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命运-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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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达赖喇嘛的西藏却从来是另一种概念。达赖喇嘛对西藏的范围有一个定义——“所有藏人居住区” ，即藏文明覆盖的全部地区。具体地，达赖喇嘛是这样说：“我指的西藏，不只是共产党所划分的西藏自治区，也包括青海、甘肃、云南、四川过去属於西藏三区的地方，含有十个自治州和两个自治县。这些传统的藏区，英语叫Tibet，涵盖整个六百多万西藏人民。它的现状用一句政治术语来讲，都是变成了中国的殖民地。”达赖喇嘛的西藏在汉语里被称为“大西藏”（还有一种将其按卫藏、康和安多而合称为“三藏”）。达赖喇嘛的地图除了包括西藏自治区，还包括现在的青海省，甘肃的南部，四川西部和云南的西北部，甚至还向新疆和贵州有延伸。“大西藏”囊括了整个西藏高原，面积比西藏自治区大一倍，在整个中国版图中，已经占到四分之一还强。西藏自治区是人为划分的行政区划，“大西藏”的概念更适于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把握整体的西藏。这里且不争论哪一个概念更合理，一般来讲，中国人所说的西藏，都指前者，达赖方面所说的西藏，都指后者。以后凡听到谈西藏，一定先要弄清楚是哪一个西藏。因为“西藏”概念的不同，会导致并且目前已经导致了大量的混乱。我在前面提到的关于西藏到底有多少汉人的争论，中共与达赖方面的数字相差几十倍，除了两方对数字的修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出于概念不同而统计的范围不同。一个西藏是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西藏自治区，另一个西藏是面积大一倍的Tibet（且囊括汉人相对稠密的汉藏接合地区），统计出来的数字怎么可能一样呢？西藏流亡者所要求的西藏独立，或者是达赖喇嘛现在所主张的西藏高度自治，其西藏概念都是指大西藏。假如大西藏的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从中国分离出去，中国的西部边疆将向腹地收缩上千公里。在现在的中国版图上打两条对角线，交点——也就是中国的中心——在甘肃天水。而大西藏独立，天水离新的“国境线”只剩一百多公里距离，现在的中国中心那时就变成了边疆。中国历史上出现国难危机时，腹地四川往往被当作“大后方”，或“偏安”，或“陪都”。而四川省的省会——成都，距“藏人居住区”也只有一百多公里。西藏独立将使四川一变成为中国的边防前线。而素称华夏文明中心的西安，距“西藏国”的边界也不过还有四百多公里。一方面，达赖喇嘛的地图如此深入中国腹地，同时与同样主张独立的蒙古人和维吾尔人所画的“蒙古国”和“东土耳其斯坦国”地图也存在不少冲突 ，埋伏了一旦中国解体后它们之间的纠纷。另一方面，达赖喇嘛的地图却将中国与印度一直有争议、并且进行过流血争夺的领土划给了印度 。那里也曾是藏文明覆盖的地区，符合达赖喇嘛所定义的大西藏之概念，为什么不坚持对那里的主权要求呢？当然，这不难理解，西藏流亡者寄居印度，在人矮檐下，不能不低头。然而除了其中不得已的成分，中国人会由此判断，这也表明达赖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已经明确地选定了他们未来所要依靠的对象。当北京看到达赖喇嘛在他的书里表示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声称拥有西藏的主权如下词句时，一定感到十分气恼：
从许多年来到今天，印度人民和政府已经给予我们西藏难民非常多的帮助，包括经济上的援助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帮助——尽管印度自己在经济上有极大的困难。我怀疑是否有其他的难民会被其居停国如此地善待。这种情谊我永远铭感心中。当西藏难民不得不要求更多的金钱援助时，成千上万的印度儿童甚至无法接受基本的教育。虽然实情如此，但是只有印度才有权利来援助我们。因为佛教是从印度传到西藏，此外伴随佛教传入，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文化影响。因此我心中毫无疑问地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声称领有西藏主权。中国对西藏只有过些微的影响力。我常常把印度和西藏的关系比喻成老师和弟子的关系。当弟子有困难时，帮助弟子就是老师的责任。
对此，中国的国家战略制定者们会怎么想？逻辑已经非常清楚──既然独立的西藏必须依靠一个大国建立边防，那个大国就只能是印度无疑。而既然在中国战略家的心目中，中印之间存在着发生战争的危险，那么西藏一独立，就相当于印度的军事力量可以不发一枪一弹便长驱几千公里，部署到中国的腹地。可想而知，让中国失去如此广阔的屏障，暴露出致命“软腹”，是他们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绝对不能接受的。能够进入西藏高原，印度的导弹就能打遍中国全境。低地的中国军队对印军将成仰攻之势。战争是在中国腹地进行，遭殃的是中国的财产。而西藏属于中国，西藏高原成为保护中国的天险。今天被认为无用的不毛之地，那时是不怕战火的迂回空间。印度却毫无遮蔽地暴露在南亚平原上，面对中国军队以下山之势的俯冲。所以，防备与印度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是中国不可能允许西藏独立的底线所在，这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将来不管中国由什么人上台执政，出于这一考虑，都难以对西藏独立的要求后退或妥协，即使他们在上台前有过另外的看法。不从别的方面考虑，仅在中国内地感受一下人山人海的拥挤，就不会怀疑，让中国放弃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是它连想也不会想的问题。即使未来不可能真把人口迁移到西藏去，只为了还存在一块广阔天地，能使感觉上获得一点虚幻的松快，也足以使中国统治者抓住西藏不放。不错，那里大部分是不毛之地和不适于生存的高海拔，但是人类已经开始设想有一天移民月球或火星，西藏再高，也没有月亮高，生存条件再苛刻，也比火星好得多，一旦人类的资源和空间紧张到了那一天，中国有西藏这样一个低得多的“月亮”，岂不就是最大的优势。更何况，保持领土完整在当代主权体系当中已经成为当权者最重要的合法性证明，仅为其自身不被国人指责为“卖国贼”，他们也往往会为“寸土”而必争，乃至大动干戈，何况是早被他们当作自己领地的四分之一个国家！在我来看，西藏是否能独立，说到底只有通过两种方式。一是西藏自身能以武力战胜中国；一是中国自己最终认识到，西藏对中国的意义与中国受到的压力相比已是得不偿失，因此不如放弃西藏。第一种方式，相信没有多少人会认为是可能的。而第二种方式，通过上面的论证，也可以看到没有太大希望。在一个以国家安全和利益为最高原则的主权结构世界上，中国面对的上述情势具有生死攸关的性质，再大的国际压力都难以成为对等交易物，因此不管未来什么人治理中国，也无论实施什么社会制度，中国都不会放弃西藏。这个结论并不搀杂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国家主义情结，我只是设身处地地按照主权结构的逻辑进行推导。我并不赞成这种强权理念，但遗憾的是它就是今日世界的现实。对此，为独立事业奋斗的西藏人认识得同样清楚。达兰萨拉一位藏人在与打着国际秩序旗号的海外中国民主人士辩论时，以愤慨的语气这样说：
当年苏联让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各国政府马上承认。二战时，斯大林吞并这三国，各国不是也马上承认了吗？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在现实中比比皆是。政客永远是以投机为本能，政治永远是以本身的利益为出发点，世界各国政府决定一切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而不是正义，彭先生将正义维护者的桂冠根据需要奉献给世界各国政府未免有点轻率。如果说政府理性是指避重就轻，避害趋利，则说得过重；如果说是坚持道义原则，则差之千里也。
而作为中国民主事业象征的异议人士魏京生，在谈到应该把达赖喇嘛请回拉萨时，理由之一也是避免“让一帮玩火的冒险家包围”身在印度的达赖喇嘛。他认为达赖喇嘛“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脱离了与汉族人的联盟，野心勃勃的印度人也不会比汉族人更好，锡金、不丹、尼泊尔就是将来独立的西藏国极好的榜样” 。魏京生这种思路中的国家主义色彩是显而易见的，由此也是对未来民主中国会以道义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之愿望的一种警醒。问题不在于魏京生本人，其根源应该追溯到当今世界的主权体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地放弃那个体系的原则，哪怕那国家是由圣人所领导的。Ⅱ 革命──确立主权的手段
“革命”是共产党词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把“革命”概念供奉得如同宗教箴言，神圣无比，并要求所有中国人都把革命当作终极目标，为之奉献毕生。如果在那时有人说革命不过是一种工具，是用以达到某种实用目的的手段，肯定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甚至受到严厉惩罚。然而，发誓要实现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在最初解决西藏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革命的企图，他们愿意放弃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容忍西藏保留被他们指称的“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甘愿让西藏的“百万农奴”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要求的只是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很明显，中共当时解决西藏问题，主权是第一位的，革命是可以让步的。西藏是中共最早进行的“一国两制”尝试（比香港的“一国两制”早将近半个世纪）。在与西藏统治者谈判的时候，凡属社会制度方面的分歧中共全部妥协，甚至主动做出保证不变的承诺，中共关注的焦点在主权，所以他们在事关主权的问题上表现得特别强硬，寸步不让。假若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能够得到确实保证，中共可能并不在意让西藏的“一国两制”继续维持下去。尽管中共领袖从来都蛊惑人民视革命为终极目标，他们自己则是经常很灵活地把革命当作手段。一旦那手段与其想达到的实用目的发生冲突，革命就可以被撇在一边。流亡西藏人认为，中共对“一国两制”的承诺从一开始就是骗局，共产党是不可能不对西藏进行革命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就是如此。这种看法当然不错。等到中共能够完全控制西藏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用自己的一套共产主义制度取代西藏的传统制度。但是改变西藏的制度不是中共政权的迫切目的，它可以等，也确实做出了等下去的决定。中共之所以提前在西藏展开社会革命，是因为五十年代末西藏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反抗。那种局面使中共认识到，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可能在“一国两制”的状态下得到保证，真正在西藏建立牢靠的主权，只能把西藏纳入与中国一体的“一国一制”。这时革命仍然是作为手段，作用是摧毁西藏的旧政权和滋生反叛的社会基础，建立完全服从中国的权力体系和社会结构，最终目的仍然是在确立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就是在个意义上，我说中共在西藏的革命，尽管戴上了种种“解放”、“翻身”、“人民当家做主”的桂冠，其本质，不过是二十世纪以来中藏之间的主权之争的进一步延续而已。至于再往后，革命在西藏泛滥成灾难，完全在形而上的层面陷入疯狂而脱离了确立主权的意义，那已经不是专门针对西藏的革命，而是在中国的“一国一制”中，西藏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其他部分共同遭到的席卷。
第五章 “一国两制”的失败
吹捧邓小平的人，把“一国两制”说成是邓小平为解决香港问题所做的天才构想，是开天辟地的历史首创。但是“一国两制”的发明权并不属于邓小平。香港与中国的“一国两制”目前刚刚开始，西藏与中国的“一国两制”却是从1951年就已经实行，在维持了八年之后，最后以战争和流血告终。中共推出西藏的“一国两制”和香港的“一国两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主权问题。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否能成功，还需要时间观察，而西藏的“一国两制”，历史已经证明是一个失败。
1、“和平解放”
1950年秋天，中共解放军在藏东昌都一战消灭了藏军主力，显示了对西藏的绝对优势之后，随之又作出和平姿态。他们对藏军俘虏友好款待，将连排军官85人、士兵2562人遣散释放，发给俘虏回家路费银元二万多，马匹510匹 。这种大刚大柔兼而有之的形象对藏人同时产生了慑服和笼络的效果，使其失去继续抵抗的信心和意志。被遣返的俘虏把中共的好名声带到西藏各地，同时中共又避免了管理关押数千战俘的负担。昌都战役后中共停止了军事行动，一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