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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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情况，然后沿散兵线走去，并问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是谁回答说：
“难道您没看见吗？意大利人！”
“在哪里？”上校喊了起来。
“他们就在那里。”
“他们在干什么呢？”
“干什么？正在进攻市里韦加呢！”
师长听到这一情况，立刻坐上汽车往回走，临别时喊道：“我的家属在那里！”他虽从第11国际旅所属的德国营旁边疾弛而过，但甚至没停下来打听一下这是哪个部队，开往何方。卡阿列将该营配置在八十三公里处。B ·M ·西蒙诺夫到托里哈去了，目的是要把巴黎公社营也调到这个地方来。送来的报告说，左翼还在坚持，而在右翼的意大利部队正在迅速逼进。从布里韦加调到这里的是第48旅的预备营，我们把“特鲁埃尔营士兵”的武器交给的就是这个营。令人难忘的瓦达拉哈拉战役就这样开始了。
截至3 月11日，共和军在顽强激烈的战斗中成功地顶住了意大利人的进攻。同一天，通过一项非常重要的决定——正如某些人所建议的，不从首都撤退，而是相反，准备转入反攻，从首都击退法西斯分子。还决定联合瓦达拉哈拉方向上的一切部队，将其置于统一指挥之下，并由这些部队组成正规兵团。有必要进行四昼夜的紧张战斗，让国防委员会知道局势的严重性，从而接受把所有独立旅归并成四个师，再把各师组成第4 军的建议。为补充该军的各兵团，方面军司令部要再派几支部队来。
瓦达拉哈拉方向上的部队是按下述方法改编的。国防委员会任命原第1 师师长胡拉多中校为步兵第4 军军长。在哈拉马河附近作战的第3 军的原参谋长穆埃德拉少校任该步兵军参谋长。B ·M ·西蒙诺夫被任命为该步兵军军长的首席顾问。步兵军编成中首先包括第12师。在防御战斗的关键时刻表现昏庸无能的该师原师长由共产党员尼诺·纳涅季中校接任。由他指挥的除第48、49、50和71旅外，还包括一个新建的第35旅。该师的任务是掩护瓦达拉哈拉附近的共和军部队配置线的左翼。以恩里克·利斯特尔为首的第11师受命在中央地段沿法国公路作战。由他指挥的有以下精锐兵团：原隶属于利斯特尔的第2 旅，第11和第12国际旅，第1 突击旅。在右翼作战的应是以无政府主义者梅拉少校指挥的第14师。其编成包括新开到的第65和第70旅，以及第72旅。最后，把预备队所属的几个独立部队合起来，再组成一个师。一个坦克旅和两骑兵团也编入这个师。步兵军的活动由方面军航空兵——七十一架飞机组成的集群予以保障。在一星期内，所有上述部队和兵团都要重新进行部署并作好反攻的准备。
由我、B ·M ·西蒙诺夫和д·г·帕夫洛夫三人签署的对付意大利远征军团的战役计划呈交给了方面军司令部。同时，由我和B ·E ·戈列夫两人签署的关于采取紧急援助措施的电报则发给了巴伦西亚的总军事顾问，这些措施是我们所期待的和总军事顾问必须报告给共和国政府的。方面军司令部审查并批准了这项计划。
与此同时，从3 月11日凌晨开始，共和军再次打退了意大利各部队的冲击。无论是西班牙部队还是国际部队，作战都很出色，他们坚定和勇敢地坚持下来。类似在托里哈附近战斗头几天那样的情况没有发生过。从当日凌晨起，新任指挥官也开始到职。胡拉多军长迅速弄清了情况，后来的行动也很高明、果断。如果他不强调自己的“超党性”和不怕同共产党人接触的话，还会取得更大的成果。他的参谋长穆埃德拉的工作能力很强。他实际上把军司令部全部工作的担子都拉到自己肩上。他拟制的文件文词异常华丽，词汇非常丰富，能把一项简单的命令写成一封长长的文艺性书简。他在陈述问题时是那么善于辞令，以致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爱好文学语言手法的倾向。这两位军官的一个共同缺点，就是都愿意呆在司令部指挥作战。他们在这方面是无可指责的。因为所有军官在西班牙旧军队里都是这样受训的。
共和军取得的胜利鼓舞了当地居民。数万居民自愿地手拿铁锹和丁字镐挖掘掩体和防坦克壕。他们举着这样的横幅标语：“打倒墨索里尼！”。“西班牙属于西班牙人！”。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西班牙不是阿比西尼亚。”记住这句话甚至能当特别通行证用。过往行人发出的口令是“西班牙”，紧接着的回答便是“不是阿比西尼亚”。
不久共和军转入反攻。反攻的进程使人相信，不仅完全能够在瓦达拉哈拉击退意大利部队，而且还能够打败他们。我作为方面军的主要军事顾问曾向马德里防御委员会的委员们反复强调这一点。从一般反应来看，与部队和分队军官直接打交道的所有其他军事顾问都在各处大力支持我，而西班牙共产党员也在从下到上地宣传同样的精神。
米亚哈将军也不反对采取积极行动。但是他力求不把保卫城市的各兵团从马德里远远调开。此外，突然又出现了政治上的分歧：左派共和政体拥护者、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不愿瓦达拉哈拉附近的军队突击集群由共产党员利斯特尔率领。开始了“政治调解”。我尽力不让这种分歧进一步发展，但又不得不涉及事情的政治方面，我遗憾地看到，“内部分歧”是多么严重地妨碍卡瓦列罗政府巩固共和国的防务。
直到3 月17日，双方都在整顿部队和加强自己的阵地。只是在两翼常发生局部性的战斗。新的预备队和补充人员都陆续来到。疲惫的各分队被调去休息，并由其他分队接替。进行了战斗侦察。有几份落到我们手中的命令是很有意思的，当时曼尼奇将军及其参谋长费拉里斯曾企图用这些命令鼓励士兵的士气。例如，其中载有这样的话：在“十五年的法西斯时代，”初级指挥人员受到了只顾自己和和平主义思想的毒害；士兵故意枪伤自己以逃避战斗的情况越来越多；“伤员”的绷带下面没发现伤口；“俄国的坦克不会施魔术，没有什么神秘的”；“当我们还在淋雨的时候，国际战士也不会在饭店进餐”，等等。
俘虏和投诚者提供情况说，意大利的指挥官神经过敏。法西斯分子把我们每次侦察搜索都当成是转入反攻，把每次炮击都当成是开始炮火准备。这种心理也传染给了部属。只有狂妄的法西斯分子还在叫嚷要“进入”马德里。而大多数士兵指望能顺利地进行防御，已经不作“在马德里的凉台上休息”的幻想了。
瓦达拉哈拉战役的第二阶段就这样结束了。由军事顾问拟制并向国防委员会提供的打败法西斯的计划，仅仅是以现有部队为基础的。计划的内容就是对意大利部队实施一系列连续突击，各个歼灭意大利远征军团。这就排除了建议对部署作重大变更的方案，并导致决定加快战役的进程。
起初的建议是以几乎得到全部坦克和航空兵支援的最强的共和军各旅的突击，粉碎布里韦加集团，随后从东面佯攻布里韦加而从西北包围该城。尔后，突击集群急剧改变进攻方向，并沿法国公路从南面同时实施牵制性攻击，切断“利托里奥”师的退路。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完全恢复到意大利部队进攻前的态势。这种企图使共和国有可能用较少的兵力打败意大利部队在这里的优势兵力。方面军领导未加修正地接受了这一计划，但提出的条件是三天完成这项计划，因为他想以后从瓦达拉哈拉抽调部分部队去哈拉马河和埃尔帕尔多。
3 月19日开始了反攻。3 月20日共和军追击退却之敌，截至21日日终前，战役实际上已告结束。当利斯特尔指挥的师退下来休息时，沿途居民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些胜利者，首都的工人代表团来到各个部队，向官兵们转达了劳动人民兄弟般的问候，并赠送了礼品。
据报道，法西斯将军曼奇尼、他的两名师长和一些旅长被撤职，而意大利的宣传机构则一改腔调大喊大叫，要“复仇”、“为自己恢复名誉”，等等。可是在1937年春季，他们在这里没有采取任何坚决的行动。瓦达拉哈拉的惨重失败终于产生了影响。“瓦达拉哈拉”这个词已成为家喻户晓，正如意大利军队在1896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阿杜阿村和卡波雷托城遭到惨败，当时被写进两地的地方志一样，而被载入了史册。
上述战事也引起了法西斯营垒内部的隔阂。俘虏供认，1937年春，西班牙叛军的军官拒绝在街上或饭馆向意大利军官打招呼。最初大量刊登摩洛哥部队消息，后来又大量刊登墨索里尼志愿兵消息的佛朗哥报刊又改变活题，转而吹捧起佛朗哥的新“近卫军”——纳瓦拉部队来了。叛军司令部暂时放弃攻占首都的任何企图，转移到北部作战，而在北部的比尔巴鄂和桑但德地区，共和军只驻有战斗力较弱的几个旅。德国人肯定马上就会利用意大利影响下降这一点。这是后来在意大利部队非常紧张地撤退时才弄清楚的。3 月20日，佛朗哥同希特勒的使者签订了关于扩大德国对叛军援助的秘密议定书。
目前共和国必须利用瓦达拉哈拉的胜利，以便在其他战线也能取得同样的胜利。但卡瓦列罗政府不这样做，而是再次搞反对共产党人的阴谋。后来在巴塞罗那爆发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叛乱。所有这一切的后果，是机会主义分子在愤怒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让步和以胡安·内格林为首的新政府上台。在他任期内，人民阵线得到了巩固，而马德里前线，在布鲁内特开始了一次重要的战役。这次战役正在展开时我已不在那里，关于战役的过程我是从报上得知的。
我返回祖国的日期到了。西班牙的同志与我热情告别。共产党员的握手是极其热烈的。任何时候我也不会忘记，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们向我们讲的充满兄弟般情谊的话。帕西奥纳丽亚的微笑，我使劲地握住她那纤细的手。与共事的朋友们的拥抱……临离开巴伦西亚之前，为了欢送我们，举行了斗牛表演，使我见到了闻名的斗牛的情景。此后，西班牙海岸被烟雾遮住，消失在地中海的远处……
我高兴地意识到，苏联政府高度评价了我在西班牙的活动：为表彰1936年秋保卫马德里和在哈拉马河战役中建立的功绩，授予我第二枚红旗勋章（我荣获第一枚红旗勋章是由于在喀山战斗中立有战功），为表彰我参加粉碎瓦达拉哈拉附近的意大利远征军团而授予我一枚列宁勋章。
在总参谋部和各军区
祖国你好！同沙波什尼科夫在一起。什么是总军事委员会。在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列宁格勒的安全。日丹诺夫、库兹涅佐夫、什特科夫……建设，再建设！边境加强戒备！
1937年6 月1 日，我坐火车从法国出发途经德国和波兰回到了祖国。从此，开始了我一生中一个特殊阶段——战前四年的生活。以往任何时候，我都没有占据过从西班牙回来以后委任给我的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在总参谋部工作和在军区担任高级职务；参与在1939—1940年期间巩固苏联西北边界和在迫在眉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及其第一阶段中加强整个我军实力的措施的落实工作；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工作……
就当时我所感到的紧张程度而言，只有伟大卫国战争年代堪与这四年相比。在这段时间里，我与苏联党政活动家有过多次直接接触，并受益匪浅。他们教会我不仅要以一个军人，而且要以一个高级军人的身份来思考问题。我在认真地观察我们的党政机关怎样决定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怎样提出和讨论与之有关的问题过程中，学习了从宏观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学习了首先从全国的利益出发，从大处观察这些事件的方法。
那种认为以前没有这样做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大家从上到下，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包括在靶场上准备投身与真正的敌人战斗的红军战士，在机床旁制零件的工人，为祖国收集粮食的集体农庄庄员，研究科学技术进步问题的学者，以及在机关统计日常收支的工作人员，都在为共同的事业作出贡献。但是，以前我从未这样尖锐地感觉到，我在委托给我的岗位上所做的准确无误的工作，也在某种尽管是有限的程度上关系着我们的共同幸福。于是，当我更强烈地感到我所承担的责任重大时，就怀有更大的感激和崇敬心情回忆起那些引导我步入社会的人们。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我面前展示了生活的真正道路；共产党教育和培养了我；老同志和朋友们向我传授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在回忆中，眼前不时闪现出那些还在为社会主义祖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