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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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黯淡相对照,野泼泼的,另一种人格结构也调皮地挤在西湖岸边凑热闹。
首屈一指者,当然是名妓苏小小。
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位妓女的资格,要比上述几位名人都老。在后人咏西湖的诗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苏东坡、岳飞放在这位姑娘后面:“苏小门前花满枝,苏公堤上女当垆”;“苏家弱柳犹含媚,岳墓乔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较早一点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写成是苏小小的钦仰者:“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
如此看来,诗人袁子才镌一小章曰:“钱塘苏小是乡亲”,虽为鲁迅所不悦,却也颇可理解的了。
历代吟咏和凭吊苏小小的,当然不乏轻薄文人,但内心厚实的饱学之士也多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一位妓女竟如此尊贵地长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颇为深刻的。
苏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梦。她很重感情,写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朴朴素素地道尽了青年恋人约会的无限风光。美丽的车,美丽的马,一起飞驶疾驰,完成了一组气韵夺人的情感遗像。又传说她在风景胜处偶遇一位穷困书生,便慷慨解囊,赠银百两,助其上京。但是,情人未归,书生已去,世界没能给她以情感的报偿。她并不因此而郁愤自戕,而是从对情的执著大踏步地迈向对美的执著。她不愿做姬做妾,勉强去完成一个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视着精丽的高墙。她不守贞节只守美,直让一个男性的世界围着她无常的喜怒而旋转。最后,重病即将夺走她的生命,她却恬然适然,觉得死于青春华年,倒可给世界留下一个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认为,死神在她19岁时来访,乃是上天对她的最好成全。
难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说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义者。依我看,她比茶花女活得更为潇洒。在她面前,中国历史上其他有文学价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为了一个负心汉,或为了一个朝廷,颠簸得过于认真。只有她那种颇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为中国文人心头一幅秘藏的圣符。
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主题。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与白鹤,而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帖着自己的本体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转换,只是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意识的微波。
妓女生涯当然是不值得赞颂的,苏小小的意义在于,她构成了与正统人格结构的奇特对峙。再正经的鸿儒高士,在社会品格上可以无可指摘,却常常压抑着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本体的自然流程。这种结构是那样的宏大和强悍,使生命意识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岭的围困中变得恣肆和怪异。这里又一次出现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论:社会污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又常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反之,社会历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单向完满的理想状态,多是梦境。人类难以挣脱的一大悲哀,便在这里。
西湖所接纳的另一具可爱的生命是白娘娘。虽然只是传说,在世俗知名度上却远超许多真人,因此在中国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一种更宏大的切实存在。人们慷慨地把湖水、断桥、雷峰塔奉献给她。在这一点上,西湖毫无亏损,反而因此而增添了特别明亮的光色。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灿烂:只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个基础命题的提出,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中国传统思想历来有分割两界的习惯性功能。一个浑沌的人世间,利刃一划,或者成为圣、贤、忠、善、德、仁,或者成为奸、恶、邪、丑、逆、凶,前者举入天府,后者沦于地狱。有趣的是,这两者的转化又极为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常容易,麻烦的是,她偏偏看到在天府与地狱之间,还有一块平实的大地,在妖魔和神仙之间,还有一种寻常的动物:人。她的全部灾难,便由此而生。
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备人的意义而不加外饰的人,算得了什么呢?厚厚一堆二十五史并没有为它留出多少笔墨。于是,法海逼白娘娘回归于妖,天庭劝白娘娘上升为仙,而她却拼着生命大声呼喊:人!人!人!
她找上了许仙,许仙的木讷和萎顿无法与她的情感强度相对称,她深感失望。她陪伴着一个已经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贵的凡夫,不能不陷于寂寞。这种寂寞,是她的悲剧,更是她所向往的人世间的悲剧。可怜的白娘娘,在妖界仙界呼唤人而不能见容,在人间呼唤人也得不到回应。但是,她是决不会舍弃许仙的,是他,使她想做人的欲求变成了现实,她不愿去寻找一个超凡脱俗即已离异了普通状态的人。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她认了,甘愿为了他去万里迢迢盗仙草,甘愿为了他在水漫金山时殊死拼搏。一切都是为了卫护住她刚刚抓住一半的那个“人”字。
在我看来,白娘娘最大的伤心处正在这里,而不是最后被镇于雷峰塔下。她无惧于死,更何惧于镇?她莫大的遗憾,是终于没能成为一个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个归结性的造型,成为一个民族精神界的怆然象征。
1924年9月,雷峰塔终于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闯将都不禁由衷欢呼,鲁迅更是对之一论再论。这或许能证明,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较量,关系着中国精神文化的决裂和更新?为此,即便明智如鲁迅,也愿意在一个传说故事的象征意义上深深沉浸。
鲁迅的朋友中,有一个用脑袋撞击过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罢“秋风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边上安身。
我欠西湖的一笔宿债,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废墟去看看。据说很不好看,这是意料中的,但总要去看一次。
狼山脚下
狼山在南通县境内,并不高,也并不美。我去狼山,是冲着它的名字去的。
在富庶平展的江淮平原上,各处风景大多都顶着一个文绉绉的名称。历代文士为起名字真是绞尽了脑汁,这几乎成了中国文化中一门独特的学问。《红楼梦》中贾政要贾宝玉和一群清客为新建的大观园中各种景致起名题匾,闹得紧张万分,其实,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干过这种营生。再贫陋的所在,只要想一个秀雅的名称出来,也会顿生风光。名号便是一切,实质可以忽略不计,这便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毛病之一。记得鲁迅说过,只要翻开任何一部县志,总能找到该县的八景或十景,实在没有景致了,也可想出“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的名目,于是,一个荒村,一所破庙,一口老并,也都成了名胜。这个县,立即变得古风蕴藉、文气沛然,不必再有长进。鲁迅激愤地说,这种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不在亡国病菌之下。
我愿意把事情说得平和一点。起点名字本也无妨,便于人们寻访和辨认,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自然的最美处,正在于人的思维和文字难于框范的部分。让它们留住一点虎虎生气,交给人们一点生涩和敬畏,远比抱着一部《康熙字典》把它们一一收纳,有意思得多。
早就这么想着,突然看到千里沃野间愣头愣脑冒出一座狼山,不禁精神一振。这个名字,野拙而狞厉,像故意要与江淮文明开一个玩笑。
起这个名的由头,有人说是因为山形像狼,有人说是因为很早以前这里曾有白狼出没。不管什么原因吧,我只知道,就在很早以前,人们已受不住这个名字。宋代淳化年间,当地官僚终于把它改成“琅山”。幸亏后来又被改了回来,如果仍叫琅山,那多没劲。
狼山蹲在长江边上。长江走了那么远的路,到这里快走完了,即将入海。江面在这里变得非常宽阔,渺渺茫茫看不到对岸。长江一路上曾穿过多少崇山峻岭,在这里划一个小小的句点。狼山对于长江,是欢送,是告别,它要归结一下万里长江的不羁野性,因而把自己的名字也喊得粗鲁非凡。
狼山才100多米高,实在是山中小弟,但人们一旦登上山顶,看到南边脚下是浩荡江流,北边眼底是无垠平川,东边远处是迷朦的大海,立即会觉得自己是在俯视着大半个世界。狼山没有云遮雾障的仙气,没有松石笔立的风骨,只有开阔和实在。造物主在这里不再布置奇巧的花样,让你明明净净地鸟瞰一下现实世界的寻常模样。
我想,长江的流程也像人的一生,在起始阶段总是充满着奇瑰和险峻,到了即将了结一生的晚年,怎么也得走向平缓和实在。
游玩狼山不消很多时间,我倒是在山脚下盘桓长久。那里有一些文人的遗迹,使小小的狼山加重了分量,使万里长江在入海前再发一声浩叹。
狼山东麓有“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墓。恕我孤陋寡闻,我原先并不知道他的墓在这里。那天,随着稀疏的几个游人,信步漫走,突然看到一座冷僻的坟去,墓碑上赫然刻着五字:“唐骆宾王墓”。历史名人的墓见过不少,但一见他的墓,我不由大吃一惊。
略知唐代文事的人都能理解我的吃惊。骆宾王的归宿,历来是一个玄秘的谜。武则天统治时期,这位据说早在幼年就能赋诗的文学天才投笔从戎,帮助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他写过一篇著名的《讨武曌檄》,雄文劲采,痛快淋漓。连武则天读了,也惊叹不已。徐敬业终于失败,骆宾王便不知去向。有人说他已经被杀,有人说他出家做了和尚,都没有确实凭据。他像一颗瞬息即逝的彗星,引得人们长久地关注着他的去路。怎么,猜测了1000多年,他竟躲在这里?
对于骆宾王的归宿,我倾向于做和尚一说。当然拿不出考证材料,全是被早年听到过的一个故事感染的。
这个故事说,在骆宾王事败失踪后的许多年,一天,一位叫来之间的诗人到杭州灵隐寺游览。夜间,他就借宿在灵隐寺里。宋之问看着月色下寂静的寺院,寺前黑黝黝的奇峰,产生了写诗的冲动。他沉思再三,吟出了这样两句:“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下面呢?他一时滞塞,怎么也接不上去了,只是苦苦在殿阈间徘徊,不断地重复着这两句,不知不觉间步进了一个禅堂。
突然,一个苍老而洪亮的声音从耳边响起:“这位少年,深夜不眠,还在作诗?”宋之间连忙抬头,只见一位须眉皓齿的老僧正在上方端坐,抖抖瑟瑟的长明灯把他的身影照得十分巨大。
宋之问心想僧侣中不乏诗中高手,便把已作的两句读给他听,并说自己正诗思枯塞。老憎听罢,立即嘡声说道:“何不接这样两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宋之问一听着实一惊,这是多好的诗句啊,远远高出于自己的水平!他在惶惑中赶紧谢别,后面的诗句也就源源而来。他这首诗的全文是这样的:
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们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落花更发,冰轻叶未凋。风龄尚遐异,搜对涤烦嚣。待入天台路,看君度石桥。
方家一眼就可看出,这是一首平庸之作,总体诗格不高,宋之问毕竟只是一个小诗人。但是,“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两句,确实器宇不凡,在全诗中很觉触目。
宋之问第二天醒来,想起昨夜遭遇,似梦似真。赶到禅堂一看,早已空寂无人。找到一个正在扫地的小和尚,死缠死磨地问了半天,小和尚才把嘴凑到他的耳朵边轻声告诉他:“这就是骆宾王!今天一早,他又到别处云游去了。”
这个故事很能使得后代文人神迷心醉。这位从乱军中逃命出来的文学天才躲进了禅堂,在佛号经卷间打发着漫长的岁月,直至须发俱白。但是,艺术的天分并未因此而圆寂,勃郁的诗情一有机遇就会随口喷出。政事、兵刀、讨伐、败灭阻遏了他的创造,只落得这位名播九州的巨子隐名埋姓、东奔西藏。中国文学史在战乱中断了一截,在禅堂中毁了几章。留下了数不清的宋之问,在写写弄弄,吟吟唱唱。
更有魅力的是,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大可怀疑。宋之问那夜遇到的,很可能是另一位大诗人。如果是这样,那末,故事中的骆宾王就成了一大批中国文学天才的“共名”。
但是,我们仍然不妨设想,骆宾王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