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命运-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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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有40个庄园来推算，当时西藏有“宗”、“奚”（行政上相当于县）约百个，故这样的庄园总计当有数千个，分别属于官府、贵族和寺庙。其中相当一部分庄园领主平时不在庄园（如贵族大部分住在拉萨），庄园由代理人（藏语称“溪堆”）管理。这种庄园除了是经济组织，也是传统西藏政权体系中的农村基层行政组织。琼结县的贵族只占总人口的0。9％，却占有38。8％的土地，而占人口总数60。8％的贫苦农奴，仅租种19。5％的土地（还要交租），阶级差距不可谓不大。政府和寺庙也都通过代理人将它们的土地租给农奴，收取地租和劳役，其中也存在着大量剥削关系。中共对西藏阶级的划分中，三大领主（中上层官员、贵族、高级僧侣）及其管理庄园的代理人，都被划为剥削阶级。广大农民统统被划归农奴。在汉语中，“奴”是一个挺严重的字眼，可以联想到很多残酷的奴役，但是中共在西藏划分的农奴中间，竟有一项“富裕农奴”的成分。这种看上去难以协调的词汇组合，恰恰能反映西藏传统社会某些真实情况。如被称为“朗生”的农奴是贵族庄园的家奴，他们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人身自由，在农奴中是地位最低的。中共把他们划分为受压迫最深的阶层。一份调查报告对琼结县强钦溪卡的朗生状况进行了描述：
强钦溪卡朗生的劳役主要在溪卡内部，田间农活很少参加，除非是突击性的抢种抢收。溪卡内部的劳动又分两个方面：有28人从事手工业和食品加工，如梳理羊毛、捻线、织氆氇、挤奶、制作酥油、炒青稞、磨糌粑，炒油菜籽、榨清油等；有22人放牧、赶毛驴驮运东西等。两人从事炊事工作，如烧茶、打酥油茶、作菜、作青稞酒等。从事以上劳作的共52人，约占朗生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在朗生中，还有少数被主人看中，任命为列久（工头）的有两人。他们已脱离劳动，帮助主人监督和管理农奴，为领主效劳，因此与一般朗生不同。另有主人的心腹佣人两男两女，直接为主人的饮食起居服务，与一般朗生也有差别。这6人，约占朗生总数的10％。朗生自己一无所有，所以在为溪卡劳动时，由溪卡供给他们的生活。强钦溪卡的58名朗生中，有10人是单身的，其余都是两夫妇，溪卡分别将他们安排住在溪卡高楼的最底层，或溪卡高楼外附近的平房内，每家一间，有子女的适当宽一点。这些房屋矮小、阴暗、潮湿，与主人所住的窗明几净、高大宽敞、阳光充足的楼上的房间形成鲜明的对比。溪卡供给朗生吃的以糌粑为主，定量供给，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一天一赤（600克），出外放牧的朗生也是一赤，但量的时候可稍多一点。清茶和酥油茶不限量。不过这里的“酥油茶”不是真正的酥油茶，而是用菜籽油代替酥油打成的“酥油茶”，这种代用品打成的“酥油茶”很不好喝，溪卡给朗生喝这种“酥油茶”的作法，是主人刻薄的一种表现。厨房烧好茶后，朗生自己拿茶壶去倒，每天中午和下午供应两次，算是正餐。正餐还要供给青稞酒，男朗生两餐皆有，女朗生只供应中午一餐。这种酒实际上是解渴去乏的饮料，制作容易，水的比例很大，质量差，由炊事员分给大家，8个人一大坛，一般都能喝够。早、晚还有两次图巴（粗面粉搅成的糊糊汤，一般还加土豆。若用骨汤并加入牛羊肉则成为高级图巴），定量供给，由炊事员分给大家。上山放牧的朗生定量发给茶叶、酥油和酒，带上山自己处理。大部分的时间无菜，每4天左右的一个晚上喝图巴时做一次菜，放少量牛肉或羊肉。穿的方面，在朗生长年所织的氆氇中，拿出一部分，每年每人可得一件藏袍的衣料或成品。妇女可得邦单（围裙）一条。以上供给对单身朗生来说已基本够吃，衣服也勉强够穿。
可以看到，朗生的待遇很低，生活状况也差，但是当时西藏社会整体生活水平普遍较低，不能把朗生的状况全归于领主虐待。朗生能被提拔为头人、管家和工头，说明阶级之间的隔绝不是绝对的。所说朗生住的房屋矮小阴湿，难比主人住的房间，这种差别即使在今天雇佣保姆的北京市民（包括中共干部）家里也随处可见。菜籽油打的“酥油茶”味道确实不好，今日西藏的旅游线路上，不少老百姓就把那种酥油茶卖给游客，他们也许就是当年的农奴。而不管酒的怎么质量差，水的比例如何大，当奴隶的一天能喝两次酒，显然与中共宣传的旧西藏之黑暗也有差距。传统西藏的阶级关系不像中共宣称得那样残酷与黑暗，那么是不是像旧西藏的维护者所描绘的如田园诗那般美好呢？一位在二十世纪初走遍了西藏的西方女士描述那时的西藏是一个充满笑容、欢乐、节庆和宴会的地域，一个懂得享受人生的地方，一个充满着传统与异常丰富的灵修的国度。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哥哥土登晋美诺布的笔下，旧西藏的上层社会简直是在受罪，真正幸福的是西藏普通百姓。他以代表西藏百姓的口吻说：
我们大多数人对统治阶层并不羡慕，哪怕是一个领主的事务也不希求，因为这种职位只会带来烦恼、痛苦和极微薄的酬金。贵族和领主的真正享受，就是在完成了特别困难的事项之后的满意心情……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稳定的。我们不是生活在贫困中，我们的家很舒适。我们没有多余的奢侈品，可生活得也很好。能够看到我们并不羡慕贵族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人说贵族制度使我们堕落，但堕落的是贵族他们自己。我们愿意把政治、经济问题让负责这些公事的人去解决，谢天谢地这些公事不是我们的。
这似乎又是另一种神话，十分动听，但也虚伪得令人难以置信。即使宗教意识能使西藏不同阶层的个人之间互施慈悲，至少并非普遍敌对和残暴，却不能断定西藏的社会制度就因此也那么慈祥。阶级之间的压迫有时正是通过制度进行，压迫者可以躲在制度（那同样是被神圣宗教认可的）后面，不必以个人身份实施压迫，从而不必担心宗教惩罚和神意谴责。确实，西藏凡属难以理喻的野蛮和残暴行为，大部分都是在符合宗教逻辑的前提下才可能发生。不管从共产党的角度还是从西方民主社会的角度，以今天的眼光看，传统西藏社会肯定存在阶级压迫和对基本人权标准的违背。西藏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除了因为没有土地或生产资料造成的不得已，其人身自由也受限制。他们可以被主人当礼物赠送或“出租”给别的领主 ；也可以被主人强行拆散家庭，分配到其他人家充当“增差者” ；庄园属民在没有丧失劳动能力之前不允许擅自迁徒；不同属主的农奴婚姻常常受怕自己农奴外流的领主限制；如果不同属主的农奴生了孩子，生男随父，也就是归父亲所属的领主，生女随母，即归母亲所属的领主，孩子成了主人之间的财产分割。身为朗生的农奴更具有奴隶性质，可以被领主买卖，世代为奴，终日劳动而无收入 。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帮助中共“平叛”而被挖掉双眼的藏北牧民布德，对他当牧工的生活是这样回忆的：
我从8岁开始给牧主放牧，一直干到13岁。小时候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饥饿。牧主叫果娃布鲁，常常是干了一天的活。却不给一点东西吃。夏天，最好的时候是给“拉达水”。是做酸奶滤下的水。冬天，遇上牲口死了，可以吃到死肉。偶尔给一点糌粑，还是用油莱籽榨油剩下的渣滓掺上一点青稞做的。夏天还好，草原上有然巴草籽，还能挖到人参果，都可以充饥。到了冬天可就惨了。一次，果娃布鲁见我饿得站不住了，硬叫我吃大便。还有一次，我因为年纪小，放牧的时候没有把奶牛和小牛犊分开。晚上牧归以后，母牛挤不出奶，牧主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赶出帐蓬。我一个人在山洞里住了8天。当时家里只有母亲，她也给牧主家里放牧，各放各的羊群，很少见面。我没有父亲，我的父亲是谁。我到今天还不知道。家里除了母亲。还有一个舅舅，因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小时候，经常挨打，我们那的草原上有一种植物叫“杂马洛”，拉萨地区管它叫“萨包”，上面长着又尖又硬的刺，打在身上又疼又麻，牧主不高兴了，就拿它打我的屈股，还要脱下裤子打。要不，就拿牛皮板子打耳光。那时候，生存条件是很差的，而牧主苛刻地要求我们不准死掉一头牲口，苦难折磨得我皮包着骨头。13岁那年，生活略微发生了一点变化。宗本土登——也就是县太爷吧，叫我到他家当佣人。年长了一些了，生活经验也就多一些了，但在他家还是非人的待遇。土登这个人非常挑剔，有一回，我在喂马的时候。他挑刺说我给的量不合适，就用皮板子抽我的脸，打了100多下，脸肿得老高，那年我才十五岁。
另一位名叫次仁拉姆的西藏人，过去是贵族庄园的朗生，她这样回忆自己的过去：
小时候的事情还记得。父母是放牧的朗生，几乎常年住在山上。我生下来就是领主家的朗生，６岁那年，父母把我送到庄园里报到，便开始学做家务。６岁时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每天早上醒来，身子底下总尿得湿湿的。我就睡在门背后，铺盖是妈妈给的一块旧牛毛片，夜里常常被冻醒。有时就偎在牛圈、马圈或草垛里，有一回被主人看见了，大声呵斥我：你睡在这，我们家的马要得感冒！刚开始干活的时候经常挨打，地扫不干净、碗刷不干净都要打一顿，那时我还不会数数，为这个也挨过打。主人每天给发两木勺糌耙，哪能吃得饱啊。８岁以后开始上山砍柴火，每天背个筐子。拿个小斧头。山上野果子多极了，摘下来，收起来，带回去和糌粑揉在一起吃。那时，喝不上酥油茶，有一种草叫“波布日甲”，喝这种草熬的茶。经常要想念爸爸妈妈，大一点就明白根本见不上他们，只好在没人的地方偷偷地哭几声。12岁那年领主死了，女主人德庆白珍要搬家，走之前，把爸爸妈妈转卖给当地另外一家领主。记得当时我身上只披着一块破毡片，阿妈心疼地脱下自己的衣服，披在我的身上。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爸爸妈妈。民主改革以后，我才打听到父母已经病死了。妹妹也在７、８岁的时候病死了。桑嘎庄园在雅鲁藏布江北岸，是个挺大的庄园，有１４个朗生，２０多户差巴（佃户），庄园主除了德庆曲珍以外．还有她的妹妹次丹吉宗和妹夫。到那就让我干成人的活儿了，放牛、挤奶、打酥油，而打酥油的最后一道——捞油却是他们自己干，怕我们偷吃。白天从天一亮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天黑。夜里要捻毛线，给我们规定细线每天要捻３索，粗线每天要捻５索。晚上捻线的时候，常常是困倦得睁不开眼睛。有一次，我不自主地打了一个瞌睡，正在一旁监工的次丹吉宗抄起捻线用的梭子，用力在我下巴上戳了一下，鲜血顿时从戳破的小洞里汨汨地流出来。这不是？留下了疤痕。她们姐妹俩和吉宗的丈夫都经常打我，用鞭子、棍子打，抽耳光，最轻是脱下鞋子打。我在桑嘎给领主干了２１年解放前我生过两个孩子……孩子出生前，我没有休息过一天，只是在快要生了，肚子疼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手里的活。洛桑索朗生在牛圈里，像他的妈妈一样。白天干活期间，领主不允许回去去喂奶，饿得孩子哭个不停。一次，孩子哭的时候；领主的亲信竟把烂鞋子塞进孩子的嘴里。……那时心里总是不平：为什么老爷不劳动却能够花天酒地？为什么奴隶拼死拼活还不如一条狗？难道这就是命？我曾经想逃跑，也和其他朗生提起这个念头，可听说走到哪儿都是这样，被抓回来还要加倍地惩罚，只好打消这个念头。
今天在西藏旅行，每到一座稍有历史的县城，肯定可以看见一处矗立在山顶已成废墟的建筑群。那就是当年的宗政府。尽管山顶风大寒冷，并不是最舒服的地方，但那是西藏传统中的一部分──地位高的人必定要居于高的位置，所以西藏的官府和大多数重要的寺庙，都必定选择居高临下的地势。这样一种建筑思想使西藏产生了诸如布达拉宫那样伟大辉煌的建筑，成为西藏人文景观一种极有审美价值的特色（即使今天变成了废墟也动人心魄），然而仅为此一象征性的威严，世世代代的西藏老百姓要付出无数艰苦的劳役。山顶所需要的一切都需要从山下往上背。位于西藏西部边境的普兰县，仅为山顶的宗政府和贤柏林寺背水一项，当年就需要五十多人，长年累月，天天不停。西藏缺氧，爬山是很累的，更不要说背着满满的水桶。普兰的“宗山”（宗政府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