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命运-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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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都要搞啊，以后你们完全照抄照搬中央的东西，我们就要批评你们了。不要完全照抄外地的，也不要完全照抄中央的。一概照抄照搬是懒汉思想。
多少年来，中共奉行举国一致，不要说行动，连声音都只能有一个。尤其对边疆的少数民族，有史以来的一切中央王朝都巴不得其绝对服从。主动促使他们不要那么服从甚至敢于抗拒，这似乎是第一次，让人不能不感到惊讶。在谈到加强西藏文化地位时，胡耀邦讲得更具体，如在西藏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全部由国家包起来，百分之九十八是藏族学生；还有汉族干部必须学习藏文等，包括断言西藏的音乐舞蹈比汉族的高明得多。从他谈的那些具体事中，可以体会出他在极力推动西藏人建立自信和敢于自主，促使他们去自觉争取西藏本地和本民族更高的地位。这种内在的推动远比那些具体的措施对西藏人的影响更大。虽然他在讲话中没有直接涉及宗教解禁，但在中共中央31号文件转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里已经有了“全面落实宗教政策”之谈，要求“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而胡耀邦强调加强藏文化的地位，藏文化的核心就是宗教，藏文化得到加强，西藏宗教就不可能不随之复兴。恢复宗教自由，可以说是北京在西藏“拨乱反正”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它为了平息西方的谴责而向世界做出的开明姿态。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和其他各省藏区的宗教都已经达到相当自由与繁荣的程度，大大超过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况。除了“政教合一”和领主式寺庙经济没有恢复，与“民主改革”以前的状况也已相差不大。虽然中共时有宣称对宗教要实行控制，大部分只停留在口头，实际还是放任自流。那些年西藏宗教达到历史上的高峰期，到处弥漫宗教气氛。喇嘛僧人不仅受到西藏老百姓的尊崇，当局也把他们作为“统战”对象，优抚有加。每个地方都在兴修寺庙，其中很多资金来自中共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修缮布达拉宫，北京拨款5300多万元；为十世班禅建陵塔，北京拨款6406万元，黄金614公斤 。这方面情况前面已经讲了不少，不再重复。直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尤其是从1996年开始，中共把西藏不稳定的根源归于宗教，才对西藏宗教采取了镇压措施。这是后话。中共在西藏文化方面的“拨乱反正”，也体现在使用语言文字的变化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官方语言完全变成汉语。开会、发文件、写材料，都使用汉语，不用藏文。不仅汉族干部不学藏文，连藏族干部也不学藏文了。甚至当时提拔干部，汉语水平的高低也算一条。那倒不见得是出于达赖喇嘛所说的中共消灭藏语文的阴谋，而是图省事。当时干部多为汉人，开会、行文坚持使用两种语言会增添很多麻烦，耽误时间，提高成本，惰性使然。一旦使用两种语言的机制被放弃，不会汉语的藏人干部在工作中就难以沟通，负责提拔干部的汉人自然就不愿意要他们。自胡耀邦到西藏以后，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连续数次发文，要求在工作场合使用藏语，行文用两种文字，开会用两种语言。并且要求把“藏文水平的高低作为升学、招工、转干和使用、晋级、提拔干部的一项主要条件” 。对比历史上的统治民族皆巴不得被统治的民族放弃自己语言，国民党官员甚至设想西藏活佛的转世灵童必须通过汉文考试才可承袭活佛之位 ，中共这种做法应该是值得肯定的。在中共这种推动之下，到九十年代初，西藏农村已经很少看到汉字，连基层机关门前挂的牌子——包括党委——也全都是藏文，让不识藏文的汉人弄不清该进哪个门。基层开会的语言仍然只用一种——不过已经不再是汉语，而换成了藏语。岗巴县一位汉族副县长跟我说，县政府开会从头到尾全讲藏语，只在最后时讲一句汉语──问听不懂藏话而干坐一旁的汉族干部对讨论结果是否同意。不过相比之下，对西藏最具转折性的，还是“六条”中的最后一条——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之所以岗巴县开会的语言换成了藏语，主要并不是因为上面有要求。如果岗巴县党政领导的主要成员都像过去一样是汉人，上面的命令再坚决也是没用的。同样道理，胡耀邦号召西藏不要全听中央的，要保护“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如果不把西藏的党政干部从以汉人为主体变成以藏人为主体，就是一句空话——藏民族的特殊利益如何靠汉人干部去保护？在讲话中，胡耀邦对这一点说得最多，比其他几点都长一倍以上，足见他把这一点当作重头，而且要求得非常具体。他的原话有这样一段：
昨天我们商量的结果，在两三年之内，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把国家的脱产干部，我不是讲的不脱产的，不脱产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他比我还要激进一点，我也赞成。他说藏族干部占百分之八十，汉族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万里：我指的是县级干部二八开，区级干部百分之百……）
对这一点，当时阻力是很大的。胡耀邦对此的说法是：“听说有些同志想不通，不通也得通，先决定后打通。” 不过，有阻力也仅是在掌握西藏高层权力的汉人，对一般汉族干部和职工，以往是想回内地回不成，早就巴不得能给他们开这个口子。胡耀邦的讲话如一股强风，把中共在西藏苦心经营的汉人队伍吹得人心纷乱。回内地成了当时所有在藏汉人的话题。而藏族干部当然愿意汉族干部给他们让位，所以两相情愿，互相配合，加上胡耀邦专门把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留在西藏主持此事，西藏汉人大批内调很快就进入实际操作。胡耀邦讲话之后半个月，内调方案已经出台。方案是这样设计的：当时西藏共有干部五万五千人，其中汉族干部三万一千余人，准备内调二万一千人；有工人八万多人，其中汉族工人四万多，准备内调二万五千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计划共九万二千名汉人在两三年内离开西藏回内地 。当时西藏的全部汉族人口为12。24万人 ，由此计算，就是有75％的汉族人口应该在胡耀邦讲话后从西藏调回内地。但在实际上，上述方案没有完全做到。那是因为大批汉族干部职工的内调，使得西藏很多部门单位的工作几乎陷于瘫痪，不得不中途改变原来的方案。到底有多少汉人在那次大内调中离开西藏？人口统计数字表明，到1985年，西藏汉族人口从1980年的122400人减少为70900人 ，也就是说，有51500名汉人离开了西藏，5年内西藏的汉族人口减少了42％，即使没有达到原定方案，幅度也不可谓不大。达赖喇嘛所说“胡耀邦提出中共驻西藏官员减少百分之八十五的要求未被采纳” 是没有根据的。胡耀邦讲话仅一年，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直属机关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就谈到“在短短的时间里，至少内返了汉族干部职工和家属三万多人”，表示“第一批比原计划走得多了些”，同时表示“内调工作的政策没有变”，还要搞下去 。据我对西藏阿里地区的实地调查，那次内调之前，阿里共有1700多汉人干部，内调后只剩200多人，减少了将近90％。相比西藏其他地区，阿里的汉人是走得最彻底的。一是因为阿里地区最艰苦，汉人对内调特别积极；二是因为当时阿里地区的藏族专员（地区最高行政主管）特别放手，提供一切条件让汉人离开。那位专员因为“对中央精神贯彻得力”在当时受到上级表扬，现在已经提拔为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后来阿里地区虽然又重新接纳了一些汉人（多数是学校分配的毕业学生），到96年全地区也只有400多名汉族干部，远远不能跟当年的1700人相比。不光是汉人的人数减少，权力也在同时交给藏人。1993年，西藏自治区一级的干部56人，已经有38人是藏族 ，占68％；487名地区级干部，藏族为313人，占64％；县级干部中有藏族2088人，占60％ ；区乡一级的干部则已百分之百都是藏族。各级除了党的第一书记大部分由汉人担任，政府、人大、政协的一把手一般都是藏人，财政、司法、公安等要害部门的职位也都属于藏人。后来西藏出现反对汉人的运动，胡耀邦也因为“制止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邓小平罢免，他在西藏的讲话（包括后来去新疆也讲了类似的话）也遭到攻击，并被认为是他个人的任意发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胡的讲话没有离开此前已经下发的中共中央＇1980＇31号文件。按当时的中共体制，胡担任的总书记只是具体办事的角色，他头上还有中央主席（华国锋）和数位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中央文件的内容和发布绝对不会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批准。当时的中共高层人物对西藏采取了基本一致的立场。直到1984年中共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到会的中共元老如薄一波、宋任穷、习仲勋等，与胡耀邦的口径都完全一致，甚至还更激进 。对于中共为什么决定向藏族干部让权，胡耀邦讲话中有两个解释：一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教导”，藏族干部“成长起来了……要把担子多给他们，他们挑这个担子比我们挑得好”，“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 这种共产党式的带高帽不太令人相信；另一个解释是经济的，胡原话这么说：
你们没有算这个帐，减少五万人一年就减少两千万斤粮食，不知你们算没算这个帐？我们现在从内地把猪肉、鸡蛋、大米、白面，还有日用品，运上来，要花多大力气呀！这么一来（指把汉族干部调走），我看三方面会满意，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
这个理由具有邓小平的实用特色。高昂的治藏成本一直是北京的沉重包袱。减少西藏“稳定集团”的汉人成员，让藏人成为“稳定集团”的主要角色，可以降低治藏成本。仅五万汉人回内地休假的路费和薪金，每年也得几千万，换上藏人至少不再需要花这笔钱。邓小平的哲学一向是有利即干（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方法则是“摸石头过河”，走一步瞧一步。那时的藏人已被毛泽东时代的暴政治得很服帖，起码当时看不出会有“反骨”。中共高层又在改革初始受到举国拥戴，产生了强烈的自信——只要给人民好处，从人民那里得到的必然就是感恩戴德。在百废待兴，万事缠身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难以对治藏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他们当时没有想到，正是“六条”的最后一条，最终导致了西藏政权的异质化。可以肯定，中共治藏政策的转变，目的不是真要给西藏人民以自治权利，他们也确实一直在玩弄表里不一和暗中控制的把戏。但是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无论如何是有了改善，并且改善的幅度不小，西藏人民在这个时期获得了比以往多得多的自由和自主，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2、藏人的最好状态
达赖喇嘛把中共统治下的西藏称为“西藏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这话既对也不对，或者说一半对，一半不对。从他1959年出走流亡，西藏在中共统治下已有近40年时间。这40年分为两个时代──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两个时代从时间上大概各占一半。客观地评价，把毛泽东时代称为“西藏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期”是有理由的，但是对邓小平时代却不能一概而论，那虽然也是中共统治，却应该被视为藏人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所说这“最好的时期”，既是相对毛泽东时代而言，也是相对达赖时代而言。相对毛泽东时代而言，一般不会有人反对这样的结论，相对达赖时代而言，也许就会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尽管达赖时代与现在存在社会制度上的差别，但是并非就如中共所宣传的，那时是“野蛮黑暗的农奴制”。不同民族有各自在文化上的区别（政治制度也属于广义上的文化），而文化无“好”“坏”，也就不能用“进步”、“落后”、“野蛮”等概念进行衡量和比较。在后现代性的语境里，社会的“好”“坏”的确不容易进行比较。即使以邓小平时代藏人不再赋税当差去比较达赖时代繁重的乌拉差役，也可以按照相对主义观点争辩达赖时代的藏人并不以乌拉差为苦（虽然在事实上值得怀疑）；或者以过去对领主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比较其今天获得了人身自由，从文化角度也可以说他们宁愿做本民族上层社会的家奴，也不愿意做中国人统治下的“自由人”（虽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