯克附近派遣了增援部队，在那里职务最高的是B　·A　·弗罗洛夫师长。
　　1939年6　月底，N　·B　·斯大林召见了我。我在他的办公室里遇见了共产国际的杰出工作者、联共（布）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O　·B　·库西年。当时，我同他是初次见面，在后来的谈话中，他们向我详细介绍了总的政治形势，并谈到我们的领导人对芬兰政府奉行反苏路线的担心。斯大林嘱咐我说，今后如有必要，可找库西年商量与芬兰有关的问题。晚些时候，在芬兰战局期间，库西年在彼得罗扎沃茨克逗留时，我不止一次地就作战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征求过他的意见。
　　库西年走后，斯大林再次询问了列宁格勒的情况。芬兰国境线上的局势动荡不安。列宁格勒处在射击的威胁之下。同英、法订立军事同盟的谈判还未成功。德国已准备好从任何一个方向向自己的邻国，包括波兰和苏联发起猛攻。芬兰可能会轻易地成为两个主要的资产阶级一帝国主义集团——德国集团和英、法、美集团的进攻基地。不能排除他们将会达成联合进攻苏联的协议。而在这种情况下，芬兰可能会成为他人阴谋中的一个筹码，变成受人唆使而攻击我们的大战挑起者。
　　情报部门报告，国境线芬兰一侧正继续加紧修建工事和道路。为防备芬兰对摩尔曼斯克和列宁格勒的突击，我们已制定出各种反击的方案。在这方面，我承担了起草报告书的职责。报告书中将提出在芬军挑衅的情况下如何掩护国境免遭其侵略和实行反击的计划。
　　N　·B　·斯大林强调说，今年夏天德国方面还可能有重大行动。无论是什么样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触犯我们和芬兰。因此，应赶快把事情办完。过两三个星期我就应该到莫斯科报告自己的计划。不管此事如何，为了防备万一，还得加强军队在接近实战条件下的训练。而且还应加速列宁格勒军区已展开的军事建设。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应保守秘密，以免在居民中造成恐慌。应让日丹诺夫随时掌握情况。措施要荫蔽，要分批实施，就象平时进行演习一样，无论如何也不能显露出我们马上就可能卷入一场大战之中。
　　7　月下半月，我再次被召到莫斯科。N　·B　·斯大林和K　·E　·伏罗希洛夫听取了我的汇报。他们同意所提出的在芬兰进攻苏联的情况下掩护国境和实行反击的计划，并建议反击应在最短暂的期限内实施。当我谈到，实施这种规模的战役用数个星期不够的时候，他们向我指出，我是从列宁格勒军区的能力出发的，应该想到全苏联的力量。我试图再提出一个异议，即其他国家也有可能同芬兰一起参加对苏挑衅。他们回答我说，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只是我一个，并指示我在初秋再一次报告防御措施计划实施的情况，随后他们让我返回军区。
　　好像还有其他的反击方案。斯大林不是把每个方案都提到总军事委员会共同讨论，而是单独地或同一定小组的成员研究制定，几乎每次的人员都不同。对这些研究制定计划的工作，我能作出非常清楚的判断的只有一项，那就是晚些时候在我方文献中提到过的《沙波什尼科夫计划》。沙波什尼科夫认为对芬兰进行反击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并认为反击需要打一场紧张而艰难的不少于数个月的战争，甚至是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不直接卷入冲突的情况下打这场战争。这个观点再次证明沙波什尼科夫具有冷静的头脑和军事远见。
　　有关反击计划的所有问题，我却直接给斯大林通了电话。无论是在1939年的夏秋两季，还是在芬兰战局的第一阶段，所有涉及芬兰的情况，我都向他本人报告过。有两三次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而最后一次则见到了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Л·3　·梅赫利斯和财务人民委员A　·Г·兹韦列夫。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我经常碰到H　·H　·沃罗诺夫。这个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领导红军炮兵的杰出专家当时就已赫赫有名。对此我很高兴。在西班牙，我就被尼古拉·尼古拉那维奇的优良战斗素质和渊博的知识所折服，因此非常愿意去征求他的意见。在炮兵发挥特别重大作用的芬兰战局期间，他的全部建议，特别是炮兵方面的指令，经常是恰当地和卓有成效地帮助了共同事业。
　　在那几个月里，我还必须根据1939年秋签订的苏联同爱沙尼亚之间的条约训练部队和落实各项措施。在爱沙尼亚领土上修建了空军和海军基地。因此就应考虑怎样防护它们的问题。万一苏联的敌人在我国西北边境进行大规模的挑衅或从波罗的海沿岸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组织对苏联领土的进攻，这些基地将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列宁格勒军区部队在作战活动方面的负担。
　　就在这些日子里，我同外交人民委员B　·M　·莫洛托夫进行了一场不愉快的说明情况的谈话。当我们的部队在爱沙尼亚的新基地部署时，外交人民委员部把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代表研究交往细则的事情耽误了。然而时机是不容贻误的。
　　作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我要为设在爱沙尼亚的基地安全负责。在一个地区，急需保障某一地段不受侵犯。我同爱沙尼亚政府进行了接触，得到其必要的允许，然后征得该地段的主人，一个爱沙尼亚地主的同意，命令开始修筑工事。
　　然而就在联共（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