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命运-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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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悖憔筒坏貌徽隹劬Γ叶曰傲恕�1903年，在印度总督寇松的策划下，一个武装“使团”──堪称外交史的奇迹──开始向西藏境内挺进。寇松任命的“交涉使”（亦为“使团”团长）荣赫鹏是一个渴望着建功立业的冒险家和意志坚强的帝国军官。对这个武装“使团”的使命，英国国内、包括当时的帝国政府有很多反对意见，所以“使团”初始阶段非常谨慎和缓慢，每前进一段就停下，要求西藏派遣有决定权的高层政府官员前去谈判。西藏人继续坚持不闻不问的策略。一路上只有低级官员与荣赫鹏周旋。他们除了不停地重复拉萨当局要英国人撤退的要求，仍然是连信也不敢转交。荣赫鹏只有采取把信当面念给他们听的办法，指望他们能把听到的内容向上转达。中国的驻藏大臣也始终没有出面。后人指责驻藏大臣失职，驻藏大臣辩解是藏人不提供乌拉。关于这一点，最近由几位藏族历史学家写的《西藏通史》这样写：
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命令驻藏大臣裕钢亲赴岗巴宗与英方进行和谈，阻止发生武装冲突。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三大寺的代表认为：“原先虽在隆吐山战败，但元气尚可恢复，可驻藏大臣升泰反对抗英，结果失去了大片领土。如果这次驻藏大臣再度反对的话，那将会误大事的。”因此，不同意驻藏大臣赴岗巴议和。当时驻藏大臣裕钢及两位帮办处于无奈，向皇上呈报西藏情况后辞去了职务，清朝就委任有泰为驻藏大臣，委任纳钦为驻藏帮办。
由此看，驻藏大臣的辩解并不完全是假话。所谓隆吐山战败，指的就是1888年那次英藏战争。当时因为清朝政府及早采取与英方谈判解决的态度，避免了战争进一步扩大，西藏人也因此没有对双方的实力差距产生清醒认识，以为西藏堪与英军一战，只是输在驻藏大臣自行放弃抵抗。所以，这次西藏在坚持不与英方正面接触的同时，大规模集结藏军和各地民兵，决心以武力阻挡英国“使团”的前进。等到双方真正在战场上交手时，与其说那是双方之间的战争，毋宁说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屠杀。西藏战士虽然经常表现出令人赞叹的英勇，但是其武器的原始和军事素质的低下使其完全不是英军对手。每次战事，英国军官率领的印度和廓尔喀士兵几乎总是以死伤几人的代价，杀死成百的西藏人。以至战斗过后，那些讲究荣誉感的英国军官情绪低沉，无心庆贺。英国国内报纸则纷纷抨击“使团”的残无人道，甚至英国议会也将其评述为“对手无寸铁之人的大屠杀” 。为此，英国《每日邮报》当时派出的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Edwudn Candler）在他后来写的书中这样辩解：
藏人十分固执自信，直到教训了他们多次之后，他们才知道自己那些武装起来的乌合之众和英王的军队差别太大。根据后来发生的事件来看，很显然要不是我们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进展。格玉的屠杀只是将无法避免的事件给提前了。是由于藏人的愚蠢，才使我们卷人了战争的旋涡。要想让他们认识到英国是一个强国，英国的军队需要认真对付，就非得杀掉他们几千人，否则就没有指望。
奇特的是，中国当时的驻藏大臣有泰，也有着和英国人相似的想法。他在给清政府外务部的电报中，把英军的进犯和胜利当作迫使藏人服从清朝的一个机会：“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倘番众果真大败，则此事即有转机，譬如釜底抽薪，不能不从吾号令也 ” 。有泰认为西藏战败可以给藏人教训，也可以证明中国和驻藏大臣的正确，因为有泰和他的前任都反复警告藏方避免衅端，要与英国人磋商妥协，不得以武力抵抗，否则战争一经开始，后果必定惨重。既然藏人不听，拒绝与英国人谈判，也不让驻藏大臣调解，他们自尝苦果就是活该。所以有泰在战事紧迫、藏军连连大败之时，以幸灾乐祸的心态隔岸观火，甚至有心思带着手下人给他买的西藏女人，到拉萨附近的柳树林里唱歌跳舞。对有泰的行为，后来中国人提起只表示气愤，然而那其中除了有泰的个人品质可以谴责，还应看到更深一层：当时西方的知识和标准尚未在中国完成破旧立新，上千年沉溺于东方统治权谋的中国官吏——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地方官──尚没有获得综观世界潮流的眼光，甚至还不能清楚地理解“主权”到底为何物。有泰倒不一定是有意丧权辱国，而是他首先还没有懂得什么是主权，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关于那场战争的具体过程，许多著作都有详尽描写。在这里摘两段引文，可能更有助于得到直观感受。埃德蒙·坎德勒在英军与藏人的第一次战斗中负伤，被送回印度治疗，三个月后他重新返回西藏，又路过当时的战场。
我发现那些倒下去的藏人仍躺在原地。有个人在撤退时，子弹穿过了肩部，他回转头，面对着我们的枪弹倒下了。另外一个则用指头劳而无功地扯着地上的草，这时草丛中正开放着一朵鲜艳的粉红色报春花。萎缩的手臂、大腿看上去都短些了，令人可怕。小溪边，尸体成堆，焦干的皮肤看上去就像铁锈，如同木乃伊一般。在旋风中，从一颗脑袋上掉下来的一束黑发团团卷了起来。尸体身上的东西全给扒光了，只是除了偶尔可以见到的一点点布条之外，这样尸体比全裸着还要难看，另外就留下了颈部一些不值钱的护符。由于这些东西的神秘力量，无人认为这些东西值得拿走。大自然倒显得慈祥一些，在他们的周围撒满了春天美丽的花朵。
另一段引文是西藏方面的材料。在西藏现存的历史档案中，有一封1904年藏方前线指挥部成员西尔邦朗童写给噶厦政府全体噶伦的信，叙述他奉命去招集和整顿溃散藏军的经历，从中可以看到当时藏军溃败的程度。
……来到仲仔溪达村时，遇见许多溃散的藏兵。我们叫过来八名藏兵，其中一名带着洋枪。自称是代理代本甲扎的代表，并说他们是派来守卫山头的，因不敌而逃来。我俩劝他们不要再逃跑了，同我们一起去仲仔。他们口称遵命，但最后还是逃走了。我们到达属于噶丹的山庙牧场时，发现朗溪卡之僧官洛曲和哲蚌寺的三名代表以及部分喇嘛正在这里休息。我们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山头失守后逃跑来的。我们劝这位僧官率领他的人同我们去仲仔。僧官不答而离去。哲蚌寺的三名代表建议我们先说服僧官。于是，我们追赶僧官洛曲直到奴玛山后时，见僧官洛曲和大批藏兵正在彼处烧茶休息。经查问，始知这些藏兵是从彭波地区调来的，僧官则是该部的督战官。我二人劝他们要以政教大业为重，齐心协力共同对敌，要求同我们去仲仔集中待命。该僧官和藏兵回答说，他们从彭波来的藏兵原有一百八十名，多数已战死，现只剩六十余人。大家已经尽了忠，等等。那僧官洛曲不但不劝说藏兵，反而煽动藏兵谩骂我两人，特别是二人离开此地一段路后，他们向我们开了一枪。感谢三宝护佑，我们没有被打中。一个僧官，竟然如此目无法纪，枪口对着自己人，使我们的生命处于内忧外患中。对僧官的这种非礼，使人难以容忍，但因寡不敌众，当时只好作罢。我们于二十三日黄昏前到达仲仔地方，当询问溃散部队的去向时，据仲仔溪卡的溪本反映，喇嘛军由军饷部派往江孜，但据说多数人在途中逃散……第二天，从江孜逃来的人传说，江孜宗和寺庙已彼敌军攻占，我方守军被打散，等情。因此，朗如骑兵无法去江孜。眼下，管家贡热去曲江年楚河以北地方寻找噶曹喇嘛并招集散兵。我令朗如骑兵和那曲、那仓的余部去白朗宗集中。一方面阻止我军继续向北逃散；一方面令其坚守住现有阵地…………与军饷官和日喀则宗本们研究御敌之策。他们说：想尽一切办法抵抗敌人是应该的，但手中无兵啊！据悉，江孜的大部分藏兵经仓贡、仁则开走了；山南的藏军驻扎在年楚河以北，别处基本无兵。如果河北的藏兵不认真抵抗，就连浅渡也难以守住……
在中共的官方修史中，有大量对藏人在那场“爱国抗英斗争”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的描述，北京政府近年还在当时的主战场江孜修建了纪念馆。然而从上面这封信中，哪里看得出英雄主义的踪影？1904年8月2日，带着大炮机枪，踏着血泊前进的英国“使团”开进了他们的目的地──拉萨。在此之前，西藏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二十八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带领一小伙随从逃离了拉萨，流亡蒙古。面对着高耸于拉萨上方的布达拉宫辉煌金顶，英国人这样表达他们的自豪之感和对西藏人的蔑视：
喇嘛用尽了他们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手段阻拦我们，他们依靠中世纪的武器和各式各样的杂牌现代武器同我们较量，他们举行了求助于天的仪式，整天诵经，一本正经地诅咒我们，然而我们还是过来了。
驻藏大臣有泰以牛羊“犒劳”占领了拉萨的英军。英军未进拉萨以前，他就写信对英国人的“长途跋涉”表示慰问，说他曾向达赖喇嘛力争，不应该对英国人“无礼至此”，并为藏人的无礼“深引为羞辱” 。他和荣赫鹏一见面就找到了共同语言，两人互相倾诉对藏人的厌恶。荣赫鹏表示极能谅解有泰在西藏的困难，因为他自己刚刚有同样的经历，他们共同认为“藏人实一极端顽固之民族”。有泰对因西藏人的抵抗给英军造成的“困苦之经历”，再次表示“深抱不安”。荣赫鹏在回忆录中写道：“余因过去数年中迭与顽梗愚昧之藏人作长时无谓之晤见，今得晤此君，亦殊感欣慰也” 。中国政府将有泰撤职查办后，荣赫鹏非常不满，认为中国任命驻藏大臣，“应选用有泰一流人物” 。后来中国人把有泰定为“卖国”理由是足够的。他作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代表，面对荣赫鹏迫使西藏人签署丧权赔款的条约，不但“无一语匡救”，还又哄又压地督促西藏人屈服 。正如随后去查办他的钦差大臣张荫棠所斥──“诚不知是何肺肠”。我想，除了颟顸怯懦和昏聩，在有泰的“肺肠”深处，可能还始终在转动着一个中国人的小心眼──尽管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和全新的对象，他仍然以为可以像线装书记载的老祖宗们那样，玩弄“以夷制夷”的古老把戏罢。
3、清末对西藏的新政
不过，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之最后解决，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以夷制夷”的结果。只不过那次“以夷制夷”并非出自中国人的权谋，而是西方世界内部的矛盾所决定的。寇松和荣赫鹏尽管不乏英雄主义和对帝国的效忠，但是以其地处一隅的局限性，这着西藏棋就一步而言走得虽然精彩，在二十世纪西方强权政治的大棋盘上，却并不一定有利于大英帝国的整体战略。当时在亚洲参与大争夺游戏的西方大国主要是英国和俄国。英—俄关系是问题的焦点。殖民南亚的英国与控制了远东、蒙古并已扩展到中国新疆的俄国之间，只剩下西藏高原是避免它们直接遭遇的缓冲地带。从避免龙虎斗的角度，两个大国愿意保持这种隔离。何况“天助西藏”，在那片广阔的高原上，实现控制和建立军事力量所需要的成本，对两大帝国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所以，对英国来说，莫不如承认当时软弱而几乎摇摇欲坠的中国对西藏具有宗主权，而和俄国达成双方都不把势力范围扩展到西藏的谅解。对于这一点，当时被派去西藏进行对外交涉的温宗尧有鞭辟入里的分析：
盖西藏者无独立资格，我不能保之，则属于英，而有害于俄之中亚细亚；属于俄，而有害于英之印度。两国必出死力以相争，而大局决裂，此两国所不愿也。
温宗尧因此反对朝内防备英国或防备俄国孰先孰后的争论，认为当时形势是有利于中国对西藏经营的：
臣窃谓自我言之，则英、俄皆当防闭。自英、俄言之，则防英者俄，防俄者英，中国当趁此各有忌惮之时，急整理西藏内政，恢复主权……假使中国能增加治理西藏之权力，则英、俄方且赞助不遑
中国迅速地行动起来。英军对拉萨的占领和其后西藏人在刺刀逼迫下签署的拉萨条约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统治者和精英集团，也由此剧烈地改变了中国对西藏历来采取的无为而治的政策。他们认识到，如果再用以往那种东方式的关系维系西藏，则西藏无需日久就将彻底丧失。正如张荫棠所说：“及今不极力整顿，十年后西藏恐非我所有，不特川滇不得安枕，而内外蒙古也从此多事矣” ，要防止这种丧失百万里国土的下场，就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