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命运-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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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跃进”时期西藏正忙于“平叛”，在实现公社化方面远远落后。在西藏还是“一国两制”状态时，其落后不算问题，但“平叛”之后的西藏已经变成了同样是共产党天下，西藏继续落后就成了西藏工委的责任。当时基本全中国的所有农户都被纳入了人民公社，有人比喻，如果把凡是已经实现公社化的地区用都标上共产主义的颜色——红色，在整个中国大陆的版图上就只剩一个“白区”——西藏。“白”在共产党的术语里代表反动和敌人，这种比喻一定使西藏的中共领导人内心不安。那时全国的口号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西藏就必须“飞奔”才能跟得上。然而西藏总是与形势的发展差半拍（至今也是如此），正当西藏准备开始飞奔的时候，中国其他地方已经因为“大跃进”的灾难陷入困境。激进的公社化对农业造成的破坏导致全国性大饥荒，饿死了上千万人。中共不得不在其八届九中全会上宣布改变激进路线，毛泽东也因此退居“二线”，让位给党内“务实派”，开始实行一条比较稳健的路线。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指示西藏工委，西藏地区几年之内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要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试办的农业合作社全部解散，连“西藏自治区”也拖延到五年以后才成立。这种路线的调整，使得西藏的“黄金时期”得以保存。1962年4月21日到5月29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了为时一个多月的民族工作会议。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会上检讨了“平叛扩大化”的错误，要求加紧“甄别纠正”。在似乎开始解冻的气氛下，硕果仅存的几位西藏上层代表开始表达他们积郁已久的不满。佛学大师喜饶嘉措在会上的发言相当尖锐，他当着中共领导人说：“我今天要说句真心话，你们有些做法太失人心，蒋介石、马步芳没有做过的事，你们做了……你们老爱回避实质问题而搞数字游戏……我也向您学习，用几个数字，讲讲你们这几年的毛病：一说假话，二不认错，三乱整人，四无佛心，不讲人道……”吓得翻译当时不敢给译 。班禅喇嘛的《七万言书》也是在那期间抛出的。然而策略上的收敛并非等于意识形态的改变。毛泽东是一个从不甘心承认自己犯有任何错误的人。他在检讨“大跃进”失误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向他的全体部下鞠躬，亦是一个令他耿耿于怀的耻辱。中共“务实派”的稳健路线仅仅实施一年时间，他就开始以新的方式重新确立自己的“伟大舵手”之正确。1962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路线，指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条路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确立为“党的基本路线”）。当毛泽东看到班禅的《七万言书》，便将其定性为“无产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 ，厄运由此降临到班禅喇嘛头上。从晚清到民国，班禅一直与汉人政府保持相对密切的关系，成为西藏上层“亲汉派”的代表。1949年，在毛泽东还没有把西藏问题放进日程表时，十世班禅就致电中共，要求中共进军西藏，“肃清叛国分子，拯救西藏人民” 。班禅堪布会议厅还主动为中共进军西藏出谋划策 。西藏“平叛”之后，中共让班禅取代达赖担任西藏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班禅则公开配合中共，谴责叛乱，支持中共在西藏发动的改革——包括取消寺院特权，鼓励僧人参加生产劳动。如果中共在1962年还有一点“统战”意识的话，它完全可以不理睬班禅的《七万言书》，那种从内部上书提意见对中共并不构成实质威胁，如果施加某些影响（中共长于此道），也足以使班禅因恐惧而闭嘴。然而那时的中共却毫不留情地把他划到了敌人一边，展开对《七万言书》的围攻批判。1964年，班禅被撤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的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的职务，遭到抄家，被群众斗争。从那以后，他被禁止过问西藏事务，直到“文化革命”结束一直没回西藏。“文革”中，他被关进监狱达九年八个月之久。另一位尖锐批评中共的喜饶嘉措大师则被遣送回老家青海循化县，由当地群众批斗，最终受折磨而死。班禅的遭遇显示了中共在西藏依靠对象的变化，从与西藏上层合作为主，到彻底抛弃他们。一旦中共能够牢固地控制西藏，西藏上层人士就失去了价值。班禅上书反而说明，继续豢养他们还可能制造麻烦。按照共产主义的阶级阵线，依靠对象应该是劳苦大众。既然中共给了劳苦大众以“翻身”，就是他们的解放者和大救星，怎么说他们就会怎么办，何况他们的文化程度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七万言书》的，依靠他们可靠且没有麻烦。从“民主改革”到“文化大革命”之间，西藏虽然没停止过在革命旋涡中翻卷，但总体来讲，那时受冲击的主要是上层社会，下层群众更多地是得到好处。即使刮过一阵办合作社的风，全西藏也只办起了七、八十个社 ，很快又被解散。而牧区实行的是不分财产、不斗牧主、不划阶级的“三不”政策，基本没有搞民主改革，仅实行了一些有利于贫苦牧民的措施。所以那一段被班禅和喜饶嘉措视为暗无天日的日子，才能被另外一些藏人视为“黄金时期”。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一切则发生了变化。那是一场被称为“触及每一个人灵魂的革命”，人人都被卷了进去，西藏的“黄金时期”也随之戛然而止。对西藏人影响最大的是公社化。公社是中共在中国农村实现其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组织形式，把农民的财产合并到一起，由公社进行支配，既符合共产党消灭私有制的意识形态，也是中共政权控制农村和农民的有效方法。对西藏来讲，通过公社把国家控制延伸到农村牧场的每一个农牧民，还具有进一步稳固中国主权的价值。西藏的公社化比中国内地晚了七、八年时间，基本是和“文化大革命”同步进行的。1964年，西藏办起第一批人民公社。1965年底和1966年初，办起了130个人民公社。1970年是西藏公社化大发展的一年，新华社6月10日报道西藏34％的乡建立了666个人民公社，到年底公社数量就已达到1070多个，被纳入公社的户数占全西藏总户数的63。6％；到1975年，西藏99％的乡完成公社化，共建立人民公社1925个。西藏农民“翻身”的日子只有短短几年，公社化使他们重新被剥夺，再次失去土地、牲畜和生活的自由，他们重新遭受压迫，而且被压到一个更为庞大和沉重的名叫“公社”的牢笼之下。当年的公社社员告诉我，那时想领一斤酥油，都得先打报告给生产队，再通过队长、会计、保管员等层层手续。通过此一小事即可想象“社员”被控制的程度。那时社会经济中的个体成分几乎全部被消灭。1966年以前，拉萨有个体小商贩一千二百余户，到1975年，只剩下67户 。扎朗县曾经有三千部农民自家织氆氇的织机，被冠以“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统统割掉 。集体化使农牧民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就像他们原来不愿意为领主卖力一样，他们也不愿意为集体卖力。人类的共性是只愿意为自己卖力。中国内地的公社社员和西藏的公社社员在民族性上虽有天壤之别，在这种共性上却毫无二致。尽管理论上集体也包括他们自己，可那并不能真正说服他们。既然不能自己富，那就大家一块穷，共产主义的宗教就是这样一种结果。一位在旧西藏当朗生的西藏人回忆：
民主改革到文化革命那些年，有了自己的土地和房屋，生活好过了。文化革命当中生活不行，主要是政策问题，那会儿这叫江热，藏话就是要饭的，土改中分的衣服、用具也都拿到康马的牧区换东西了，人家说我们除了糌粑糊糊罐子，都拿到人家那儿换吃的了。秋收打场一完，干活的人就不多了，老人孩子都到各处要饭去了。吃不饱肚子，人也爱生病，小孩在路边呆着就打瞌睡。去找医生，人家医生说要吃饱、吃好，我们只能苦笑，村里人编了顺口溜：不盼望吃喝玩乐，就盼望吃饱肚子。如果这种生活再有10年，就饿死人了。
根据中共自己的评估和统计，公社化后期，全西藏有五十万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其中有近二十万人生活相当困难。这个数字在当时西藏一百八十万的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连西藏的中共首脑都承认，西藏老百姓“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牧区也实行了公社化。牧民比农民灵活一些，虽然牛羊变成了集体的，游牧的生产性质却使其仍然只能分别放牧。在没有干部监督的时候，饥饿的牧民可以偷吃集体的羊，然后再用被狼吃了等理由推脱。不过，我在采访西藏普兰县的县长时，他说公社倒是做了一件有用的事，就是当时所称的“农田基本建设”──即搞水利、修梯田等。公社制度最适于强迫农民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劳动，完成较大的工程。普兰县现有的梯田全部都是公社时期修建的。八十年代中共改革再次将土地分给农民后，梯田使粮食产量提高了一倍，至今仍然受益，应该归功公社留下的遗产。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在西藏被彻底禁绝，寺庙和文物遭到毁灭性破坏。到处是政治迫害。整人的运动一个接一个，“三教”、“四清”、“一打三反”、“清队”、“社改”、“双打”、“基本路线教育”、“清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批”小班禅”……文革之后，中共自己也承认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1980年西藏自治区召开“落实政策会议”，会议纪要中的数字是：“据粗略统计，在各种冤假错案中被触及、牵连的人，全区有十几万，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出于对公社化、禁绝宗教和政治迫害的反抗，西藏在1969年再度发生范围广泛的藏人反抗行动──中共仍然称其为“叛乱”。当时西藏有18个县被定为“全叛”，24个县被定为“半叛”。离拉萨不远的尼木县，几十名解放军士兵被叛乱者杀死。造反者将中共官员吊死在铁索桥上，并宣称：“这是吃糌粑者（指西藏人）与吃大米者（汉族）之间的战争。” 反抗者要求经济自由和宗教自由，但是他们很快被大批开来的解放军镇压。新的“叛乱”反而使中共在1970年更快地推进公社化，以把西藏人都纳入政权的直接管制之下，从而最终消灭发生任何叛乱的隐患。达赖方面往往把1969年的藏人反抗视为五十年代西藏反抗的延续，二者的确有相通之处，但也有不同的性质。五十年代的西藏反抗，底层参与者在相当程度上是为西藏上层社会的利益而战，而1969年的反抗，他们已经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他们造反，是不愿意把已经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牛羊交给公社，而那些土地和牛羊又是共产党从他们当年的主人手里夺过来分给他们的，所以他们的造反，并不等同于他们愿意回到1959年以前的西藏。当时受文化革命的冲击，各级政府与公检法机关瘫痪，也是“叛乱”得以滋生并扩大的原因之一。一些与文化革命有关联的“造反”行为或“派性”冲突，也被定性为“叛乱”，或由于当时处理不当而被激化到“叛乱”的地步。西藏军区阿里军分区1975年编的一份宣传材料上，有一篇表扬改则县中队“平叛”事迹的文章。其中所提到的“叛乱”，有的是提出“要三自一包”（指提倡自由经济和土地承包，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中共务实派的纲领）；有的是保被罢官的中共干部；还有的是成立“造反组织” 。中共自己后来也承认，对1969年的“叛乱”，定性和处理存在着严重的扩大化。西藏1959年的叛乱和1969年的再次叛乱，不仅使中共恼羞成怒，还加强了其处于阴谋包围的猜疑。当时的中国一方面面对西方阵营的“反华包围圈”，另一方面与苏联的关系处于敌对状态，一直在台湾积极准备“反攻大陆”的蒋介石也公开表示支持藏人的起义 。据后来一些被披露的证据表明，西藏的武装反抗的确受到一些国外势力暗中支持。那些支持不一定起了多少实际作用，却足以挑逗北京的对阴谋的夸张想象，为其对西藏实施血腥镇压提供理由，并使其下决心对西藏社会进行彻底的全盘改造。在这本书里，我不打算多谈“文化大革命”对西藏社会及人民的广泛迫害和诸多罪行。这方面的内容已经被谈了很多，还将有更多新的情况不断被揭发。我的侧重还是本章的主题，即革命除了是中共对西藏的一种暴政，是原教旨主义的疯狂，也一直是中共在西藏确立中国主权的一种手段。不错，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西藏也和整个中国一样，由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