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命运-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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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分布上，明显地可以看出远非“经济援藏”的格局，其中加强政治控制的意图很浓。阿里地区一共七个县，只有四个县（日土、扎达、噶尔、普兰）派了“援藏干部”，这四个县都是边境县，而不靠边境的三个县（革吉、改则、措勤）却没派一个援藏干部。1996年，全西藏这样的“对口援藏”干部共有六百多人。阿里地区是人数最少的，山南、林芝等地区一般达到七八十人。他们总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全都在县以上政权机构担当领导职位，掌握很多实权，应该说初步实现了中共“改变西藏干部结构”（说白了就是汉人掌权）的设想。按照步骤，下一步将继续增加“援藏干部”数量，让汉人官员掌握更多的权力 。然而，与中国许多在几难困境中产生的夹缝方案一样，虽然其左右迂回的柳暗花明令人称绝，却还是免不了“摁下葫芦浮起瓢”的顾此失彼。“援藏”体制给西藏带来的最直接的副作用，就是以致命的失衡加速瓦解了被称为“老西藏”的汉人队伍。“老西藏”们在西藏工作了几十年，奉献了一辈子 ，甚至“献了青春献子孙” 。轮到提升掌权的时候，却把他们晾在一边，从外边请来一些对西藏毫不了解的人，给那些人加官进级，对他们进行那么宣传和赞扬，还给他们那么丰厚的物质报偿，而他们只在西藏待三年时间。相比之下，倍受冷落的“老西藏”心里怎么能平衡？失去了原本的信仰支持，以他们自己一生的“奉献”对比“援藏者”，一定产生一辈子都是吃亏上当的感觉。而当他们终于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索债感必然随之产生，至少是不会再继续“奉献”。有人认为，北京以高昂成本派进西藏的六百多“援藏干部”，换来的是得罪了一万七千名“在藏干部”。这600：17000的关系，真是得不偿失。如果说“老西藏”的队伍在此之前已经失去斗志，这六百“援藏干部”的到来，作用则是使“老西藏”的队伍彻底垮掉。中共在1995年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把死于车祸的“援藏干部”孔繁森树为全党全国学习的榜样。然而那活动在西藏却开展不下去。藏人对汉人抵触自不必说 ，“老西藏”们则表示，与孔繁森相比，如果说有差距的话，那是孔繁森与他们之间的差距，他们在西藏待的更久，比孔繁森的条件更艰苦，比孔繁森的贡献更大，而他们得到的却比孔繁森少得多 。“老西藏”对“援藏干部”普遍采取排斥态度，指责他们作风浮夸，趾高气扬，说得多做得少，热衷吃喝玩乐，把内地腐败坏习气带进了西藏……有些人甚至专门与“援藏干部”作对，给他们的工作制造障碍，用整人手法“揪辫子”、“告黑状”，对他们进行打击。以至我所访问的一位“援藏干部”负责人，认为与“老西藏”的关系是他们第一头疼的问题，与藏族干部的关系反而好得多 。当然，可以不考虑“老西藏”的态度，不管怎么样，那已是一支靠不上的队伍，趋势是必然走向没落。如果“援藏”真能取代过去的体制，发挥稳定西藏的功能，目前的矛盾只是过渡期的问题，一旦体制的取代全面实现，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从动向上看，北京目前正是抱着这种期望。那么，我们看这种“援藏”是否真能实现北京的期望。不错，以目前的“援藏”方式，确实可以把一些汉人弄进西藏。在“重赏”的诱惑下，有些单位甚至出现争抢报名的局面，使得单位需要以“搞福利”的方式进行平衡，根据谁最需要解决实际困难──分房子或家属就业──最后决定由谁进藏。可想而知，这样的进藏者，心是放在那里。不过“悬赏”不起作用的现象也不少。有些单位无论怎么动员也没人报名，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提高“悬赏”，或是把援藏者在藏时间减少 。最有意思的是，有的地方甚至把“援藏”当做整人手段。如浙江萧山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赵福庆因为拒绝去西藏被撤职 ，全国很多报刊转载了那个消息，似乎由此表现了“援藏”态度的坚决。其实了解内幕的人知道，此事起因在于赵与萧山其他几位主要官员素来不和，明争暗斗。当萧山市被上级指定派一个市级领导去西藏时，对方人多，便以多数决定让赵去西藏。赵在班子成员中岁数最大，身体不好，其他几个年轻力壮的都不去，他认为明摆着是整他，于是表示拒绝。这正好给了对方以口实，告到了上级，再配以政治上的小动作，最后以拒绝“援藏”之名将赵撤职，也就是在派系斗争中把他彻底打倒了。故事至此还没完，赵福庆遭此下场，满腔愤怒，决心鱼死网破。今日中共干部大多数经济上都不清白，赵福庆在萧山多年，掌握对手诸多把柄，于是以证据确凿的“腐败”罪名指控对方，到处告状，最终致使他的对手也全部被撤职。萧山市的党政班子因为一个进藏名额的斗争，整个垮台。进了藏的援藏干部，不少人不久就开始后悔。尤其是那些被分到边远地区的干部，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的确如此，相当比例的人都发现身体出了问题。普兰县一共有四个陕西援藏干部，进藏一年后，32岁的书记偏瘫，确诊为脑动脉硬化，送回内地治病，基本可以肯定不会再回西藏。两个副县长一个出现心室肥厚，心肌缺血，另一个出现脑血管痉挛，也需要回内地治疗。只有一个34岁的副书记好一些。按他们自己说，进藏之前他们检查身体时全都没有任何问题。一位副县长跟我说了真心话：“当初报名到西藏来，除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最主要的是想在事业上取得发展，艰苦几年，回去可以得到更高的位置。可是身体是事业的本钱，如果在这搞坏了身体，有再大的抱负回去不也是废人一个？”普兰县援藏书记的偏瘫在这批援藏干部中间的震动很大，人人感到自危。消息传回陕西，到动员下一批干部进藏时肯定会造成心理阴影，难度会更大。这将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援藏”是否真能从长远解决“无人进藏”的难题，前景并不完全乐观。另外，形式上的人身进藏，和真正的人心进藏，二者效果完全不同。即使“援藏”体制真能不计成本地把汉人官员不断送进西藏，由于人进而心不进，对稳定西藏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首先援藏干部都是临时进藏，顶多三年即换班。第一年不了解情况，身体也不适应，发挥不了太多作用；按规定，在西藏工作每一年半有一次休假，休假时间为县级干部五个月，地级干部六个月，另外加一个月用于路途往返。休假者往往还带点“公事”，又有理由晚回来一些时间。这样，援藏的第二年大部分就耗在了休假上；第三年是援藏结束年，每个人都早早开始做回家准备，心思已不在西藏，对工作能应付就可以了，尤其不需要考虑长远。虽然按规定进藏一年半才可休假，目前不少援藏干部每年冬天都不在西藏，十一月出藏，第二年四五月份才回来，名义上带一点工作，实际是回家过年休息，到医院检查身体和疗养。有的县干脆让分到本县工作的援藏干部三年全在内地，县里给名义，任务就是给县里弄钱。那些不愿意待在西藏的援藏干部也宁愿利用内地的关系拉点钱，换取自己留在内地的自由和舒适。援藏体制中每个具体援藏者的这种临时性，使得这个体制在整体上变成一种肤浅的形式。援藏干部客观上不能了解情况，主观上没有长远打算。他们不学藏语，不发展群众关系，无法建立威信。下级和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来来去去，几年就走，靠不上，因此即使把援藏干部安排在一把手和其他重要职位上，也改变不了实际权力和权威都在藏人官员手里的局面。这还不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既然援藏干部大多都是在“悬赏”之下才挺身的“勇夫”，他们能以多大的真心和努力在西藏工作是不难想象的。吸引他们的“悬赏”与他们在西藏的工作没有关系，是由他们在内地的单位提供的。那些单位只要把人打发去了西藏，就算完成“政治任务”。而对援藏者来讲，在西藏呆够了三年时间就是目标。进藏不过是一个交易。参与交易的哪一边对西藏都没有切身相关的责任，也没有与西藏长期有关的战略利益。援藏者的一切依然植根在原来的环境，只不过短时间地伸进西藏一只脚，到时就走。一位援藏干部挂在墙上的条幅写的是“有书多富贵，无事小神仙”，都到西藏去当无事神仙，这样的援藏者再多，也不过是滥竽充数而已。目前援藏干部最低只下到县级。他们在生活、语言、工作方式上都不能、也不愿去适应西藏县以下的区、乡基层──对汉人官员来讲，那种艰苦环境已经属于无法生存之地。这既与失去了信仰激励有关，也是现在援藏干部的层次——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都相对较高所致的结果。从反映在统计报表上的学历、资历、职称和级别看，援藏干部的质量似乎挺高，然而对于北京所期望的西藏稳定，最重要的是从控制基层政权着手，缺的是能下到最基层干实事的“手脚”，而不是只能浮在上层机关思考的“首脑” 。进藏人员的临时性，敷衍职责和不下基层，是中国自清朝开始治藏以来的三个基本难题，那一直使得中国无法在西藏建立和巩固主权。今天这三个难题又重新困扰北京，援藏体制只有人身进藏，没有人心进藏，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无人进藏。目前西藏还能保持稳定，主要的依靠既不是“稳定集团”，也不是“援藏体制”，而是军队。然而，到了只能以武力来保持稳定的时候，那稳定肯定已经是十分脆弱了。
Ⅴ 西方裁判的国际拳台
对于当今人类，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变得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为重要。但是令非西方国家无可奈何的是，国际社会的秩序一直都是由西方确立并且是在西方主导下的。早期是迫于西方国家船坚炮利，其他国家只能低头认输，现在则是因为全球经济被西方把握着命脉，与其作对的国家难以承担经济上的代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闭关自守，无求于西方，可以不在乎国际社会对西藏的态度，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谁也奈何不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则从实用主义出发，希望借助西方实现自己的经济起飞，所以从一开始，西藏就被当作一份礼物，按照迎合西方的思路进行“拨乱反正”。随着中国与国际日益紧密的“接轨”，中国经济对西方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西方当然会不失时机地使用其制约中国的能力，西藏作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就成为西方经常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一个筹码。被毛泽东打出了西藏的达赖喇嘛，当时除了埋在锡金的一批财宝以外，再没有任何资源。但是他必须保证跟随他流亡的数万藏人的生存，要使西藏文化能在海外延续，还要开展使西藏重获自由的事业。对于这些目标，能不能获得资源成了关键。而一个一无所有的流亡集团，只能从他人那里获得大部分资源 ──这实际上正是西藏流亡政府几十年来的工作重心。物竞天择，在国际上化缘，必须懂得并且迎合国际标准与好恶，这个现实从一开始就迫使流亡藏人进行脱胎换骨，从彻底封闭转为彻底开放，融入以西方规则为标准的国际社会。几十年来不断地与国际社会互动，流亡藏人已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形象，达赖喇嘛成为精通国际事务的大师，他所代表的西藏也成为国际社会的宠儿。邓小平的中国开始按西方规则行事，使得达赖喇嘛获得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双方开始接触，并且一度礼尚往来，似入佳境。然而即使游戏规则暂时被双方认可，双方目标的南辕北辙却无法改变，结果使游戏变成了拳击。而在观众围聚的国际拳台上，中共虽是势力强大的一方，却因为规则是西方的，并且由西方进行裁判，频频得分的倒是对西方规则游刃有余的达赖喇嘛。中共在拳台上步履蹒跚，破绽百出，不断被动挨打，丢尽脸面。八十年代本是中共占领西藏以来最为“仁慈”的时期，结果却是西藏动乱，民族矛盾激化，国际上指责中共的声音越来越多，这使得中共最终得出“好心不得好报”结论。而后，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形成了一个让西方难以割舍的“大市场”，中共也因此获得了反制西方的武器，与西方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而不再只受西方的制约。反正西藏在它的手里，反正各国政府和财团都不会为西藏放弃中国市场，于是一旦当它感觉按照西方规则玩不赢西藏的游戏，它就干脆不玩了。它重新亮出铁腕，它认为教训告诉它，那是唯一能够说明白问题的语言。
第十四章 西藏问题国际化
中国坚持把西藏作为中国内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