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命运-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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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一下历史概况，似乎是需要的。当然，这里交代的只能是一个最粗糙的“辫子”。
1、公主神话
德国电视二台驻北京的记者刘登立在美国长大。他父亲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后来在美国定居。从小接受美国教育的刘登立与父亲有很多不同看法，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与西藏的关系。父亲告诉他，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千三百多年以前中国唐朝就把文成公主嫁给了藏王松赞干布。当时还在上中学的刘登立反问其父，那时候尼泊尔也把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为什么西藏不是尼泊尔的？把他老爸问得干瞪眼。很多中国人都是通过文成公主的神话认识中国与西藏的历史关系，似乎中国把公主嫁到哪，哪就从此属于中国了。这是一种有些可笑的逻辑。事实上当时的西藏非常强大，势力范围向西越过帕米尔高原，波及阿拉伯和土耳其控制区，向北到今日的中国新疆和甘肃的河西走廊，向东曾经占领中国四川、云南的大片领土。那个时期的藏民族以征服者的姿态，在整个中亚到处安营扎寨。唐朝开国的李氏家族本身带有突厥血统和文化背景，把联姻当作一种平定边疆的政治行为──可想，嫁一个公主远比调遣大军来得便宜。王室的女儿多得很，何况帝王并不嫁自己的亲生女儿（文成公主亦只是宗室之女）。唐朝前后嫁到“诸蕃”的公主有15人之多 。在嫁文成公主之前，唐太宗李世民就已经把弘化公主嫁给吐谷浑王，将衡阳公主嫁给突厥处罗可汗之子。对当时那些游牧民族的首领，能得到一个让他们倾慕的文明社会（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鼎盛朝代）的公主，那相当于底层粗人娶贵族小姐，心理意义远远超过婚姻本身。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知道了吐谷浑王娶了唐朝公主，也向唐朝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不知是因为松赞干布态度倨傲，还是因为那时唐太宗对西藏没给予充分重视，反正一开始唐太宗没同意。松赞干布大怒，带领大军先讨伐吐谷浑，继而攻入唐境，并致书唐太宗：“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 ，何其豪迈。固然，以唐朝之强，不至于屈服松赞干布的武力，不过双方打了一阵互有胜败的战争，足以使唐太宗认识到吐蕃（西藏的古名）不可轻视。当松赞干布再次缓和姿态，撤兵并重派使者带礼物到长安求婚时，唐太宗便立刻同意将文成公主许配给松赞干布，连其所派的求婚使者都被赐予了琅琊公主的外孙女为妻，可见太宗抚慰吐蕃之心的迫切，所以文成公主进藏在一定程度上应该算是无奈。文成公主之所以比其他外嫁的公主更留名，大概主要是因为她被嫁得最远，嫁到最荒僻的地方，一去三十九年，至死没回中原，因而从惜香怜玉的角度更值得同情。她在去吐蕃的路上哭得连河都改变了流向（青海境内倒淌河之名的来源），此传说足以反映后人对她的怜悯。文成公主死后三十年，唐朝又有一位金城公主被嫁到吐蕃。她的传说就更惨了。金城公主为雍王守礼的女儿，被中宗嫁给吐蕃。中宗亲自送金城公主出长安百里，在当时的始平县与公主分别时，中宗悲涕嘘唏，为表达伤感，特赦免始平的死罪犯人不死，免始平老百姓一年徭役，把始平的县名改为金城（今陕西兴平县），将他与金城公主分手之地命名为怆别里。此说可见为了换取与吐蕃的和平，唐朝皇帝不得不割爱的程度。而原本吐蕃使者是说为吐蕃王子求婚，等公主到了吐蕃，真娶她的却变成了藏王。公主那时仅十三、四岁，而娶她的藏王赞普，据说老得满头白发和胡须，竟然看不出脸在哪一边 。不能说中国的公主进藏对发展中国与西藏的关系没有作用。比如松赞干布自打娶了文成公主，吐蕃十年没有再对唐朝用兵。然而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松赞干布死后，文成公主守寡二十九年，其在世之时吐蕃与唐就不断发生冲突。以后的百年期间中国几无宁日。有人历数那一时期吐蕃与中国的大规模战争如下：
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六七三年）命薛仁贵率师十余万以讨吐蕃，为吐蕃大将钦陵所败；武后如意元年（六九二）吐蕃入寇，武后遣武威将军王孝杰大破之；万岁通天元年（六九六）吐蕃寇凉州，官军败绩；长安二年（七０二），吐蕃入寇，四役皆破之；玄宗开元十二年（七二七）吐蕃入寇，王君奂大破之；十六年肖嵩败吐蕃于祁连；代宗广德元年（七六三）吐蕃寇长安，郭子仪击败遁；德宗贞元二年（七八六）吐蕃入寇陷监州等地；贞元五年（七八九），韦皋大破吐蕃，隔年又连破吐蕃，获其大将论赞热；贞元十六年（八０一）吐蕃又大举入寇。
其中公元763年，吐蕃竟能攻陷大唐首都长安。而当时的吐蕃首领赤松德赞王就是金城公主所生的儿子。德宗年间，吐蕃仅从河陇一地就掠走五十万青壮大唐百姓为奴隶 。唐穆宗长庆年入使吐蕃的刘元鼎行至吐蕃龙支城时，以往战争中被俘的唐军将士“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一首名为《缚戎人》的诗，描写一个曾被吐蕃俘虏的唐人之悲惨经历，则是更加生动传神。讲了这么多公主，为得是说明以一相情愿的立场，距离事实真相可能远到怎样程度。固然，正经从事史学研究的人还不至于把嫁公主当成国家主权的证明，但是过份夸大文成公主对西藏的重要性，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似乎是因为文成公主进藏才使西藏有了文明，包括医疗知识、技术工艺、烹调知识、蔬菜种子，甚至西藏的佛教都是文成公主带去的。就算这中间有若干真实，然而过份强调，就成了一种民族自大的倾向，似乎只要汉民族嫁出去一个女儿，就能改变另外一个民族的文明和历史，并且成为两个民族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根据。事实已经证明这不过是一相情愿的神话。
2、蒙古不是中国
以大陆的官方修史认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控制始于十三世纪。那时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横扫世界，而吐蕃王朝已经崩溃解体，西藏经历了四百年的分裂割据，不再具有与蒙古对抗的能力。大小地方割据势力在大势之前纷纷向蒙古表示归顺。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汗在西藏选中了当时藏传佛教的中心——萨迦，命令西藏全境各方势力都要服从萨迦的领导。此后延续一个世纪的元王朝，一直通过萨迦对西藏实行统治。从历史学家提供的材料看，也许那时已经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的主权成分。然而问题在于：那到底是蒙古对西藏实施的主权，还是中国对西藏的实施的主权？其实中国那时和西藏一样，同是蒙古铁骑征服的对象。说起来还不如西藏，西藏尚能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治，中国却是彻底地亡国。无法解释，一个连自己主权都没有了的国家，又如何能对别的民族实施主权？元与后来的清不一样，虽然同是异族入侵后进行统治，但是清朝满人无论是居住地还是其民族最终都被整体地同化归并，融合于中国一体，而蒙古现在仍然有自己的国家，蒙古民族居住在亚洲广大区域，与中国完全是两个概念。硬把蒙古对西藏的征服说成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根据，这种“阿Ｑ”式的逻辑显得既奇怪又不诚实。何况，蒙古和西藏到底是谁征服谁，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从军事角度，西藏肯定不是蒙古的对手。但是西藏有西藏高原的天险，蒙古军进藏也不是易事。事实上，蒙古并没有对西藏进行征伐，西藏的归顺是通过西藏萨迦的首先归顺实现的。有蒙古人的军威做后盾，当时的萨迦班智达给西藏各地僧俗首领发出晓谕，让他们认清形势，接受萨迦的──也就是蒙古的──统治，从而结束了西藏近四百年战祸频仍的分裂局面 。当时元朝向西藏派驻军队，目的不在直接统治西藏，主要是为了震慑西藏其他地方政教势力不得挑战萨迦政权。元朝中央政府设立掌管西藏事务的机关——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由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首任统领，而后的各任统领也都多为八思巴的族人 ，也就是说，元朝对西藏的统治，大部分是西藏人自己实行的。那时的萨迦政权不能完全被视为蒙古的傀儡。虽然西藏在军事上臣服蒙古，蒙古却接受了藏传佛教。甚至当时的蒙古文字都是由八思巴创制的，所以可以说西藏是在精神上反过来征服了蒙古。那时元朝皇帝对西藏喇嘛教狂热崇信，为此元朝专设一种特殊官职──帝师（皇帝的老师），都是由藏人担当。帝师位尊百僚，上朝时满朝文武大臣排列站立，只有帝师享用专座。据说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喇嘛甚至坚持自己的座次应该高于忽必烈大帝 。由此足以反映藏人的地位。历代元朝皇帝即位前都得从帝师受戒，后妃、贵戚、大臣从西藏僧人受戒也蔚为风尚。当时的帝师气焰万丈，连其弟子殴打王妃，皇帝也不过问 。在元朝攻灭在长江以南坚守的南宋政权过程中，西藏人积极配合蒙古人。八思巴为此在涿州兴建一座神殿，亲自为其开光，派一手下法师在其内修密咒法，保佑元军 。而在元军攻破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之后，又把投降元朝的南宋皇帝赵显送到西藏的萨迦寺，名为学佛，实为使其远离中土，又能置于可靠人手中确保控制。后来那位南宋的末代皇帝在西藏被杀，威胁元朝的祸根就此彻底除掉 。要说这是中国在对西藏行使主权，岂不是有些荒谬。在元朝的民族等级序列中，藏人属于色目人等级，高于汉人。藏人担当的帝师同时兼任宣政院最高首领。宣政院是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地位平等的最高层元朝权力机关，可以直通皇帝。它的职能除了直接管辖藏区所有军政、民政、财政事务，还负责管理汉族地区的佛教事务。在元朝那种狂热的宗教氛围之下，可想这种权力必定是很厉害的。八思巴的弟子杨琏真加去江南担任释教总统，为掠夺财宝挖掘南宋皇帝及大臣的陵墓一百一十多座，占良田二万三千亩，受人献美女宝物无数，杀害平民多人。当时西藏各色人士纷纷以高等民族的身份跑到中国内地捞好处，有时累百上千，沿途旅店住不下，他们就强住民房，并乘机奸污民女 。那时的汉人大都只是敢怒而不敢言。所以，从当时的历史现象而论，与其说是元朝中国对西藏建立了主权控制，还不如说是蒙古与西藏联手对中国实行了统治。
3、收缩内向的明朝
从历史资料上看，明朝中国虽然有与西藏的联系，但多属虚的往来（可形容为“应酬”），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主权关系。历史学中一般公认明朝是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只想固守中国“内地”，无意再向外发展以避免额外枝节。甚至传示子孙，规定明军“永不讨伐”的国家凡十五个。当倭寇侵扰中国海岸的时候，朱元璋采取的对策是息事宁人，命沿海一带的中国居民后撤，并一律不许出舟泛海。与历代相比，明朝在修建长城上花费的力量最多，也反映明朝帝王的心态 。因此，认为明朝会对万里之外的偏僻西藏有多少经营兴趣，不太令人信服。大陆史学界为证明明朝对西藏拥有主权所提供的根据，一是明灭元后，西藏的僧俗首领纷纷上缴元朝的旧敕印信，换取明朝的新敕印信，表示归顺。明朝则对他们进行了重新认可。然而印信只是一个符号，那些首领人没变，权没变，仍然自己管着自己的地盘，对外谁强大就向谁表示个归顺，不过是一种投机；明朝真正的建政只是在毗连藏区的汉人居住地建立了一连串被称作“卫”的地方机构 。由这个名称（防卫之意）也可以看出，明朝对西藏采取的政策，是当作外敌进行防御的。大陆史学界为明朝中国对西藏主权寻找的根据之二，是明朝对西藏的政教首领赐予了大量名号。1985年大陆推出一部号称“国家重点项目”的史料选辑——《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想集中了对中国有利的史料），其中关于明朝与西藏关系的部分共81页，封授政教首领的内容就占了38页，将近一半 。这种封授只是给个虚名──诸如大宝法王、阐化王、西天佛子、大国师之类，毫无实际意义。不过是朱元璋和朱棣等吸取唐朝受吐蕃威胁的教训，迎合西藏文化所采取的一种怀柔策略，从中不可能产生任何主权关系。还有一个被当作根据的，是西藏对明朝的“朝贡”及明朝对西藏的“赏赐”。既然前来上贡，岂非就是表示臣服──这是中国方面的逻辑。从文字记载上看，明朝与西藏的“贡赐”往来确实不少，不过透过“贡赐”的表面，有多少属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