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 究竟是一部什么书 作者: 吴越-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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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说，要经过黄泥冈、二龙山、桃花山等强人出没的地方。最后生辰纲在黄泥冈被劫。这
个黄泥冈，按书中介绍，却在大名府的正东面，属于济州管辖。后文又说：二龙山、桃花
山和清风山同属青州管辖。青州在济州的东北，离大名府到开封的路线相距千里！
　　第二，戴宗从江州（今江西九江）出发到开封去送信，不走直线经汉口、信阳，却绕了
一个大圈子跑到山东去，在梁山泊经过！
　　第三，为了救宋江，梁山好汉二百来人不远来回六千里路从梁山到江州劫法场，回去
的时候，还收了四个好汉和近一千人马，一路冲州撞府，平安返回梁山。这样的军事部署，
不懂打仗的假冒伪劣军师吴用也许敢于这样做出，懂得三国纷争的罗贯中，敢于这样写么？
不要命了呀？
　　第四，为了救史进和鲁智深，梁山泊出动七千大军，沿黄河而上，经过都城开封和
“泥丸可封”的天险潼关，直达华州，半路上还劫持了钦差大臣的“金铃吊挂”，救出史
进和鲁智深，又平安回到梁山，也是来回三四千里！——这简直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独一
无二的神话！宋代的军事力量的确比较薄弱，被称为“宋鼻涕”，版图最小，四周都是强
敌，国内还有许多“独立山头”，但也绝不可能让宋江等人“横行”到这种程度。宋江如
果仅带一两千或七千人马就能够做到“纵横天下”，“大宋”的江山不拱手让给宋江，也
早已经被“异族”所吞并了。
　　像这样的笑话，熟悉三国战事艰辛的罗贯中，会这样写么？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水浒传》中的地理性错误，只错在北方地区，到了后面，宋
江大军一开到浙江去“征方腊”，据我高中时代的同班同学、浙江水浒学会会长、杭师院
中文系主任马成生教授的研究，作者对浙江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杭州地区的地理描述，小到
一个村庄、桥梁、山头、庙宇，都具体、详细而准确，真是熟之又熟，一点儿错误也没有。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水浒传》的作者或编撰者没有到过北方，是个南方人，
而且就是杭州人！——这身份，与施耐庵、罗贯中完全符合。
　　除了地理方面的错误之外，气候方面的错误也不少。下面也随便举两个例子：
　　“风雪山神庙”之后，那雪依旧纷纷扬扬地下得紧，可是林冲在严冬岁末走了十来天，
到了梁山，看到的梁山泊居然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他也还能够坐着小喽啰划的船
上了梁山。不但这一年梁山泊湖水没有结冰，整部《水浒传》，梁山泊就从来没有结过冰！
这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华北来说，简直就是亘古奇迹！
　　再例如呼延灼用铁甲连环马进攻梁山泊的时间，也正值冬令，先不说这种连环马根本
就不可能上战场（只要射倒一匹，就得拖着走），就那冰封的湖面，所有的马匹都要滑倒，
哪儿还用得着徐宁的钩镰枪？　
　　有人从语言方面分析，认为《水浒传》中使用了大量山东、河南方言，据此而否定了
《水浒传》是身居钱塘的施耐庵或罗贯中编写的说法。其实《水浒传》的故事来源是宋元
话本，而话本的主要流行地区是河南、河北、山东，话本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是当时的“官
话”，也就是“首都语言”开封方言，这是不足为怪的。有许多方言语词，很可能是直接
照抄话本底稿的。

三、怎样理解《水浒传》的积极意义

　　《水浒传》多年来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被封建统治者所痛恶，这与它的积极主题
分不开。这个积极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官逼民反”四个字。
　　杀贪官，老百姓绝对高兴，当然拥护；有人造反，朝廷必然震惊，肯定要镇压。
　　《水浒传》就是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贪官、反抗朝廷的书。它的前半本，通过各种典型
事例用形象思维来说明以宋徽宗赵佶为代表的朝廷和以高俅和蔡京为代表的官府是多么的
昏庸和可恶，特别是通过林冲的故事指明了老百姓要想活就只能上山为匪，其真谛是“官
逼民反”；后半部书是用生动的事例说明“造反必须彻底”，不能投降，如果投降了，就
会走到“造反”的反面，第一是当了朝廷的鹰犬，去打同样是造反的弟兄；第二是兔死狗
烹，最终免不了还是要被昏君和奸臣所迫害的结局。
　　《水浒传》的作者非常明白：古往今来，凡是造反大业，绝不是依靠几个满口仁义道
德、会念诗云子曰却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写几篇妙笔生花的诗词歌赋所能完成的。造反是
真刀真枪、赤膊上阵、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尽管历史上的造反大军中都不乏几
个手摇鹅毛扇、运筹于帷幄之中的谋士，但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真正冲锋陷阵、
过关斩将的，还要靠武将，靠英雄。
　　当丞相的，必须“十年寒窗苦读，胸罗锦绣万卷”；当武将的，“英雄不怕出身低”，
哪怕你原来当过奴才讨过饭，甚至杀过人当过强盗，只要辅佐“贤主明君”把天下打下来
了，就可以封王封侯，享尽人间荣华富贵。
　　因此，贯穿于整部《水浒传》中的，都是这种“会杀人者即英雄”的中心思想，而不
论其杀人的动机与效果。不但林冲为报私仇杀了陆虞候是英雄，武松为报兄仇杀了奸夫淫
妇、为黑吃黑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五口是英雄，鲁达为打抱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是英雄，连
李逵这样不问青红皂白“只拣人多处排头价砍去”的杀人狂浑人也是英雄，连张青、孙二
娘这种不管好人坏人只要你有钱就杀了你做人肉馒头的“铁杆歹徒”也是英雄。
　　这部单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革命英雄主义”格格不入，就是和武侠小说中的英雄豪
杰也无法相容——因为“侠客”的主旨是“侠意识”，其行动“除暴安良”；而《水浒》
英雄的主旨是“霸意识”，其行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更具体地说是“除良安暴”
或“除暴安暴”。
　　那么，是《水浒传》的作者头脑不清、观点不明、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英雄”么？
也不是的。
　　要想读懂《水浒》，首先必须了解一个前提：《水浒》故事，包括《大宋宣和遗事》、
元人杂剧中的许多《水浒》戏，以及《水浒传》的成书，都在元代。元代是个异族统治中
原的朝代。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对于由哪个民族来当统治
者，应该一视同仁，无可厚非；但是倒退六百年，当时的统治者蒙古人，却是狭隘的民族
主义者，他们视自己为高贵的民族，对包括汉人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南人”，采取的却
是残酷统治和武力镇压政策。民间传说：当时每十家人家要养一个蒙古人，十家人只许用
一把菜刀，还要由这个蒙古人保管，所有的“南人”，衣服上都要缝一块写有“南人”字
样的标签，以表示自己低人一等的身份。“南人”与蒙古人、色目人之间，没有平等之可
言：评理必输，打官司必败。
　　另外再请注意一点：宋元时代，是我国说唱文学鼎盛的时代，但是流传到今天的元人
话本，却极少有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作品。为什么？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蒙古人的统治十
分严酷，即便有人写了，也不可能拿出去演唱，更不可能流传下来。
　　但是汉民族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观念。第一是正统观念，视蒙古人为“异族”；第二是
道德观念，讲究“礼仪”和“伦理”。汉族人对异族的统治不满，是必然的。在高压政策
下，不可能喊出打倒异族的口号来，于是就写鼓动造反的书，目的是“唤起民族英雄们”，
起来造反。但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其实都是最容易满足、最谨慎安份的一个群体”
①，只要有一口饭吃，有一件衣裳穿，不把他们的土地、儿女抢走，大都不愿意去造反；
而能够被“唤起”的英雄，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能是包括痞子、赌徒在内的“游民”，因
为只有他们才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联合起来，上山造反。
　　要造反就要杀人。你不会杀人，我来教你杀人。作者生活在元代，他不喜欢那个政府，
希望那个社会越乱越好。这就是为什么《水浒传》鼓吹“善杀人者即英雄”的真正原因。
　　一个造反集团，必须有一种“粘合剂”，把许多人团结起来。在今天，革命者有理想
社会，有奋斗目标；在六百年前，造反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改朝换代”。哪怕我来
做皇帝还不如你。
　　但是皇帝只有一个，造反者不能人人当皇帝。能把造反者凝聚成一个集团的力量，除
了造反成功能够当开国元勋、封妻荫子、享受荣华富贵的目标之外，主要是“义气”二字。
只有在“义气”的感召下，才能捧出一个像宋江这种“文不服众、武不压众”但是却“最
讲义气”的人来做领袖。
　　施耐庵将近四十岁才考中进士，只在杭州做了两年官，就“终身不再仕、立志著书”
了。一个刚刚金榜题名、仅仅做官两年的人，为什么“急流勇退”？而且退下来以后是做
这样一件既无名可得又无利可图的勾当？这其中肯定经受过痛心的打击和认真的抉择的。
只是今天没有材料可查了。

四、关于《水浒传》的一些评论

　　（一）《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

　　有一段时间，某些文学评论家运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把水浒英雄们划到了“农民起义”
的范畴中去，一方面在水浒英雄们的

　　①　见2002年8月8日《南方周末》A4时政版的一个小标题。

　　头上戴上了“革命”的桂冠，一方面又谴责宋江等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错误立
场。
　　今天看来，这是一种误导。
　　如果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衡量一下一百单八个水浒英雄的阶级出身和社会地
位，究竟哪几个是真正的“农民”呢？除了解珍、解宝是安份守己的猎户、阮氏三雄是地
地道道的渔民之外，其余的人物，大都是军官、地主、吏役、商人（包括店主）、土匪、游
民。就是被认为“革命性”最强的李逵，虽然出身农村，但是打死人之后逃亡在外，当了
狱卒，已经不是农民，而是个强索硬要的无赖、不分青红皂白只知道“抡起板斧排头价砍
去”的嗜杀的浑人了。这里面还有像卢俊义这种根本不想造反而是被吴用设计搞得他家破
人亡、走投无路“逼”得他不得不上山的“被裹胁者”。因此，尽管林冲和卢俊义都是被
“逼上梁山”的，但是他们两人在本质上绝对不同。
　　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其成员的出身、成分，大都很复杂。要求农民军中个个都是农民，
就好像要求共产党员个个都是工人一样不现实。评价一个人、一个集团是积极的、消极的
还是进步的、反动的，要看他或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所起的作用。历史地看待、分析历史，
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菁华。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绝不能离开当时历史
这个大环境、大前提。一切以今天的观点去要求古人、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去衡
量农民起义军的做法，固然是错误的，把一切造反者都冠以“革命派”，同样是错误的，
甚至会导致笑话。
　　质言之，农民起义由于阶级本身的认识局限性，起义也就是造反的目的，无非是“打
倒旧皇朝，建立新皇朝”，因此“彻底的革命性”根本就不存在，成功的可能也是极小的。
偶然的成功，造反者成为新的统治者，最后必然会发生质的变化，从农民变成封建主，不
再代表农民利益了。甚至像李自成进北京、洪秀全进南京那样，其所作所为，比前朝更坏
更恶，老百姓的生活，也比前朝更苦更可怜。
　　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去看历代的造反者，只要他敢反抗，不论他反的是
贪官还是皇帝，就应该承认他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尽管这种积极性有量和质的不同。
　　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贪官总是被老百姓痛恨并咒骂的。尽管清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
变封建王朝的统治，但是我们总不能说清官比贪官更坏。就是在今天，老百姓也还是痛恨
贪官，拥护清官。因此，从任何一个角度说，反贪官，总比不反好。
　　同样道理，对待欺凌和压迫，只要敢于反抗，就是好样儿的。这里不存在阶级观点。
我们不能说：农民反抗地主剥削是积极行动，工人反抗资本家压榨是积极行动，属于革命
范畴；而地主、资本家、小官吏反抗皇帝的欺压就不是积极行动，就只能算是狗咬狗。这
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