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命运-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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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领顿堆曲英在他的回忆录里也提到，当时叛军首领曾开会决定在民众中抽兵，每户一丁。以行政区划搞两种不同的制度，还给在四省进行武装反抗的藏人提供了可进可退的根据地和后方支援，他们随时可以退到没有从事改革的卫藏地区进行休整和获取补充，那也是促使叛乱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并且不断扩大的原因。有些研究者认为，如果不是以武断的政治边界对待当时在拉萨控制以外的西藏人，西藏叛乱可能就不会发生。我同意以行政界线实行不同政治制度是导致叛乱的主要因素，但是很难设想中共当时有别的办法。把全部藏区都交给拉萨统治，可以避免在藏人社会实行“两制”导致的失衡，然而由于那个区域过于巨大，从主权控制角度是中共不能接受的，那么共产党中国与传统西藏的“两制”还能以什么划分呢？是否能以民族划分——对汉族人实行内地法律，对藏人放任自流呢？其他少数民族怎么办？汉藏杂居的地区怎么办？藏人犯了法怎么办？汉藏发生冲突怎么办？……仔细想下去，结论就是只要是实行“两制”，只能划界区分。而划界的问题就在于，除非所划的界可以确保封闭，杜绝“两制”在民间层面互相渗透，只由“两制”的高层面保持理智往来，否则，“一国两制”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世界对西藏问题瞩目，是在1959年3月发生拉萨事件、达赖喇嘛及数万西藏难民流亡印度以后，其实在那之前，反抗者的游击战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藏人的反抗以驱逐汉人为目标，军事行动一般都是攻打中共机关和杀死中共干部。一位青海藏区的汉人官员向我回忆，他那时在县政府办公室当秘书，为了防备“叛匪”的进攻，男性干部职工全部编成连队，吃住都在一起，女干部凡有孩子可以回内地，没结婚的则留下搞后勤。当时他让妻子带着刚一岁的孩子回了老家上海，他留在藏区打了一年多的仗。他在的县城曾经受到叛乱者包围猛攻，他们死守多天，直到解放军赶到才解了围。中共派遣大批军队进行“平叛”，逐步在四省藏区肃清藏人反抗者。残酷性不断升级。那位青海官员向我描述他当年的战友被“叛匪”活捉，如何被一条条割下身上的肉，蘸上盐巴强迫他自己吃下去。他们打下那个“叛匪”窝时，绑在柱子上的战友已死，身上多处只剩白骨。战友嘴里塞满了自己的肉。他是1953年自愿报名到青海藏区的，“我们一块来青海的人不少都在叛乱时被杀了，有的开膛，有的割球、挖眼，只要被叛匪抓住就没好，所以个个都拼了。”他说的“球”是西北土语，指睾丸及生殖器。当时进藏的汉人基本全部被武装，只要见到带枪的藏人就打。一位青藏公路上的老司机告诉我，他们有一次打死了解放军的侦察兵，就是因为那个侦察组穿着藏人服装。侦察兵见到给拉萨送物资的车队并不防备，而车队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却专门停车狙击他们所看见的“藏人”。武器落后的乌合之众不是中共正规军的对手，四省藏区的叛乱藏人在解放军围剿之下纷纷逃进西藏境内，以西藏为基地继续进行反抗。据说从1956年到1958年，至少有五六万人逃亡西藏，恐慌如同疫病一样在西藏到处蔓延。中共军队追剿“叛匪”，随之把“平叛”扩展到了西藏，进一步刺激了拉萨与中共的对立情绪。由于缺乏可信材料，现在无法断定当时噶厦政府在藏人的武装反抗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过有一点可以相信，拉萨政府一样强烈地反对中共对西藏的“改革”，在这一点上，它与武装反抗者的立场完全一致，即使有区别，也只在于怎么做更为稳妥的考虑。中共解放军十八军1958年8月28日发的一份内部情况简报，其中有一件小事可以反映噶厦的心态：
索康卖给我们房子前曾向噶厦及达赖递呈文，内容为“请准予卖给解放军房子”。于批准出卖后才卖的。卖后又递呈文一件，内容“现在我已将房子卖给解放军了，但西藏独立后请准予该房子归还原主。”噶厦批准“准予照办”。
拉萨与北京的蜜月期在四省藏区叛乱开始以后就到了头，到1959年的拉萨事件之前，双方虽然没有翻脸，心里都已打起各自的算盘。也许拉萨期望叛乱能对中共施加压力，从而可以使中共更多地让步，中共却因此认识到，要保证西藏彻底稳定，必须把“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按照当时中共内部文件的话说：“民族关系的根本改善，归根结底要取决于每个民族内部劳动阶级的彻底解放。” ——把这句充满意识形态味道的语言翻译成直截了当的意思，就是只有把西藏改造成共产党的体制，才有可能最终牢固地控制西藏。距拉萨事件八个多月之前，毛泽东于1958年6月24日就青海藏区叛乱做指示时谈到西藏。毛说：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毛讲这番话两个月之后（8月18日），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遵照同样口径对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和副司令员邓少东说：“让他们闹大点，闹得越大，改革越彻底，解放军不要轻易上阵，不要轻易把部队拿上去。” 由此推测，中共高层当时已经从原来的“统战”路线转变为采取一种玛基雅维里式的策略，即听凭事态扩大并失控，直到最后摊牌，名正言顺地以军事手段一举摧毁西藏地方势力，接管西藏政权，从此彻底抛弃西藏上层社会，由北京对西藏实施直接统治，并按北京的愿望改造西藏。军事上的准备也早就开始。一位中共解放军炮兵308团当年的连长回忆，1956年，他所属的部队调进拉萨，目的就是“应付噶厦政府内出现的叛乱征候”。
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不仅建好了营房，而且炮兵阵地的构筑，目标的选择和测地，诸元的准备，目标区域的划分及其弹药、粮秣、药品的储备，均告完成。为了防止叛匪火力封锁时断我水源，我们把交通壕一直挖到了拉萨河边。为了保证炮兵射击的准确，团首长还多次带我们连以上的干部去拉萨看地形，实地测量。每当这时，我们的驾驶员就在需要侦察的地方停下车来，装作车坏了，下来“修理”我们也乘机下车“休息”察看，这样，凡我射程可达的地方，尤其是叛匪正盘踞的、到过的、可供其隐蔽或逃跑的、打起来可能被其临时利用的拉萨每一个角落、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我们都测量到精确无误的程度了。凡敌人活动的比较频繁的地方，都决定好了诸元。
到1958年，西藏境内的武装反抗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由中共方面的记载的较大事件有：
7月21日，叛乱武装在拉萨以东仅二十余公里的争莫寺附近伏击解放军运输车。9月17日，西藏军区门诊部十六位医护人员乘汽车到日喀则进行体检，行至麻江遭到伏击，十六人全部牺牲，汽车被焚毁。12月18日，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个连在营长杜效模带领下护送山南分工委干部和给泽当守备分队运送物资，行至贡嘎遭到伏击，牺牲营长以下官兵三十七人，伤二十二人，毁汽车七辆。12月19日，解放军某部两个排在副团长殷春和带领下到山南地区执勤，在扎囊遭到伏击，牺牲副团长以下官兵五十六人，伤十二人，毁汽车两辆。自1959年1月25日起，中共山南分工委所在地泽当被叛乱武装围困七十四天。1959年1月份，中共扎木中心县委被叛乱武装围攻十个昼夜。1959年1月至4月，中共丁青具委被叛乱武装围困九十四天。
那一段时间，小规模的解放军部队几乎不敢外出，最多一次曾组成六、七百辆汽车的武装车队，才敢到拉萨以外运输物资 。拉萨城内也不太平。从1958年下半年起，越来越多的反抗战士和难民涌进拉萨，城里城外搭满帐篷，到处是携带武器的反抗者，紧张气氛不断上升。对涌进拉萨的成千上万造反战士，噶厦政府实际上已经无法控制。拉萨的局势迟早要爆炸，只是等待一个引信。达赖喇嘛当时的心态不得而知。不过即使达赖的内心想与北京继续维持良好关系，他也会在局势面前身不由己，因为他既是西藏的灵魂与象征，有一条底线就是他不可能逾越的——一旦矛盾不可调和，出现决战局面，他就只能坚定地站在西藏一方。爆炸局面的引信出现于1959年3月10日。原计划达赖喇嘛那天去中共西藏军区看演出。但是西藏人中间广泛地传开了中共打算乘机绑架达赖喇嘛的消息。10日上午，上万藏人和藏军围住了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事态逐步扩大和失控，激动的群众喊出了废除十七条协议和把汉人赶出西藏的口号，处死了几名他们认为是叛徒的西藏人。西藏政府官员、藏军和叛乱战士也随之公开联合，并在后来几天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向全体藏人发出起义命令。后来的流亡藏人的政府将每年这一天（3月10日）定为“西藏人民起义日”。中共是否真要绑架达赖，因为涉及到拉萨暴乱的起因，成了几十年争论的一个公案。我倾向于那是一个谣言。在激动和恐慌的群众中间，产生和传播谣言是不奇怪的。可以比较另一个实例：1995年2月2日，一个藏人在拉萨一家回民开的清真餐馆吃面条，发现面条里有一块人手指甲。那本不奇怪，也许是厨师不小心切掉的。可是很快，藏人中便谣传那家清真餐馆用人肉做菜，已经发现了两颗人头等。各种谣言随之出现──“回民不但在自己开的饭馆里卖人肉、人血，还用天葬场烧死人的木炭烤羊肉串。回族这样做的目的是彻底毁灭我们藏族，霸占西藏”、“我们康巴人失踪了一百多人，都被回族杀掉了，用藏人身上的肉给藏人吃”……随后拉萨连续几天发生多起聚众打砸抢回族饭馆和商店的事件，常常造成数千人围观，并与当局派出的公安和武警发生冲突。1995年的一小块指甲引起如此骚乱，可想1959年“绑架达赖喇嘛”之说会在藏人中造成什么效果。我相信绑架达赖是谣言，还因为那对中共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好处，找不到中共绑架达赖的理由。不管怎么样，达赖喇嘛那天没有去看演出，无法确定他当时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在第二天给中共西藏军区的政委谭冠三的信上对发生的事件表示“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并表示“反动分子正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进行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12日他的另一封信说：
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的人民会议必须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
就在他逃亡印度的前一天，第三封给谭冠三的信上还这样写道：
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出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线，过几天一旦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之后，就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
在达赖喇嘛出走后，中共一直以这三封信件为据，争辩达赖是被劫持出境的。直到达赖流亡印度五年半之后，中共方面才正式宣布解除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开始其称为敌人。此前北京并非真地信任达赖，而是出于策略。同样，达赖写这样的信也完全可能只是缓兵之计，或是按下属拟好的稿子照抄的。关于决定逃亡印度，达赖喇嘛后来在自传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真不知道下一步该再怎么办。第二天，我再度请示神谕。令我大吃一惊，神指示：“快走！快走！今晚！”处于恍惚状态的灵媒蹒跚地走向前，抓起纸笔，相当清楚而明白的绘出我该循什么样的路线离开诺布林卡宫，直奔印藏边界。他的指示跟一般预期不尽相同。神谕结束后，担任灵媒的名叫罗桑吉美的年轻和尚就颓然倒地，代表金刚扎滇已离开他的身体。就在这时，彷佛要强调神谕的威力似的，两枚炮弹在宝园北门外的沼泽中爆炸开来。回顾三十一年的往事，我确信金刚扎滇早已知道我必须在十七日离开拉萨，但他怕泄露天机，一直不肯明讲。没有计划就不会走漏消息。但我并没有立刻准备逃亡。我首先要确定神谕正确无误，因此我又作了一次谟，结果与神谕完全相符……
接到“神谕”的当晚10点，达赖便乔装成普通僧人，在六百余名随员和士兵的护卫下出走，经过14天的跋涉，最终到达印度，从此走上不归之路。达赖方面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