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命运-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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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进行“清理整顿”。不久，色拉寺和哲蚌寺也进驻工作组，同时开始了一个对西藏所有寺庙进行“清理整顿”的运动。这是中共开放宗教自由以来对西藏宗教进行的第一次全面镇压。以前虽然也提整顿寺庙，大部分只停留于口头，或是走过场，没有多少实效。那时北京的西藏政策还未彻底强硬，免不了瞻前顾后，对内担心藏人不满，对外害怕国际舆论指责，对达赖想留有谈判余地，还有民族政策等意识形态教条的约束，所以总是摇摆不定，欲做又休。灵童事件之后，恼羞成怒的中共决心彻底强硬，藏人是否满意，国际舆论如何指责，以及是否符合意识形态教条，都不再作为主要考虑。这种强硬路线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不再试图去化解矛盾，而是对任何有可能构成威胁之事，一出现苗头就立刻用强硬手段将其消灭，避免其成为气候。“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是中共通过“六四事件”总结的教训。他们对此“教训”是这样算计的：如果及时镇压了第一批抗议学生，就不会有后面波及全国的抗议运动，也就不至于把坦克开上长安街才能平息事端。尽管那镇压也会遭到世界舆论谴责，总比后来不得不以军队进城屠杀得到的谴责少得多。同样道理，如果1987年的拉萨骚乱刚出现就下令开枪，事态就不会继续扩大，即使死人也会比后来再开枪少得多。对这一点，中共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已明确授权西藏当局对骚乱闹事“可以边请示边行动”。所谓的边请示边行动，实际就是北京授予西藏的“尚方宝剑”──可以自行下令开枪。这种“稳定压倒一切”的强硬路线虽然能说出自己一套冠冕堂皇的道理，但是其深处却蛰伏着一个极危险的魔鬼──所谓“萌芽”是难以度量的，因此是可以无限的扩展概念。使用这种概念，当局就有权去消灭任意想象中的任何“萌芽”，实际上是滋生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反而会给社会的长远发展酝酿与制造更大的不稳定。例如中共把寺庙和百姓供奉达赖喇嘛画像视为不稳定的“萌芽”，就要对之铲除──收缴达赖像；收缴达赖像遇到反抗，就成了“反革命骚乱闹事”，更要坚决镇压；而从西藏寺庙对收缴达赖像的普遍抵触中，又可以推导出寺庙是达赖在西藏的基地，是与达赖里应外合的“第五纵队”，为了保证西藏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对寺庙进行“清理整顿”。强硬就是这样一步步升级，对抗越来越加剧，而藏人的仇恨只能不断加深，即使一时被镇压下去，酝酿的却是将来更猛烈的爆发。中共对西藏寺庙的“清理整顿”，目的一是铲除寺庙中的达赖势力和地下组织；二是重新建立对寺庙的监督控制。达赖方面有这样的话──“控制一个寺庙就等于控制中共的一个地区”。寺庙对对藏人的影响不比政府的影响小，达赖阵营在无法掌握西藏政权时，能控制西藏的寺庙，也就等于建立了“潜政权”。西藏格鲁派的主要活佛转世，都要经过达赖喇嘛认定，因此达赖就成为那些活佛的“上师”，他的意志就是不可违抗的。邓小平时代允许西藏恢复活佛转世制度，并容忍了西藏境内宗教界与达赖喇嘛的沟通，到目前为止，西藏已有三百多名活佛是达赖喇嘛认定的。除此之外，在海外追随达赖喇嘛的活佛高僧这些年也经常返回西藏，到各寺庙讲经和主持宗教活动。中共对西藏寺庙却基本丧失了控制。它任命的寺庙管理机构──“民主管理委员会”在五六十年代是由忠于它的穷苦僧人组成，现在则已经像当年日本人在中国占领区建立的维持会，只是敷衍和糊弄 。当局因此对寺庙的情况几乎两眼一摸黑。藏人官员一般不敢跟寺庙为难，汉人官员又不懂藏语 ，深入不下去，因此大多数寺庙成了自行其是的独立王国。这次“清理整顿”采用了“过筛子”的办法──将僧人彼此隔离，逐一谈话，在他们的话中找出口径相互对不上的漏洞，然后穷追不舍，直到层层剥离出真相。那名为谈话，实为审讯。进驻寺庙的工作组有不少安全机关和警察部门的人参与其中，使审讯更有效果。一些寺庙的地下反汉组织因此败露，原来参加过骚乱闹事的漏网者这回也都落网，达赖方面派来的人亦暴露出来。由于这次当局派进寺庙的工作组人数多，级别高 ，有武警和公安配合，所以基本没遭到反抗。经过对僧人的逐一审查，凡自行入寺者，一律遣送回乡，被当局认为不可靠的僧人也一律开除（如96年8月30日一次就宣布开除甘丹寺73名僧人）。今后入寺的僧人，需要经过政府批给名额，群众推荐，还要考察政治表现。对所有在寺的僧人进行造册登记，建立档案，今后的表现都要一一记载备查。如此，中共当局把藏人入寺为僧搞得相当于加入共产党了。当局还禁止寺庙之间进行串联，做出不是本寺僧人不许居留的规定，即使是临时留宿，也必须事先报告有关部门批准和备案。从此，每个寺庙的僧人只许老老实实呆在自己的寺庙里念经。西藏“稳定集团”中的汉人普遍为这种强硬政策叫好。自从八十年代北京在西藏实行“拨乱反正”，藏人势力坐大，多数汉人处于压抑状态，被排挤到边缘。他们把邓小平治藏路线的主要实行者──胡耀邦的名字改称为“胡乱邦”，认为胡颠倒了依靠对象，瓦解了汉人干部队伍，造成西藏民族情绪上升，酝酿了后来的社会动乱。他们对后来的赵紫阳也同样不满，赵和胡如出一辙，把八十年代末拉萨发生骚乱闹事的原因归结为中共在民族政策上长期执行“极左”路线的结果。西藏汉人官员普遍认为西藏问题愈演愈烈，就是因为这个说法。把骚乱的起因归于“左”，就等于承认责任是在中共一方，藏人怎么闹都有理，同时却束缚了镇压骚乱的手脚──既然骚乱被定为由“左”引起，谁还敢再用“左”的手段去平息？于是只能被动应付，眼看着骚乱规模越来越大。现在，邓小平时代已经过去，胡和赵执行的治藏路线被否定，骚乱闹事的原因被定性为“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的操纵”。这样一个说法的改变，从此就使镇压骚乱变得理直气壮，再不用缩手缩脚。这被称为中共治藏路线的又一次“拨乱反正”。“明确了西藏问题的实质是与达赖集团进行分裂与反分裂斗争，西藏工作的重点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这个拨乱反正理清了思想，明确了阵线，排除了干扰，令人心情舒畅！”（此话是一汉人官员所说原话，用的是典型中共语言，仔细体会，准确且概括。）藏人却感到了极大的压抑。尤其在拉萨，无论是僧人，“稳定集团”的藏人职工和知识分子，包括藏人官员，都有同样感觉。中共如今在西藏实行的等于是恐怖政策，任何人敢在政治上有不同看法，就会面临人身安全的威胁。大多数藏人在公开场合都沉默不语，但他们处处流露强烈的对抗情绪。一位刚从西藏回来的人说，在拉萨感到的敌对情绪甚至比1989年戒严期间还强烈。生活在西藏的汉人面对周围处处可以感受到的藏人敌意，压力也很大，安全感并没有因为当局实施强硬路线而得到增强。当局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政治稳定上，社会的其他方面几乎全部放任自流。拉萨目前社会混乱，风气堕落，欺骗、偷盗、赌博、卖淫、吸毒、黑社会等坏事物纷纷从中国内地或印度、尼泊尔涌进；西藏传统中的坏毛病也沉渣泛起──懒惰、酗酒、及时行乐、两性关系混乱……八廓街三天两头发生醉酒斗殴、动刀杀人的案件，但常常是没人报案，也不见警察破案。拉萨人都说现在的世道是除了政治上别犯禁，什么坏事都可以干，也都没人管。有识的西藏人士忧心忡忡，这样下去，西藏民族会不会毁掉？他们甚至怀疑这就是中共的阴谋，一边严厉镇压政治反抗，另一边纵容藏人沉溺于物欲和享乐，从而堕落下去，忘记为自己民族的独立而斗争。在镇压下实现的稳定有如通过吸毒获得的安宁，平时看上去像好人一样，却随时可能发作。更糟的是要想保持稳定，如同吸毒的安宁需要越来越大剂量的毒品一样，镇压力度也必须不断加强。那不仅要付出越来越难承受的成本，对社会肌体的腐蚀也很严重。任何时候，镇压稍一松弛，社会就会发生动乱，如同毒品一断人就会发狂一样。中共对西藏社会实施的高压，逐渐已经进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越镇压越反抗，越反抗就越加镇压……一旦完全陷进那种循环，使西藏继续保留在中国就只能靠镇压，而再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了。那将成为未来中国民主化的严重挑战。中共治藏的结果，导致除了镇压手段再没有别的方法保留西藏。这反过来成为中共继续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因为民主势力将放弃镇压手段，西藏就必然与中国分离。于是，相当多的汉人可能就会为了国家概念中他们热爱的country（领土）和nation（民族）不受到损害，而不得不容忍他们所不喜欢的state（政府）保留在台上。最终的问题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历史上那么多耀武扬威的大帝国，如今都在哪里？以锤与镰刀的红星照红过半个地球的苏联共产党，如今又怎么样？同样，中共也不会“万寿无疆”，即使它有能力永远把外部敌人消灭干净，毁灭也终将来自它自身内部──专制必被专制所毁，这已是历史的铁律。那时的西藏，将会怎样？
跋
写完这本书，西藏问题到底应该如何解决，不但没有得到答案，似乎反倒愈发迷茫。的确，甚至西藏问题最终是否有解；也是我在写书整个过程中一直萦绕不散的困惑。如果不带有自己事先已定的结论，去倾听置身于西藏问题的各方面，它们都有自己的道理，站到哪一方面的立场上去，也会理解它们的道理，并在相当程度上给予同意，或至少认为是不得不如此。然而当你试图同时理解各个方面而需要从一个立场跳到另一个立场的时候，你就会被它们之间的大相径庭搞得不知所措。你对各方面的道理都能理解和同意，甚至认为让任何一方面的主张单独实行，都能行得通。达赖、北京、西方，它们的方式都可以让西藏问题得到解决，或者哪怕是谁都不管西藏了，西藏自己也能走下去。然而你却不可能找到一个统一的立场来包容互相对立的各个方面，它们不可调和，它们却同时都对西藏下手，相互作用的合力，结果就是把西藏引入无路可走。而问题是，西藏问题不可能由某一个势力单独解决，它们必然要共存，要相互作用和斗争，并且愈演愈烈。面对这种局面，你只能产生强烈的无奈感，感受某种精神分裂式的痛苦。作为一个旁观者，这种被分裂仅仅存在于个人的认识领域，可以搁置，可以忘却。然而对于西藏和西藏人民，被分裂的则是他们的历史、文化、民族、信仰、现实生活和未来希望，是他们生命中的一切，而且是必须天天面对绝无可能有任何回避的。当我看到那些虔诚的藏人以五尺身躯一步一叩地量过荒原雪山去朝拜他们的神灵时，有时会感到十分惆怅。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两个班禅活佛，他们很可能还将有两个达赖──如果现世达赖喇嘛去世时西藏仍由中共统治，北京和达兰萨拉必定抢着寻访和认定自己的达赖灵童，把他们同时推到藏人面前。想一想，西藏最重要的两位转世之神──被藏人视为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都出来两个，且相互对立和否定，那将使视宗教为生命的淳朴藏人处于怎样的精神分裂？每天他们面对世代崇拜的神灵，都得经受如此根本性的选择困惑和担心选择错误的恐惧，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不仁义的对信仰的亵渎和摧残吗？活佛变为两个，只是西藏社会从总体上发生分裂的一个象征。实际上，我这本书从头至尾描述的都是西藏的分裂──主权争夺、革命、阶级斗争、宗教之战、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城市与农村的割裂、宗教领袖与本土人民的分离，还有那些难以破解的“局”……西藏就像一个失去了行动能力的人体，躺在世界屋脊的雪山之巅，从不同方向飞来的鹰鹫，纷纷按照自己的需要撕扯她，从她身上啄食自己需要的部分──或是抢夺主权，或是争取民意，或是表现意识形态，或是讨好国际社会，还有那些贪心不足的商人、盗猎野生动物的枪手、寻求刺激的旅游者、厌倦了现代文明的西方人……也都涌进西藏各取所需。综观历史，西藏从未被外力摆布到如此程度，如此无奈、身不由己。我给这本书取名《天葬》，就是取自这样一种意像──西藏在被撕裂，西藏正在死亡。西藏问题是当今全球关注的世界性问题，表面上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