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官商风流-第1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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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怀诚说：“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是标志性的。从改革的角度来说，在这次大会上，以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emin同志阐述了我们国家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正式写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党代会审议通过了这个政治报告之后，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实际成为中国共CHAN党人的共同意志。今天我们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是天天挂在嘴上，但是当时提出市场经济改革，却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ng怀诚回忆说，1993年5月，中央成立了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起草小组，第一次会议是5月30日，emin同志到小组作了关于十条意见的报告。emin同志讲了十个问题，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的最后形成，就是这十个问题，其中只有一点调整。

emin同志在讲话中说：“实行分税制，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合理确定中央和地方的手指比例，目的是理顺经济关系，使经济活动规范化……，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既符合国际上的通常做法，也考虑了中国的特点和具体情况，这样做，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中央要考虑地方的困难，地方要树立全局观念，全局照顾局部，局部服从全局。”

分税制改革被正式写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税制改革是这十个问题里的第四部分第18条。可见，在分税制改革的历程上，十四届三中全会起了“一锤定音”的决定性作用。

挑灯夜战做方案

进入1993年，分税制改革加快了进程。

1993年4月22日，中央政zhi局常委会专门听取了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和国家税务局局长金鑫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汇报。

4月26日，中央领导又专题听取了金鑫关于税制改革的汇报。emin同志指示财政部要研究财政与税收制度改革问题。他指出：现在这种包干体制是一种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落后体制，没有哪一个国家是这样搞的，财税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4月28日，中央政zhi局常委会正式批准了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高层决策者对已经下决心对“财政包干”为特征的旧体制进行改革。但是否采用分税制来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格局还不是很明确，是否在全国全面推行分税制还没有做出决定。

那天中央政zhi局常委会后，项怀成回到财政部传达了中央的税制改革基本思路。依据指示，在“五一”之前，成立若干个体制改革方案起草小组，其中分税制改革小组设在财政部。从那时起，方案小组进驻黑龙江驻北京办事处。

先是调查研究。为了制定出有效的改革方案，他们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掌握丰富而可靠的材料与信息。财政部长刘仲藜、副部长怀诚，带着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做调查，听取各方意见。并借鉴国外各类分税制的经验。

与此同时，财政部开始搞测算，搬出所有的数据，涉及到35000户企业，相当于80％左右的国内税收。在6、7、8三个月的日日夜夜，方案小组先后作了40多套方案，处理了几十万个数据，作了几千张表格，其工作量可想而知，许多人每天在电脑前工作20余小时。

经过日夜奋战，在7月23日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之前，拿出了第一个方案初稿。这一方案立即送到了emin办公桌上。当时emin说：有的同志看了这个方案，说你们搞集中收入、集中权力，把地方的财力收上去，还不如搞统收统支。我们总是要向前走，绝对不会回到统收统支的老路上去。同志们要有改革的思想，要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搞，财税改革的原则是什么？现在的体制是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落后体制，没有哪个国家是这样搞的。

7月23日，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朱总理副总理到会，并作了具体部署，他说：“我们准备根据的决定，马上成立财政和税制领导小组，请刘仲藜负责，再请计委、经贸委、体改委、税务总局这些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还要调一些熟悉国内外财税制度，又懂得法律，能够动笔头子的人来讨论，设计、起草财政税制改革方案。“

朱总理在参加会议的前一天，已向emin同志那里明确表示，一个半月之内要拿出初步方案，向中央汇报。

按照朱总理的设想，8月底向总理办公会议汇报，9月2日拿出最后方案，9月3日向政治局汇报。随后的两个月，朱总理带领有关部委到各省区，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细致缜密的测算，以确保确定1994年1月1日分税制新体制的实施。

分税制改革方案的构思

分税制改革要兼顾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既确保增加中央财力，又不损害地方既得利益，这就是中央与地方“共赢”方案的设计目标。

设计增值税是这次改革关键的内容。因为有三个理由，第一，增值税是税制改革后最大的税种，占整个税收比重的43。7％，占流转税的75％。第二，增值税是稳定的税种，所以要拿到中央。第三，在中央与地方搞分税制之前，仅流转税就有几百个，十几种税率。

朱总理在听取财税改革汇报后，提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税种，其中增值税是最大税种。切入点在增值税的增量分成比例上。他提出了“高、中、低”三个分成比例，既“二八”、“三七”、“四六”的设想，请方案小组算算账，核心原则是“保地方利益，中央财政取之有度”。

8月31日，总理办公商财政部拿出“高、中、低“三个测算方案。在总理办公会讨论时，只有个别人认为，要借分税制改革之机中央多拿一些，选择“高”方案，但大多数人不同意；也有个别人同意“低”方案。“高”、“低”两个方案很快就被否决了，更多的人倾向“三七”开的“中”方案。最后交给中央政zhi局讨论时确定分成比例为75：25方案。但是1：03系数没有确定。

定系数是激励地方的做法。以一个基期年为基点，地方税收全部返还，在给定一个系数返还。究竟系数为多少合适？开始时，财政部倾向按通胀率确定，朱总理认为这样恐怕不行，他提出是否可以考虑按中央财政的实际增收比率，系数化、指数化来确定，再次请财政部研究。

最后确定出了一个1：0。3系数。怎么共享法，在1：0。3系数中，中央拿增量的0。7系数，地方拿增量的0。3系数，中央拿增量大头，地方拿小头。怀诚说：“这就是模型。最后测算比例是52。5：47。5，达到了提高中央财力的要求。”

分税制改革是一个渐进式改革，在承认地方基数全部返还的基础上，在下一年度的增值税返还基础上，再乘上一个增长比例返还给地方0。3，地方增值税的实际增长中央拿走其中的0。7，中央多拿了一块增量。1：03系数，时间越长地方拿的越少，按照公式计算，最后趋于无限小，但是永远不相交。分税制实施十年后，现在地方已经拿不到1：03，现在大概只有0。1左右。

假定，1993年某省增值税上划34数字是10个亿，这10个亿不动，1993年拿10个亿，返还给地方10个亿；到了1994年，这10个亿的增长速度可能是10％，就是说实际收到11亿，这11个一国税局拿走了。给地方返还多少？按照1993年基数10个亿乘上3％（1：0。3），增长1，给你0。3，因此返还给地方10。3亿元。中央拿走7000万元。

朱总理对河北省委及财政厅的同志说：这种改革是非常温和的改革，地方既得利益没有损害，而且退回去的不是“死面”，而是一块“发面”。

这就是分税制设计的“共赢”方案：承认地方税收基数全部返还，中央与地方按照75：25的比例分享增长增值税，按照1：0。3系数返还办法激励地方增收。这三个原则自从确定之后没有变更。自此，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分税制方案出台。

应该说，这个方案并非是完美无瑕，但是已经尽量在当时客观条件下做出追求最佳的努力。

第三部分）

地方谈判：南“征”北“战”十七省

从1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朱总理副总理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有体改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银行等部门的同志，其中主要是财税系统的同志，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由远及近，第一站是海口，最后一站是河北。

在7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们首先是充分听取各省同志的意见，做调查研究，与省里认真细致地算财政体制帐，每到一个省，了解历史上多次体制变更状况，另外按照是十分税制后的10年，预测中央从地方拿多少钱、占地方税收比重。这种预测的结果，决定对分税制切割线的确定。中央既可以拿到必要的增量，又要考虑到地方的承受力。

与每一个省份谈判，中央的同志晓之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理”、动

之以顾全大局向前看之“情”，千方百计说服所有省份拥护分税制改革。可谓苦口婆心，有时是忍气吞声，或是软硬兼施。

在这两个月里，中央原定的分税制方案在地方政府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做出一系列调整、妥协与让步。但实行全国统一分税制改革的大原则，始终没有动摇。

一石激起千层浪

根据公共政策的制定规则，当一项重大制度创新的目标确定之后，决策者必须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其中之一就是要考虑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综合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现实条件，预测目标实现的障碍。最后的方案一定是经各方协商后确定。

1993年7月23日，朱总理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谈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分税制改革的想法。这一消息不胫而走。8月30日，中央拿出了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9月2日中央政zhi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不久，就收到了广东省委给中央写的报告，要求广东单独实行包干。

广东两位主要负责人找到朱总理，谈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心情沉重地问朱总理，广东的特殊政策还要不要实行？如果包干制取消，我们还要不要在20年内赶上“四小龙”？他们认为，如果按财政会议上所提出的办法，广东就什么大事也不能干了。

除了广东之外，还有的省长私下说，以后我们要到朱总理那里领工资。

情况果然与原来预料的一样。

受emin总书记、李鹏总理的委托，朱总理副要到一部分省区做解释工作，“解释”的基础是要与每一个省份细算实行分税制税收对比的帐。

1日大队人马出发，第一站是海口。为什么先到海南？因为当时洋浦开发区举行封关仪式，邀朱总理出席。但是，朱总理并没有参加招待会，只是去开发区看了看。参加谈判的有关人士介绍说，朱总理去海南不是主要目的，他是冲着广东去的，因为海南收入少，无足轻重，先到海南是为迎接广东“谈判”的“练兵”。

果然，两天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中央与海南都认为改革是必须的，不能错过机会，而且也认为，改革对海南的特殊政策没有影响，海南的利益基本上也没有受到影响。如果按照增值税年均增长30％计算，受影响的只有35亿元。

海南省除了提出要保1995年的基数之外，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

海南之行虽然增强了信心，但是朱总理一行知道，“硬仗”在后面。

一波三折的广东谈判

朱总理一行来到广东。刚刚落脚马上接见省委省政府领导。省里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搞分税制。

9月13日上午召开大会，广东省的五套班子人员全部参加，有些地市委有些领导也参加了会议。朱总理先向大家宣布中央决定，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我与铁映同志带领有关部委的同志来广东，是受emin同志、李鹏同志委托来的，是来向同志们传达、介绍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内容，同时与广东同志一起就落实改革方案进行商量，一起算账。

他详细给省政府官员介绍了分税制改革方案，特别提到广东对分税制方案了解的信息不确切，指出现在的方案与财政工作会议时已经有很大变化。他讲了四个问题：为什么要实行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是什么内容，如何搞；分税制改革是否损害了地方利益；实行分税制广东到底要吃多大亏。所有人都在认真地听，快速地记。

9月的广州没有此时北京的秋意，仍是那样闷热潮湿。北京来的人全部住在绿树成荫的珠岛宾馆。

晚饭前，朱总理把财政部部长及地方预算司司长叫到他的房间。手上拿着广东省给他的两张表格，核心内容是包干体制10年不变，地方财力是什么样的；实行分税制后的10年内，中央将从广东多拿走1000多个亿。他表情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