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命运-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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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它，那是唯一能够说明白问题的语言。
第十四章 西藏问题国际化
中国坚持把西藏作为中国内部的问题，既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从官方角度认为西藏有独立的根据，那么有关西藏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自己的事，外人没有插手的理由。然而让北京恼怒的是，西方社会和舆论一直一面倒地支持达赖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处处谴责北京，把中共说得一无是处，把西藏视为中国之外的一个地方和一个与中国对等的问题。西方为什么对西藏情有独衷？这一点不光是中共不能理解，主张与中国分离的维吾尔人和蒙古人也觉得倍受冷落。从他们的角度看，他们与西藏难道有什么不同吗？他们的土地也是被占领的，他们的人民也惨遭中国人的屠杀。西方的眼里却只有西藏，那到底是真正出于正义，还是更多地出于兴趣，以及传媒制造的时尚？
1、神秘香巴拉
西方社会具有富于想象和迷恋新奇的精神。那种精神培育了众多冒险家和旅行家。他们不畏险阻地把足迹踏遍世界各个角落，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先锋。东方的古老神秘一直对西方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历史上，初到东方的西方人往往把自己的东方之行和所见所闻描写得天花乱坠，使其热衷于听故事的同胞们神往不已。西方对东方的早期认识，几乎都是在类似马可波罗的描述中培育起来的神话世界。十八世纪僵化腐朽的中国竟会被伏尔泰那样的西方大哲标榜为欧洲启蒙的榜样，足以说明神话泛滥的程度。直到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大炮轰开以后，大批西方人得以进入中国，中国的神话才一落千丈，又反过来成为西方“优越”文明所傲视的对象。西藏在东方神话中具有更为神秘的地位，使西方人尤其神往，它地处世界最大的高原深处，雪山环绕，由“活佛”进行统治。早期去过（或自称去过）西藏的人对西藏的描述离奇之极。举一段为例：
这个王国（西藏）的时尚是这样的：妇女的头发梳成一百多根辫子。她们长着野猪一样尖长的牙齿。他们国家的另一个风俗是：如果一个人的父亲去世了，那么这个人会说：“我愿意保留我父亲的记忆。”因此，他把这一地区周围的祭司、僧人及乐师和所有的邻人亲属召集在一起。这些人高高兴兴地把尸体抬进村子。他们准备好一张大台子，祭司们在台子上把尸首的首级砍下来，递给死者的儿子。死者的儿子及其所有人齐声多次为死者祈祷。祭司将尸体切成碎块。他们得到一些碎块后，就返回了市内，他们边走边祈祷……在此之后，鹰及苍鹰从山顶飞下来，纷纷啄食人肉，然后腾空而起。这时，所有人齐声高呼：“看哪，这个人是个圣人，神使降临把他带进了天国！”这种方式使死者的儿子感到得到了极大的荣誉。神使以这种令人称道的方式使其父亲超生，他目睹了这一切。为此，他取来其父的头颅，马上煮了吃掉，并且用头盖骨制成饮酒器皿。他及其家人总是虔诚地从头盖骨晚中汲取其父的记忆。他们的这种做法表达了对其父的最大尊崇……
这段文字出自十四世纪的圣方济会修士奥多里克笔下。虽然后人对他的描写究竟是旅行记录还是文学创作表示怀疑，但是他在当时却被当作半个圣人，在整个意大利闻名遐迩。由于他的令人神往的冒险经历，在他去世后全城百姓皆参加他的葬礼，为纪念他专门修建了一座神殿，罗马还将七十件奇迹归于他的功劳 。不难想见人们对他的奇异故事是非常乐于听闻和相信的。从宗教角度，到过西藏的欧洲传教士把西藏比喻为“魔鬼创造的梵蒂冈” 。最早到过拉萨的欧洲人──奥地利传教士白乃心（Johannes Gruber）这样描写当时的达赖喇嘛：
他置身于其宫中的一个黑暗和秘密的地方。该宫殿完全被黄金、白银和宝石覆盖，由大量的灯照耀，高高地置身于一个很显眼的地方，他坐在一个细绒垫子上，双脚踏在铺着的珍贵地毯上……他受到了所有人的如此崇拜和尊重，以至于这些人为能通过丰厚的恩赐获得大喇嘛的崇屎或其它排泄物而自从为幸福无比，并将这一切悬挂在脖子上。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令人讨厌的龌龊行为啊！他们甚至把这种尿混合于肉之中，愚蠢地认为这是预防各种疾病的良药……
白乃心还告诉他的欧洲同胞，西藏女人用“某种气味恶臭的油涂面。这种油除了使她们产生难闻的气味之外……还使她们的面容严重变形，以至于大家不知道她们是女子，还是地狱的幽灵……” 。在欧洲早期对西藏的传说里，西藏荒漠上有无数身躯比狗小但是比狐狸大的巨型蚂蚁，它们在掘穴时翻出含有金砂的一堆堆沙子。但是谁要是去取那些金砂，巨蚁就会追踪他并且进行攻击 。这一切奇异传说都足以让欧洲人心旌摇动。法国藏学家米歇尔·泰勒这样说：“如果没有西方旅行家，那就绝不会有关于西藏的神话。西藏除了是一种地理现实之外，还是一种思想造物。” 西藏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另一世界的”或“非地球的”同义语，提供了满足西方精神对遥远、不可思议事物和奇异力量之渴望的一个最佳幻觉之地。从十九世纪初叶开始，西藏获得了封闭领土的巨大名声和神秘性。那时的西方已经在全球任意行走，它的枪炮可以轻易敲开任何封闭的国门。然而只有西藏的高原雪山使他们难以进入。由活佛统治的神秘民族尽管武力薄弱，却凭借西藏之“天”的保护牢牢地把守着进入西藏的通道，使一批又一批西方探险家无功而返。直到本世纪以前，能够到达拉萨的西方人屈指可数。西藏的吸引力从而演化成了禁地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对于热衷于未知事物的西方人尤其强烈。虽然本世纪初，一支英国军队终于打进了拉萨，随后西藏借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之机脱离中国控制，对西方做了有限的开放，然而由于那时的交通技术不足以打破西藏的地理隔绝，西方又在那几十年忙于两次世界大战，对西藏的顾及有限，能够进入西藏的西方人仍然是凤毛麟角。随后就是中共占领西藏，并且把西藏关入铁幕之后，从此西藏比以往更加难以被西方人看见真面目。一直到中共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旅游团队才开始被允许进入西藏，一方面由于接待能力不够，游客数量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中共仍然保持严格控制，只允许游客在规定线路上“观光”。所以，西藏等于至今还未对西方完全撩起面纱，类似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在西方人心目中破除神秘和解构理想化的过程也始终没有完成。当今的人类世界已经被喷气飞机和通讯卫星连结成一个“地球村落”，西方人可以凭着硬通货和商业旅游网成群结队地随便出入任何角落，这世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寄托神话境界呢？──只剩下一个西藏。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文明显露弊端，西方社会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变得迷茫，后现代主义成为潮流，不少西方人希望从东方神秘主义中获得新的启示。这从美国的英语佛学教学中心几年之间就从429个（1988年）跃增为1062个就可看出 。而在西方人对东方智慧的渴求中，西藏成为最有吸引力的一个。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人为地神圣化。今日西方人眼目中西藏和他们以前对西藏的态度同样表现了偏激和非理性。如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被早年西方人描写为愚弄百姓的骗术或是一种狡猾的政治手段；而在今天，连达赖喇嘛本人都不止一次表示应该废止转世之时，西方人士反而十分起劲地对它进行渲染，不容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西藏在西方人心目中的这种转变，实际上是西方人寻求实现自我认同所需要的，西藏作为这样一种工具，在今日西方到处受到欢迎。曾经在台湾国民党政府担任过“蒙藏委员会”主任的张骏逸就此有过这样一段评论：
……何以一向以理性著称的西方人对西藏情有独钟，竟然到了如此执着的程度？如前所述，西方工业国已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人们在经历了长期的技术发展、经济繁荣和富裕生活之后，也发现了高度现代化带来的许多难以补救的社会弊端。例如，弱小民族消亡，传统文化遗产的失落，自然环境的破坏，核扩散引起对前途的焦虑等。人们自然地产生了对失落的过去的留恋。西方人在自己的国家和地区重视绿色和平的同时，也把注意力投向了发展中国家，善意地希望发展中国家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而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西藏不仅地理位置独特，封闭，尚未受到现代化冲击，而且这里生活着相对与世隔绝、智慧却又十分知足自得的西藏民族，他们还有自己古老独特又神秘莫测的宗教传统。这一切正好符合西方人对一个理想的、失落了的过去的构想。於是西藏在他们心目中变成了世界上最后的一块净土，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不幸的是西藏今天偏偏在共产主义中国的统治之下，据说汉人正在剥夺藏人传承自己民族文化的权利，正在以移民的手段最终消灭这个民族。正在这块净土上进行可以导致全人类走向毁灭的核试验。这怎能不让热爱自然、热爱和平的后现代西方人格外痛心疾首，动起真感情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西藏问题上，西方民众采取与政府完全不同、十分过激的态度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西藏问题最终成为国际问题的根本原因。
2、达赖喇嘛的成功
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个人魅力应该说是西藏问题得以成功地实现国际化的另一决定因素。由于达赖喇嘛是西藏流亡者几乎独一无二的象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实际上就是达赖喇嘛国际化的过程。今天，达赖喇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伟人之一，他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西方人自己的宗教领袖——天主教教皇。有人这样描写：“达赖喇嘛马不停蹄地在西方世界游说布道，所到之处无不万人空巷。虽然他每次演说的内容大同小异，可每每座无虚席，盛况空前。他宣扬的佛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启蒙知识，却都被笔录成书，一版再版，充斥西方的书市。他不应是一位俗世的政治家，却对尘间浊世关怀备至，也享有许多职业政治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威望。” 达赖喇嘛成功地通过他自身引导了世界对西藏问题的瞩目。说西藏在国际上获得今天的这种普遍关注是他个人的胜利，那是不过份的。可想而知，达赖喇嘛肯定具有极高的天分。对此无需寻找别的证明，他能在幼年通过对灵童的种种测试，成为达赖喇嘛，就足以说明他的超群拔萃。且不说转世是否是真，至少那么多高僧大德对他进行了反复观察考验，一定可以保证他在人种上绝对优秀。1939年国民政府赴藏代表团的成员朱少逸在第一次见到达赖后曾这样感叹：
灵儿年仅四岁有半，姑无论其灵迹所在，传遍遐迩，即其起坐行动之间，稳重悠闲，虽成人犹不可及，亦异事也……自参拜开始，前后约四小时，而灵儿安坐台上，精神始终如一，且态度自然，对拜见群众，了无畏惧或羞涩，此灵儿之所以为灵儿欤！
十四世达赖喇嘛出生于青海省贵德县，那里海拔不高，挨近汉区，以农业为主，汉化程度颇高。按朱少逸的看法：“达赖全家均作汉语，实汉人也” （另一国民党在藏工作人员则说达赖的父亲连藏语都说不好 ）。代表团在拉萨拜见达赖父母时，达赖父亲身着汉装，长袍马褂，以汉地“馒头”招待代表团，并频频表示“西藏糌粑吃不下”，劝代表团多吃馒头 。达赖父亲出身微寒，爱贪小利，突然暴发，不免得意忘形，加上他亲汉姿态鲜明，为西藏噶厦政府所排斥，在拉萨的贵族圈中非常孤立。达赖喇嘛受左右影响，对自己父亲渐生不满，据说他十来岁时，曾有骑在父亲身上殴打之事 。达赖父亲死于1946年，时年五十余岁，身体健壮。有传说他当时只得了轻微小病，吃了摄政达札送的一剂汤药之后突然而死，由此有人怀疑他被下了毒 。不过这仅属于无从证实的推测。达赖喇嘛受到当时西藏最高水平的教育。但是他仍然需要经过漫长修炼以去掉人性中恶的成份，达到慈悲的无上境界。年幼之时，尽管他已经是西藏人民无比崇敬的对象，却在大昭寺的楼顶用唾沫啐下面五体投地朝拜的信徒，以此为乐 。到了老年，他已真正地堪称圣人。在访问日本的养鸡场时，他为鸡的处境感到震惊而悲哀，因为二十万只母鸡像囚徒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为人类产蛋，直到不能生育时再被卖掉。因此从爱护生命的角度出发，他主张即使一定要吃肉，应该吃大动物，而不吃小动物，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