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命运-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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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们，也开始考虑对未来重新下注。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一位官至厅长的西藏官员去印度访问时，曾秘密拜会达赖喇嘛表示忠心。脚踩两只船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聪明”策略。藏人中共高级干部安排子女与旧西藏贵族子女联姻成为拉萨上层社会的风气。旧贵族通过这种联姻得到现实好处，新权贵则是为将来一旦达赖复辟而多一把保护伞。藏人新权贵还往往对自己的子女进行分别培养──一个送到中共专门培养少数民族权贵的“中央民族大学”，一个送到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办的学校去“留学”，颇像当年蒋介石把一个儿子（蒋经国）送到共产主义苏联、另一个儿子（蒋纬国）送到纳粹德国去分别培养。这是一种两手准备，无论将来风往哪边吹，都可以左右迂回，能进能退。西藏中共党委后来不得不专门发文件，勒令凡把孩子送到印度去读书的干部限期把子女召回。脚踏两只船并非全部出于投机目的，中共政权中的藏人官员也有不少是在“洗刷”自己的过去。如果有朝一日真变了天，死心塌地跟随中共的人一定会被当作“藏奸”清算。他们之所以能当中共的高官，肯定已经为中共效了很多劳，将来可以被清算的帐是很多的。西藏未来的不确定性使他们感到恐惧，不如现在就开始自觉地“将功赎罪”，以获得达赖一边的“谅解”。那些人往往迫不及待地表现自己的民族性，主动扮演民族代言人的角色，挑动民族情绪，以种种方式表达其对汉人的憎恶与排斥。虽然中共的理论没有变，做主人的姿态没有变，然而通过现实生活，西藏普通老百姓已经清楚地感觉中共再不如过去那般强大，旧时代正在悄悄地以某种方式返回。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按照这种变化调整行为方式。丁青县一位在西藏基层呆了二十多年的干部给我讲了一个小变化：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而老爷们的腰杆又像过去一样挺直了。这种变化发生得非常微妙，并非有人强迫，也未曾有人明说，完全是自觉的。虽然旧时代并没有真地回来，但是社会氛围已经变化，农奴们敏感地意识到还是早点缩头为好，那也是为他们曾经有过的挺胸抬头表示悔过。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大变迁。
3、拒绝达赖的藏人
不过历史再怎么变化，西藏也不会退回到跟过去一模一样的状态。中共进入西藏已将近半个世纪，给西藏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渗透了各个方面，甚至连神灵鬼怪都受了影响──这可以从马丽华拍摄“降神”仪式时“灵媒”的一段对话看出：
当有人小声招呼说，开始了！我们连忙打开电瓶灯，打开摄像机，冲进她家侧房……她已不是尼玛曲珍，是伦布附体了——巫：（冷笑）哈哈哈哈……想干什么！得到好处不知感恩。得不到时又要抱怨，怎能如此随心所欲！尼玛曲珍之父（神谕解释者）垂首低声：我已禀报过，今天他们来拍电视，为向国外进行文化交流，没有恶意。他们保证过今后不会对我家造成危害的。对不起，请原谅。……巫：拍电视的领导是藏族吗？（德珍走上前去致歉并解释）巫：（明显地高兴，格外和蔼）没关系，没有严重妨碍的话，没关系！我们是护法神，去向不明，只要不给家里带来害处，就没关系。你们这是为政府工作嘛！我们跟汉人一起工作，要搞好团结……
达赖喇嘛对西藏的“降神”与“神谕”之真实性进行过不少论证，他自己在重大事件中也总是聆听“神谕” 。那么连“神谕”当中都已混杂进了中共的逻辑和概念，西藏变化之深可见一斑。当然，这种例子并非是严肃的论证，可以只视为一种比喻。不可逆转的方面主要应该在利益结构中去寻找。尽管翻身农奴可以重新给过去的领主让路敬礼，但是要让他们把已经属于自己名下的土地还给领主，重做农奴，无论是以谁的名义──达赖喇嘛、佛、哪怕是来世──他们都是不会同意的。中共在西藏实行的社会改造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那其中不仅包括藏人的新权贵，也包括为数众多的底层人民，即使他们并不喜欢中国对西藏的统治，他们也同样不希望那些海外的藏人成为未来西藏的主人。一个名叫次仁卓玛的女人给我讲完她在旧西藏受的苦，然后回答我问她的是否希望西藏独立：“旧社会的西藏不就是独立的吗？如果西藏再独立，我们不是就要第二次痛苦吗！”我在路上见到的吾金次仁认为，现在希望达赖喇嘛回西藏的大多都是对历史毫无了解的年轻人，凡是有过旧西藏生活经历的农牧民，“没有一个愿意”。对我讲过文革期间砸寺庙的尼玛次仁，在他后来的生活中遭遇一系列不幸──先是摔成脑震荡，后来老婆离婚，再后来又因为家庭纠纷被女婿捅刀，差点丧命，身体也一直也没有好起来。当年跟他一块砸寺庙的积极分子，有的得病，有的早死，人们都说那是他们领头砸寺庙的报应。尼玛次仁说到这时，一反他平时说话的有气无力，眼睛闪光，表情悲壮──“我就不信那些！”他激昂地说。“旧社会有那么多寺庙，我们藏民对寺庙那么恭敬，难道我们过上了好生活吗？那时的老百姓死了多少！又死的有多早！发生个感冒都能让一村一村的人死光。我们村上边的古鲁贡巴村现在连废墟都快看不见了，就是解放前发生流感死光的。那时人们拜神求神，为什么照样死？神那时候在哪里呢？”他的身后，一张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挥手的绣像挂在墙上。那是一张六七十年代的像，在他的墙上已经挂了几十年。说到藏人对毛泽东的崇敬，1989年指挥过拉萨戒严的一位解放军将军讲过他颇为自得的一件事。一天拉萨的示威队伍向自治区政府进发，他的部队驻扎在郊区，一时难以赶到，政府机关面临受冲击的危险。当他知道游行队伍喊的口号中有“打倒毛主席”时，虽然明知那“毛主席”指的是西藏自治区政府一个姓毛的副主席，但是他当即用对讲机指挥那些化装成普通市民的藏族警察与喊口号者进行辩论，强词夺理地指责喊口号者是要打倒毛泽东。他利用藏人对毛泽东的崇敬而混淆视听，以辩论阻滞游行队伍前进的速度，使他有时间把军队调上去保护政府机关。以毛泽东为由头，还可以保护便衣警察，否则不管用什么理由阻滞游行队伍，都可能受到示威者的攻击。我举这些实例，其中没有价值判断。我只是想指出一种客观事实，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表面之下，已然存在着一种不可弥补的深刻分裂。藏人不再是一个同质的概念，已经有不同的甚至彼此对立的藏人。他们是不能以“西藏人民”或“西藏民族”几个字就可以囊括和说明的。对达赖及其追随者重新统治西藏。除了底层的“翻身农奴”有疑虑，最不愿意的应该属今天正在西藏掌握权力的藏人新贵集团。他们中间，对毛泽东仍然保持愚忠的已经很少，死心塌地忠于北京当局的更是不多，但相比之下，他们最担心达赖返回。他们毕竟多数是当年的下层阶级，如果达赖喇嘛回来，大批过去的贵人和在西方受教育的流亡者后代也会随之而来，无论从阶级关系还是从政治派系上，他们的地位都不会不受威胁，除了既得利益的丧失，他们还会担心由于“历史污点”而受到清算。所以在必须做最终选择时，出于自身利益，他们很可能宁愿在北京与达赖之间选择“亲汉”。这个集团有多大？可以看这样几个数字：1993年，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中共党员总数为74347人（基本为藏族）；少数民族干部总数为42442人（98％为藏族）；县级以上的藏族干部为2439人 。虽然这些人当中的中共党员大部分只是有名无实，干部中有相当比例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能被算进新贵集团，但哪怕只有一二万人铁了心地拒绝达赖喇嘛，凭他们在西藏广泛掌握的权力和资源，还有大批担心旧西藏复辟的“翻身农奴”充当他们的群众基层，形成的力量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小看的。其实，达赖喇嘛不但不会在西藏复辟旧制度，还将在西藏实行远比现在的共产极权制度更有利于人民的民主制度。然而对于西藏普通百姓，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难的。一个以宗教为本的社会，其内在精神如何与民主的理念相协调，也的确存在逻辑上的障碍，不容易让直线思维的普通百姓想得通。与百姓亲身利益关系最为紧密的是社会经济制度，但是恰恰在这方面，达赖喇嘛的主张是什么，是否能保障底层人民的利益，多数西藏百姓对此十分模糊，甚至毫不了解，他们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旧西藏模式，并认为那既是达赖喇嘛带走的，当然也将是他带回的。他当初之所以和共产党开战而且逃走，不就是因为他不愿意改变那些制度吗？达赖方面如何解决中共制度下形成的利益格局，中国海外民运杂志《北京之春》的记者亚衣就这个问题与《西藏通讯》的主编达瓦才仁有过对话：
亚：如果从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离开西藏算起，近四十年来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藏族同胞在共产党官僚体制内担任了各种级别的职务，这些人由於既得利益的限制，是否会采取与西藏流亡政府不同的政治态度？达：现在在西藏担任各级干部的藏人，尤其是其中的高学历者支持西藏独立。因为西藏如果独立，并不意味着他们权力的消失。他们相信，到那个时侯，不过是在另一个旗帜下面再宣誓一遍而已。而且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也历来强调，未来的西藏管理应该是现在的官员来管理，流亡政府的官员不会回去与现有的官员争权，流亡政府也没有什么官员，全部公务员总共才四百名，将来回西藏也形成不了自己的势力。所以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一再强调，不管愿意不愿意，未来西藏只能是现在的干部主导。对於流亡政府的这个政策，里面的干部也明白。亚：这是您的一种经验判断，还是有统计根据的说法？达：是经验判断，同时也有现实的调查。我在国内有许多朋友，有担任乡长、村长还有其他什么长的各部门官员，他们对此并不抱有怀疑。
对达瓦才仁说的西藏官员“不抱有怀疑”，我倒是怀疑的。我在阿里狮泉河镇的甜茶馆碰到几个二十出头藏人，他们是刚从学校分配来的政府工作人员，对我问达赖回来后他们会怎么样的问题，他们的回答是得让位给“寺庙的人”。何况那些在共产党政治文化中耳濡目染多少年的藏人官员，他们对这类“统战”手段早已了如指掌，对说一套做一套的背信弃义更是屡见不鲜，他们不会轻信任何许诺。何况他们又怎么能相信？共产党的天下还没垮，当年的“积极分子”就已处处遭人侧目，将来即使达赖喇嘛不主张清算，别人又是否听呢？何况还有那么多藏人官员本身就是共产党的党务官员，难道西藏没有共产党了，达赖政府还会给他们专门安排别的职务吗？我有一个在拉萨公安部门工作的朋友，他的一位藏族同僚曾经对他说：“即使你们汉人全撤了，我们也不会让那些国外的人回来。我们会和他们血战到底！”他说的“国外的人”就是流亡藏人。我相信他十分清楚，即使他想“洗刷”自己，也是洗不干净的了。西方和达赖方面谈到中共镇压拉萨示威时，总是笼统地说中国警察或武警如何向西藏示威者开枪，让不明白情况的人听了，就以为那是汉人对藏人的屠杀。其实中共在西藏的警察和武警中，藏人占有相当比例，在镇压过程中藏族警察开枪的勇气和决心比他们的汉族同事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没有民族包袱。武警某支队的藏族参谋长表示对他不存在民族镇压的问题，所以每次开枪命令都是由他下，而且他还亲自带头开枪。藏族便衣警察把手枪放在衣袋里对示威者开枪，是那时在拉萨广为人知的常见之事。我的公安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几个藏族警察在八廓街值班，围坐一起打牌，一伙喇嘛突然打起雪山狮子旗喊口号游行。一个藏族警察一手拿牌，抬起眼睛，想都没想，另一手掏枪就开，当场打死一个喇嘛。这违反了只有制止无效并受到暴力攻击时才允许开枪的原则，当局要给予处分，那个藏族警察还表示委屈，辩解他是为了“平暴”。藏人再也不会回到以往那种一体的状态，他们分裂为不可弥合的不同集团。但是，藏人的分裂主要还不在于以人群划分的分裂，更多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