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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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十分高兴。但与此相对应的一些事情却让我们深深忧郁：整个村子有很多新盖起的楼房，新盖的楼房却全是空置的，没有家具，也没有人居住，光鲜的房子摆在那里，冷清得很；同时，大半个村子空荡荡的，只能见到年幼无知的孩子到处玩耍和年过花甲的老人踽踽独行。
　　原因很简单——村里的青壮年男女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了。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滋生出一个沉重的名字：“农民工”。虽然这个名词也早已见惯不怪。但是，农民工离开农村以后，到底给农村留下了什么？他们挣钱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他们的希望和追求又是什么？他们离开农村后，由孩子、老人和一些单亲家长构成的农村社会又是怎样的运转？
　　带着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我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展转于湖南、安徽、四川、湖北等农民工大省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进行了详细调查。可是越是了解，越是令人难受。一桩桩，一幕幕，触目惊心，扼腕痛惜。许多村子跟我们的故乡一样，人去楼空。那些新建的房子空在那里，农村留不住人，没有生气。农村的孩子像野草一样，自生自灭。
　　农村留守儿童，甚至农民工问题都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农村社会和农村文化的一种反应。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由幼小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支撑的农村该怎样面对一切？我们说农村伤了，而且伤得很深。我们试图用“伤村”二字让整个社会来关注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某些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问题。
　　毋庸置疑，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的派生。在调查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农民工也随着改革开放出现三十年，留守儿童问题相应地产生了三十年，并且留守儿童在最近十年集聚增加，成为一个巨大的群体。有大批的留守儿童已经成长成人，成为下一代新的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与其中少数人成为大学生的农家子弟一起，成为城市的边缘人。
　　几前年，农民工问题被提出来，现在留守儿童问题也被提出，并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然而，对留守儿童的认识和关注的力度还是不够，而给予他们再多的关注也不为过分。这是下一代的问题，是祖国未来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靠谁？还是靠这些人！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有什么样的农村留守儿童就代表着有什么样的未来农村社会，甚至代表着有什么样的中国。
　　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境况令人堪忧、心痛。总结成一句话：成长过程存在很多风险。缺少父母的保护和沟通，情感上他们很孤独。在云南的大山里我们就见到一个七八岁大小的孩子，因为父母都出去打工，他天天陪着羊羔玩耍，不爱说话，不爱笑，也不爱学习，当我们问他想不想去北京，他居然问我们“北京是什么地方？有没有我们的镇子大？”当我们告诉他“北京是首都，是很大很大的地方。”并问他“想不想去北京？”他痴痴地说“想！去北京放羊！”
　　心理和社会学上一直认为：婴儿、幼儿、少年期是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过程，是人格或者人形成的阶段，可是失去了父母所造成的真空，引发了太多问题。由情感孤独衍生出来的心理问题、道德问题、行为问题、学习问题屡见不鲜。
　　在湖南我们遇见很多类似“哑巴”的孩子，他们的目光里装满胆怯，谁与他们说话都不搭理，在学校也不和老师说话，更有甚者，为了见到外出的父母他们经常伤害自己，以为这样父母就会回来，自己就能见父母一面。我们遇到很多孩子，为了逃避现实里的孤独和情感的匮乏，天天沉迷于网络里的虚拟世界，或者游戏，或者和陌生人聊天，学习完全被抛弃。我们也遇到一些孩子，因为没有父母的管教和正确引导，很小就开始抽烟酗酒。在湖南，我们就遇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天天拣爷爷丢下的烟头，收集起来偷偷地抽。更让我们震动的是一些很小的孩子已经成了罪犯，每天到处偷东西、结成团伙打架斗殴、拦路抢劫，只是因为他们年龄还小，甚至不懂得犯罪本身，鉴于他们的年龄有些不能以法律制裁，可是等到要用法律制裁时恐怕都已经晚了。在湖南少管所，我们就遇见一位十五岁的孩子，爸爸常年在深圳广州打工，母亲后又过世，他则迷恋上网，奶奶和姑姑都管束不了，最后，为了弄钱上网，他入室盗窃，被发现后，残忍地杀死了户主老太太，杀人之后他居然大摇大摆地拿着钱进了网吧。
　　除了这些留守儿童主观上的成长危机外，让我们触目惊心和担忧的就是留守儿童自身的安全问题。2005年，湖南涟源发生百年一遇的山洪，洪水中死了12个孩子，其中竟然有11个是农村留守儿童，这是值得思考的，父母不在身边，谁来保护他们呢？
　　天灾如此，人祸亦如此。在四川，我们就遇到一个女童被邻居老汉多次强暴，甚至怀孕了自己都不知道。而很多留守儿童本身正处于青春期，青春期的躁动同样令人担忧。在湖南我们遇到一对同住外婆家的表兄妹，由于缺乏相关知识和道德理念，他们无度地进行身体接触，最后导致表妹怀孕。
　　诸如此类的问题太多了，已经不是简单的个案，而是现象！种种现象在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群体中形成共同的问题。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进行了调查、思考、分析。我们把农村留守儿童成长环境以社会学的方法分解为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些环境里发生的事情让我们触目惊心。
　　从家庭环境来看，作为父母的农民工在外出打工时并没有考虑到孩子的问题。以湖南湘西遇到的一位村妇为例：她在孩子刚出生时就外出打工了，几年后才回来，结果孩子到三岁还不会说话。我们认为这与农民工整体的受教育程度有关，当他们外出后，不会顾及到孩子的思想道德和成长上可能出现的问题，仅仅考虑了钱，尽管他们弄钱也是为了孩子，父母与子女的这种疏远也可能造成悲剧。在四川，我们就见到一位留守儿童因为恨父母先是不关心自己，后又管束自己，怒而杀死母亲，伤害父亲。
　　而从家庭环境来看，我们重点关注的是“隔代抚养”问题。在目前农村留守儿童体系中，以祖辈为监护人的“隔代抚养”占绝大部分，然而，作为老人，他们本身就是弱势群体，加上文化素质低下、传统观念羁绊太深、体力和精力上不够，他们不可能完全负责起留守儿童的生活，更不用说先进的思想、开阔的视野和高尚的道德。像上面提到的湖南“入室杀人”事件，清楚地表现出“隔代抚养”的乏力。而在“表兄妹乱伦”事件中，两个人甚至半夜在外婆身边亲密接触，外婆都没有发现。“隔代抚养”除了表现为“乏力”，也酝酿很多悲剧：在湖南我们遇见一位爷爷残忍地强暴了自己的孙女；在湖北我们遇见一位老太太因为口角勒死了自己的孙女；在四川我们见到一位少年因为不满祖母的管束而杀死了外婆。
　　与此同时，我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上。经过调查可以看出农村的很多问题，“三农问题”，包括致富问题、农民工问题和留守儿童问题都和农村人受教育程度不高，农村社会整体文化匮乏有关。比方，农村教育资金能够到位？农村教师是否合格？农村教育理念是否正确？农村硬件设施是否完善？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农村的学校存在着严重的“马太效应”，即：农村教师对优秀的学生给予更多关注，于是优秀的学生更优秀，而对于顽劣的孩子基本上嗤之以鼻，不闻不问，在很多教师眼里农村留守儿童不加分别地被视为“顽劣的一类”。
　　以安徽一农村学校为例：我们关注最初关注它是因为一位南老师诱*　
　　了一位留守女童，留守女童怀孕堕胎，男教师却因为亲戚在镇里当官而逍遥法外。后来，我们在这个学校发现，因为教育质量不好全校学生大量外流。全校只有七八名教师，全部是大专以下文凭，基本为老教师，且都是本村人，每人至少带三门课，有的还同时兼任多重职务，而且还要兼顾家里农活。于是教师们常常旷课，对学生不闻不问；他们的补助长期发不下来，每年要比邻近县市教师少拿接近5000元工资；学校的教室还是八十年代修建的，大多成了危房。
　　而农村教育理念也存在偏颇：长期以来，农村传统的教育理念是“育才”，可现在，我们觉得“育人”更为重要。我们不止要培养大量可以成“才”的人，更重要的是培养有文化、有思想、有道德、有素质的“人”！这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可惜的是，调查中很大一部分学校和老师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毫不关系学生的思想道德。
　　值得一提的是，农村社会对留守儿童的态度，特别是农村基层对留守儿童的态度同样令人担忧。调查中所见到的农村基层基本都是残缺的。首先，基层领导的观念意识就跟不上，他们很多都说：我们只负责为农民弄票子，而不是管孩子。其次，农村基层建筑不能保持完整性，同样是农民的村干部很多都出去打工了，农村出现很多“每年只留一到两个村委”的“轮流值班制”。
　　作为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我们深深热爱农村厚重淳朴的土地。我们的根在那里，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飞得多高，故乡的山、故乡的水和故乡的人总是那么魂缠梦绕，总希望那里的人能够富足美丽和安居乐业。
　　当然，通过调查，我们也遇到一些令人欣慰的情景：我们看到很多农村留守儿童在自力更生，用幼嫩的臂膀撑起一片天空；见到很多善良的、有责任感的监护人、父母、老师、基层领导和社会组织再给予农村留守儿童无微不至的关注，比如湖南的“山田教育模式”——教师和留守儿童“结对抚养”；比如长沙芙蓉王实业的“农村志愿者协会”；比如大学生组织的“志愿者下乡”，等等。
　　同时，结合调查，我们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解决思路：例如：各职能部门把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形成像计划生育一样“一票否决”的制度；加大关于青少年问题的相关立法工作；提高农民工生活和农民工工资待遇；加大农村教育投资，提高、整改、完善农村教育体系；规范农村基层建设；全社会范围内宣传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使人们给予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更多的关注；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提高认识、分清责任、制订目标、齐心协力为农村留守儿童多办事、办实事，等等。
　　两年多的实地调察，酸甜苦辣尽在其中。有幸的是，我们得到了各级政府、共青团、妇联、学校和学生家长等一大批好心人的鼎力支持，让我们感到了心灵的温暖和关爱的力量。而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参考和引用了大量的图书报刊资料、各类文件、新闻报道、统计数字和调查报告等，在此，让我们向这些资料的编写者和出版者致以最诚挚的谢意。作为我们多年的好朋友，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董伟先生对农村留守儿童十分敏感和重视，他的远见卓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让我们深深感佩并且铭记在心。该书责任编辑文静小姐为本书的顺利出版作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其负责敬业的精神令人感动。
　　总之，一本书写完了，一颗悬着的心却再也没能放下来。就在此时，全国遭遇到五十年不遇的暴雪冰冻天气，红色预警已经响起。广州火车站所有售票窗口到2月6日春节前不再卖票，已经卖票的要办理退票手续，目前滞留旅客达二十余万人次，滞留人数还在潮水般地急增，其中绝大多数是背着大包小包打工返乡的农民工朋友。而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滞留的农民工朋友也在百万人次以上。他们不仅仅要回去过年，更要急切地回去看看自己的孩子。可是，恶劣的天气让他们身不由己，泪流满面。他们回不去了，他们许给孩子的诺言将会再次落空……他们伤了，农村也伤了；而农村伤了，城市也伤了，我们自己也就伤了――因为我们的心原本就是连在一起的。
　　让我们每个人都伸出热情的手来，为着那些已经受伤的村子和老人，为着那些孤独的草垛和孩子不再受伤，我们立即行动，责无旁贷，任重而道远！
　　2007年7月初稿于长沙岳麓山下抱虚斋
　　2008年1月于定稿于长沙远大路润心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