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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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机井，孟凡明的心里更加沉重，他几乎肯定了梁大雷的话，立刻让人小心地寻找机井的位置。一群男人，手拉着手，用脚在水里一点点地试探。一个男人终于找了井口。
天啦，井口是开的！
孟凡明立刻让一个胆子大的男人下去看看。男人叫孟大宝。
孟大宝告诉我们，当时他用绳子绑着胸部，旁边几个人拉住他，把他一寸寸地放到机井里。水漫到他胸口时，他突然叫了一声——他的脚碰到什么东西，仿佛是一只脚。那是孟智的脚！他让拉绳子的人放绳，整个人没进水了。顺着孟智的腿，他往下摸，抱到孟智的腰，然后拉了一下绳子，上面的人把他和尸体拉了上来。
孟智的尸体被拖出水面的瞬间，大家都吃了一惊。孟智是倒立着溺水而死的，两只胳膊紧紧抱着孟凡的头，孟凡在下面也紧紧抱着弟弟的头。所以当孟智被拖出来时，孟凡也露出水面。两个人是连在一体的。孟凡明掰开两个侄子的手，在他们的脖子上看到清晰的淤痕。
孟家两兄弟死亡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不胫而走，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大雨吞没了两个孩子，从此在村子里将再也看不到孟家两兄弟的身影。
村子的生命是一个整体，两个孩子死了，村子伤残了！村子只是产生一个缺口，却永远不能愈合。
当地农村的观念里孩子是重于一切的。在所有的问卷采访中，只要有孩子的农民，说到出去打工为了什么时，回答都有“为了孩子”，而且是第一位的。在传统的农村文化里，孩子传宗接代，家族香火鼎盛的思想根深蒂固，那也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受教育欲少，地区越落后，这种思想越深，在所有的思想里占的比重也越大。
对于孟凡智一家同样是如此。他之所以出去打工，妻子之所以那么拼命的劳作，说到底还是为了孩子多读些书，将来更有出息些，生活得更好些。孩子好，比什么都好。从两个孩子的名字，我们能清晰地感觉到夫妻两个对儿子的爱——夫妻两个把父亲的名字拆开，为他们两个命名。可是两个孩子突然就走了，生活的希望和一切寄托在瞬间消失，家庭存在的原动力没了，心脏没了，而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黄静已经不能够再生孩子，那么两个孩子带来的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黄静垮了，孟凡智垮了，孟家也垮了！
村里的人说，黄静看到两个孩子的尸体的时候，哭天喊地，昏死过去，醒来后再哭，再又昏迷过去，后来，便再也没见她笑过，她的精神状况也出现问题，极度忧郁。
我们见到黄静的时候，她依旧没有从当年的悲哀中走出来。身体和脸庞不正常地浮肿，皮肤白得没有血色，眼睛干涩，走路缓慢，仿佛没有一点力气。
面对着我们，她像祥林嫂一样地念叨：“我怎么就没想到，那么热的天两个孩子也会跑出去的。”
她的声音很低，声音不停地颤抖，说话的时候目光一直闪烁，没有目的地打量四周。接着她又说出毫无逻辑的零碎的语言：
“好好的机井就没有盖子了！”
“小凡今年都该上初中了，庆庆也要读三年级了。”
“为什么淹死的是我家的苦命的孩子。”
“我就在他们跟前都不知道，我真该死。”
从她断断续续的只言片语中我们能够了解到，那个机井距离他们家的玉米地并不远，而她赶回家的时候，甚至从那口机井旁边过去，她不知道水下面躺着自己的孩子。她没和我们说几句话就哭了，只是哭，没有眼泪。她的眼泪早就哭干了。
而孟凡智那天从徐州赶回家里，整个人也都傻了，悲伤让他变得机械，变得麻木，变得苍老。他拾起戒了几年的烟，开始酗酒，徐州的生意也不干了。对于儿子的死，他一直耿耿于怀。2004年的春节，当梁大雷的父母从外地打工回来，孟凡智带了一把菜刀，跑到梁大雷家里，声称要砍死梁大雷和他的父母。梁大雷的奶奶说，儿子肩膀上挨了一刀，至今还留着一道长长的疤痕。孟凡智因此被拘留了半个月，还罚款8000块钱。我们没有见到孟凡智，他又打工去了，因为家里的积蓄早已经用完了，这一次他出了远门，跑到无锡去了。也许，此番去打工，不是在乎赚钱，而是为了逃避，逃避家，逃避死亡的阴影。
此时的孟家早已破败不堪。
据了解，原本孟家在村里的生活可以算作很好的，村里人羡慕孟凡智有头脑，钱赚得多，老早起了楼房，买了彩电。而如今，村里日子一点点好起来，楼房也多了，孟家却落下了，被掩埋入楼群的旮旯里。院墙已经破损，上面长满野草，门锈了，门闩折了，院子罩在梧桐树里，又暗又湿，空荡荡的，只有几支鸡在动。楼房更是空荡荡的，上下六间屋子，只有下面两间放着陈旧破损的家具和一张空空荡汇的床。
孟凡明告诉我们，弟弟打算领养个孩子，然后搬到外地住。弟弟两口子忘不了两个孩子！他早就建议他领养一个孩子，但是夫妻两死活不愿意，他们觉得对不起凡、庆兄弟俩。而如今弟弟的情绪似乎好了一点，尽管弟媳妇依旧在痛苦中挣扎，或许一个孩子能让她一天好起来。
在孟家，我们没有见到凡、庆两兄弟的照片。所有一切关于他们的东西，包括照片、衣服、书包、书、鞋子、甚至他们睡觉的床，都在他们死后，被堆成堆，烧掉了。
只是在孟凡明家我们见到他们兄弟两的一张合影，那是孟凡明偷偷藏起来的。他对我们说：“留着它，至少可以证明两个孩子来过这世间一趟。”
照片是事发前一年照的，照片里兄弟两个站在自家的院子里，笑得很开心，弟弟孟智的牙齿刚好掉了一颗！
他们是新的，被古老的水兽吞没，新的何止他们；中国有太多他们一样的孩子，古老的又何止水兽；金兽、木兽、火兽、土兽，石兽，同样古老。它们沉睡，也会醒来，会吃人。
两个孩子来了，又走了，带走一切，也带来一切。
农民工背后的眼睛
采访中，我们深深地感到：如果梁大雷是一个成年人，如果这个成年人又有足够的勇气，他要救出孟家兄弟完全是可能的。然而，我们无法苛求梁大雷，毕竟，他也只是一个孩子。
与梁大雷惊谎失措不同，在涟源荷塘镇洪水中，邹华把中华民族的大美发挥到了极致。他是沉着的，勇敢的，是机智的，也是无私的！洪水之中，他虽然没能够救下女儿，但是，救人的方法是可取的，而且他解救了自己的儿子，也解救了他人的孩子。而如果镇子里生活的大多数人不仅仅是妇女、老人和孩子，如果有很多像邹华一样的男人在家，乡村就不会那么孱弱，洪水就也不会那么嚣张。农村的男人是最强壮的，他们可以解救的不仅是自己的孩子，有他们在，整个救援活动也可以更好地展开，更多的别人的孩子，老人甚至柔弱的女人也会被救出。而在皖北那次“小小的溺水事件中”，如果孟凡智没有出去打工，有他们在，孟家兄弟还会被水兽吞没吗？
应该说，“5·。31涟源洪水”震惊了整个湖南，引起了我们的强烈关注。湖南省团委书记吴奇修就敏锐地发现，爆发山洪，一下子就死了12个小孩，而11个孩子都是农民工留在村里的子女，本来这是个个案问题，但是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个案，而是带有普遍性的，是一个长期性的，也带有复杂性的这么一个问题。
博尔赫斯有一句诗：“像水消失于水！”这句话他用来形容人的失踪，更具体地说是形容人失踪于人，一个个体的人失踪于整体的人。那是一滴水失踪于大海的印象，说明个体与整体的融合，融合个体的概念消失。
同样，涟源洪水个案，也像“水消失于水”一样，长久以来它消失在一个整体中。那种消失是司空见惯的，是普遍被人接受了的。而这一次，人们注意到它，并从滴水中，看到整个海洋。
我们在思考：人们究竟在农民工子女身上投入了多少目光，为他们做了什么？于是我们决定在湖南省，乃至全国进行一次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以详细地了解农民工子女的情况。我们组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课题组。
此次调查，基于“覆盖湖南，辐射全国”的原则，我们走遍了湘北、湘中、湘南、湘西，以及皖北。其中皖北农村主要是辅助性试点，以辐射全国情况，并以其情况与湖南情况对比，检验湖南情况的全国普适性。另外，在调查中我们还对全国各地一些关于留守孩子问题的特殊事件有选择的做特殊调查。
为了更加真实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联合各地学校、团委和妇联等职能部门，在湖南、安徽、四川、河南和广东等省份发放了2000份农民工子女学习和生活情况的调查问卷，设计了几十个针对性的问题，收回有效问卷1448份，通过分析整理，整理出许多农村留守儿童的相关数据。
随着我们的调查，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越来越清晰、越深刻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一路走来，直到今天，我们仍旧在感叹：一场洪水把一双眼睛从泥土里撅出来，那双眼睛！埋葬于煤灰与泥巴，闪烁干净、澄澈。看不见它，心安理得；意识不到它，不以为然；直面它，难以平静；躲避它，心怀愧疚。留守儿童！那是一种简单的深刻。那双眼睛是留守儿童带给我们的灼痛。
当把“农村留守儿童”这个文化符号的意蕴剜出来，经过后来的调查分析，我们发现原来“留守儿童”几乎与改革开放的历程连在一起，一直存在那里。它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整体仍旧不断膨胀，内部不断变化，远远不是止“涟源洪水事件”或者“皖北小小的溺水事件”那样简单。
从根本上说，留守儿童是农民工留下的。由于农民工本身的许多特点和现有的政策制度的尚且不完善，导致农民工外出，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农村。这些特征包括：农民工自身的流动性，居无定所，没有长久确定的工作地点。区域性的省内流动，或许还有可能允许农民工带着孩子，也大多只是存在于理论上，因为省内流动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居多，而大部分的农民工则是跨省流动，向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倾斜。而表现在具体的农民工身上，还常常存在省内和省外流动的交织，令流动性的表现更加混乱。因此，农民工不可能像背着包裹一样地把子女在各个城市间背来背去，这样孩子受教育和生活状态都会受到显著影响。
“浙江、广州、山西、东北，我都跑，一年换一个地方，三个月换一个地方，像打游击，带着孩子能行吗！”“带着孩子打工？要是能让我在一个城市干三年五年，我就带，但是没门！”“一年光坐火车我都吐了好几会，带着孩子能行吗？”
“明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这样的日子孩子是没办法过的。”“带着孩子？他们还要上学呢，寒假暑假让他们到城市玩一下，还可以……”
这些问题，都是在调查中农民工反复提到的。
再者，农民工工作环境艰苦恶劣，生活条件差，工作时间长，工资水平太低，处于城市职业人群的最底层，从事最脏、最累的非主流职业，比如建筑业、体力性工业、层次较低的服务业、家庭雇佣等；住的是集体宿舍、在建建筑物、工棚、甚至就睡在野外，吃些没有营养的蔬菜、硬米饭、难得见到肉和油；工作每天早出晚归，早时凌晨4点就起床，晚时要到翌日凌晨才能回去。
山西省总工会的一个调查显示，大约有84％的农民工不能享受法定休息时间，约45％的人没有休息日，连续超负荷劳动；工资也低的可怜，“农民工状况虽说比农村劳动者好，但一直只能获得低工资，在最近的10多年里，有很大部分农民工和雇工的工资一直处于400—500元的水平，没有任何增加。”这些残酷的现实决定了农民工没有条件把子女带在身边，带在身边也没足够的经济能力让孩子生活得更好，更遑论有闲暇时间照顾孩子了。
调查中，农民工常常给我们倒着苦水：“孩子去了，我们也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只能让孩子一个人待在住地，还不如留在家里，城市孩子又不熟悉。”“我都没有住的地方，孩子去住哪里？总不能让他和我们睡大棚吧，又热又臭。”“我每天干活回来，都累的要死，怎么带孩子过去？谁给他吃，给他穿，在那里也不能上学。我没有钱，没有心力，还是让孩子在家好。”“住没住的地方，吃没吃的东西，孩子来到会受的，在家里东西便宜。”“孩子去了不还是一样，每天起早贪黑，又见不着。”“你知道我们干活多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