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命运-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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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把整个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地区；二、 中国停止危及藏民族生存的移民政策；三、 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权利；四、 重建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中国放弃在西藏制造核子武器及储存核子废弃物；五、 对西藏未来的地位和藏族人民关心的问题进行真正的会谈。
演讲虽然表达了达赖喇嘛希望与北京谈判的愿望，也没有公开宣称要求西藏独立，但别的不说，仅要求中国从西藏撤军（第一条），已经和独立相去不多。演讲没有对八十年代中共西藏政策的改进做出评价，矛头仍集中于对北京的谴责。这无疑使西藏境内的藏人反对派与北京的对抗心理得到加强，从1987年9月27日到1989年3月7日十七个月内，拉萨发生了18次示威骚乱，最终导致北京于1989年3月8日开始，对拉萨实行了长达419天的军事戒严。从心里，达赖喇嘛肯定愿意西藏独立，但他的理性使他明白，以西藏与中国的力量之悬殊，独立是没有希望的。在拉萨出现大规模藏人抗议运动、国际社会纷纷对北京施加压力之时，手里有了更多筹码的达赖喇嘛以政治家的精明，于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了对中共的妥协──同意西藏留在中国之内，并同意由北京负责西藏的外交和国防。这是达赖喇嘛第一次放弃西藏独立的正式表态，比起以前的立场，应该说做出了重大让步。在以后的岁月里，达赖喇嘛进一步表示他“从未提倡西藏独立” 。尽管他仍然坚持在历史上西藏和中国是两个国家，但那并不意味着他现在赞成西藏独立。他还批评中共一直破坏他的名誉，“老是认为我要搞独立” 。虽然有人认为达赖喇嘛的这种言论与他以前说的话并不完全一致 ，但至少可以表明达赖喇嘛的转变，是一种愿意妥协的表示。然而北京对达赖喇嘛的方案完全不做任何考虑。达赖喇嘛的让步是建立在“五点和平计划”基础上的，有这样几条限制性的条件：
一、 与中国结盟的西藏必须是将中国所有藏区统一在一起的大西藏；二、 西藏将实行与中共统治完全不同的民主政体，由西藏人自己进行高度自治；三、 北京虽然负责西藏外交，但西藏政府可以保留外交办事处，在“非政治领域”发展独立的对外关系并参加国际组织；四、 国防方面，仅同意“在西藏非军事化及中立化之前，中国可以在西藏保留有少数的军事设施”，并限制那些军事设施只能是“防御性”的 。
对北京来说，只为换取达赖喇嘛口头上承认西藏留在中国，它是否值得接受那些限制，使中国在西藏的地位退到比五十年代达赖出走以前还不如的状况吗？按照北京的眼光，它看不出达赖喇嘛有什么资格提出那些要求，凭几百个藏人在拉萨街头扔石头，或是西方国家的几个议员表示抗议，就能让拥有几百万军队、且早已牢牢控制西藏全境的中共束手就范，让出它统治了几十年、投进了无数人力财力的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交给被它打出国的西藏流亡者去统治吗？别说几百个藏人扔石头，当年上万荷枪实弹的叛乱者盘踞拉萨，不也就是几十个小时就被打垮了吗？在北京眼里，达赖喇嘛提出的交易纯粹是“空手套白狼”，异想天开。对比一下中共开给达赖的条件，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差距，形容为天壤之别毫不过份。1981年7月，胡耀邦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提出中共方面的如下五点：
一、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了政治上能够长期安定，经济上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这样一个新时期。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都是聪明的，应该相信这一条，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几年，也可以。二、达赖喇嘛和他派来同我们接触的人，应该是开诚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者是做买卖的办法。对过去的历史可以不再纠缠，即一九五九年的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三、我们诚心诚意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我们欢迎他回来的目的，是欢迎他能为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四、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待遇不变。党中央可以向全国人大建议他还当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并经过协商，当全国政协副主席。生活上也维持原来的待遇不变。至于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西藏现在的年轻人已上来，他们工作做得很好嘛！当然也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我们对跟随他的人也会妥为安置。不要担心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只会比过去更好一些，因为我们国家发展了。五、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一个简短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回来，给我们一个通知，如果经香港从陆路到广州，我们就派一位部长级干部到边界去迎接他，也发表一个消息。如果坐飞机回来，我们组织一定规模的欢迎仪式欢迎他，并发表消息。
中共的允诺只是派一个“部长级”的干部迎接达赖，给达赖一个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的虚职，连西藏都不让他回，怎么可能跟他去谈判斯特拉斯堡方案呢？当然，达赖喇嘛是不会接受中共那点可怜条件的。对于一个为西藏解放奋斗了几十年的民族领袖，那简直是个侮辱性的施舍。然而，以达赖喇嘛的政治眼光，又岂能想不到斯特拉斯堡方案也是不可能被中共接受的谈判基础呢？──他实在是再也不能退了。先不说他的个人信念是否允许他退，他的社会基础首先就把他限制死了。他名义上是全体藏人的精神领袖，可是他真正能够接触的藏人仅仅是跟随他在海外流亡的那批藏人──数量约为十万左右。比起西藏境内的四百多万藏人（西藏流亡政府说是六百万），那十万藏人数量虽小，却是达赖喇嘛立足其上的整个藏人社会。流亡政府从他们中间产生，税款由他们交纳，选举由他们投票，西藏解放的事业由他们进行，国际上的西藏形象也由他们代表。多少年来，他们一直为西藏自由而斗争，那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他们的子女从小就在仇恨中国的教育下长大成人，至今在海外出生的藏人已经成为流亡团体的骨干。对他们，即便是中共绝不可能接受的斯特拉斯堡方案，都被视为丧失了基本原则，因而是应该坚决反对的。有多少藏人坚持西藏独立而反对放弃了独立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呢？“西藏青年大会”的秘书长扎西南杰非常肯定地认为──有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扎西南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地表示反对达赖喇嘛。
事实上，我们认为那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明智之举。把外交和国防交给中国，就等于是放弃西藏的主权。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不应该有任何的妥协。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斗争到底，一直到实现西藏的独立为止。这是“西藏青年大会”的想法，也是西藏人的想法。和中国人会谈不会有任何的结果的。我们所应该要做的，就是靠斗争抢回所有属于我们的权力。我们应该为此而战斗。不能凭嘴皮子！中国人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西藏的。不过我们也不会转易地放弃我们的动机。面对着中国人也许我们是少了一点，可是我们有坚决的意志！自由的精神！我们的目的只是在我们有生之年，重新获得西藏的独立，不过斗争的精神必须代代薪传不绝才有这个可能。我们对达赖喇嘛的建议不敢苟同，我们认为我们有强烈表达不同意的义务。
扎西南杰代表的“西藏青年大会”是流亡藏人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少壮派组织，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多个地方分会，上万名成员，其骨干分子大多是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青年藏人，熟悉西方社会，有民主思想，活动能量远远超过流亡藏人中的元老派。平措旺杰曾是达赖喇嘛驻英国及北欧国家的代表，现任伦敦“西藏基金会”主任。作为流亡藏人的高级官员，他也公开反对斯特拉斯堡方案。他的看法是，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演说都是个严重错误。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完全不赞成这个演说的提议。尤其是和中国联盟并且把国防责任交付给中国这一点。让中国人有权力在西藏安兵置屯，就表示我们并不要完全独立。……我要说如果我们不为争取完全独立而战斗，人民会逐渐丧失这个希望。这也就是说，我们失去了某些东西却没有因而给西藏人带来一点利益。我不认为支持独立斗争会给西藏局势带来任何不良的影响。我不相信接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就可以制止大批的中国人在我们的家乡落籍。
流亡藏人内部对斯特拉斯堡方案的反对使达赖喇嘛受到极大压力，他最终在1991年宣布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除了因为没有得到中共的回应，他在流亡藏人内部遭受的强烈反对大概也不无关系。达赖喇嘛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必须以理性和妥协的姿态才能使处弱势的西藏在与北京谈判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顾及流亡者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个方面往往互相矛盾，以致发生难以调和的冲突。尤其后者不仅是信仰和道义的问题，还有很多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例如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方案中对北京所做的“退步”，是把西藏独立变为西藏高度自治，但自治的范围是“所有藏人居住区”──即大西藏。对北京来讲，那哪里是“退步”，即使在五十年代达赖没有出走以前，《十七条协议》给他的治理范围也不过是西藏自治区（很长时间还不包括昌都地区）。甚至在清朝和民国，达赖的行政管辖范围也没有超出卫藏。现在他一无所有地回来，要的领土竟然比原来还多一倍！北京对这种“妥协”不予理睬是不奇怪的。从现实出发，比较明智的策略是，达赖喇嘛应该先以他流亡之前的状况作为谈判基础，或像有人建议的那样重新回到《十七条协议》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 ，第一步是争取回到西藏，实现卫藏──即西藏自治区的自治。等到有了立足之地和政治实体后，再根据中国社会的变化，掌握时机，利用国际舆论和国际力量，继而图谋大西藏范围的自治，最后实现西藏独立的目标，甚至也不是没有可能。关键是要先回西藏，为此就不应该把起点定得太高，否则是不可能取得现实进展的。这本是常识性的道理，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智慧，达赖喇嘛肯定非常明白。但限制他不能采取这种现实谋略和灵活手段的，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西藏流亡者不光来自卫藏，还有相当比例来自安多和康区。五十年代对中共的武装反抗首先起自安多和康区，大批反抗战士和百姓为了躲避中共军队的围剿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后，他们也随之流亡，因此安多人和康巴人构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西藏流亡议会的议席比例上得到反映。流亡议会一共45个议席，其中30个议席是根据安多、康和卫藏三大地区分配的，每个地区10个议席 ，那么任何抛弃安多和康（哪怕是出于暂时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被接受，在议会难以通过，在流亡藏人中更是会遭到激烈反对。无论从公正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各方面的利益出发，皆说不过去。仅此一点，就决定了达赖喇嘛与北京的谈判，几乎永远无法找到共同点。达赖喇嘛也有一个自己设的“局”。为了增强流亡阵营的战斗意志和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他必须把中共描绘成彻头彻尾的魔鬼。那形象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也许合适，但到邓小平时代，中共已经大大改善了西藏政策，达兰萨拉的宣传口径却没有做出相应调整，反而由于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推行人权政策，为了获得西方国家对西藏的更多支持，达兰萨拉的宣传机器变本加厉地攻击中共，包括有意进行错误导向和胡编乱造地指控，这种宣传政策无疑受到了达赖喇嘛的宽容，因为在他自己发表的各种言论中，也同样看不到对中共改善西藏状况的正面肯定。在双方宣传机器互相攻击的谩骂性气氛中，是不可能导致建设性谈判的，反而使北京产生“好心不得好报”的恼怒，失去与流亡藏人打交道的耐心。既然怎么都不得好，干脆我行我素。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是达赖喇嘛的成功，同时也形成了一种使他陷身其中的“局”──既然全世界都在为西藏说话，他作为西藏的精神领袖与西藏流亡者的政治领袖，只能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国际社会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