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袁腾飞讲战争史-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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宓那榭龊退且露道锏谋ㄖ饺掌诜治觯梢远隙ㄕ馀ɡ季偈窃�1940年的春天被苏联人有计划地集体杀害的。
1943年4月14日，应德国当局邀请，波兰红十字会派出一个五人小组，到卡廷森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并写出《波兰红十字会秘密报告》。该报告的调查结论竟和纳粹德国的结论完全一致。
然而，1943年4月15日，苏联政府通过莫斯科电台发表声明，指责德国是“肮脏的臆想，无耻的捏造。卡廷森林大屠杀这一暴行是纳粹德国在1941年夏季干的，德国企图嫁祸于苏联”。
这一桩公案，在纽伦堡又被翻了出来。纽伦堡法庭上争辩最激烈的是：究竟是苏联人还是纳粹德国在卡廷屠杀了约2。2万名波兰军官及各界精英。当时，斯大林指示苏联将军罗曼·鲁丹科向法庭提出诉讼：“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屠杀波兰战俘，这是一项需要为之负主要责任的重大战争罪行之一。”当时，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百口莫辩，几乎成了替罪羊。这项指控终因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被美国和英国审判员驳回。纳粹头目戈林和里宾特洛甫一口咬定是苏联人在卡廷屠杀了波兰战俘，但也未被法庭认定。纽伦堡法庭终于未就谁制造了“卡廷惨案”做出结论，使这一国际悬案更为怪异诡秘。如此残暴血腥之事，就是魔鬼干了也肯定不会承认啊！
然而，人们没有忘记对这件惨案的追踪和感怀。华沙公墓里专设了“卡廷公墓”。世界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卡廷惨案纪念碑”，以表达对波兰人的同情和对“卡廷惨案”的纪念。波兰人一直努力坚持调查、探求“卡廷惨案”的真相。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苏联和波兰组成了由自由历史学家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卡廷惨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才慢慢揭开“卡廷惨案”发生的经过。
正义不会缺席
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按照苏德密约入侵波兰东部。9月18日，波军总司令雷兹·西米格威元帅与苏军经过10多个小时的谈判，达成协议后向波军发布命令：苏联不是交战国，不要抵抗。波军绝大多数人执行了这一命令，随后约有25万波兰军官和各界精英流亡到苏联。这批人一到苏联立刻成为战俘，失去了苏波协议规定的人身自由，被交给由贝利亚领导的内务部战俘营。下一步，苏联方面决心消灭这批战俘中反对苏德瓜分波兰的“骨干”力量。到1939年12月，经苏联内务部战俘局逐个甄别后，大约2。2万波兰军官和教授、律师、医生、公务员等各界精英被筛选出来。
1940年3月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长）贝利亚向斯大林和中央上交了一份计划，将这2。2万波兰人全部枪决。斯大林和其他4位中央领导立即亲笔签字，批准了这项秘密屠杀计划。于是，“卡廷惨案”发生了。
从1940年4月4日起，波兰战俘营内，每天都有人被带上汽车，秘密押往行刑地斯摩棱斯克以西19公里的卡廷森林、加里宁和查格罗夫。枪杀处决从夜晚开始，直到次日凌晨。行刑时，用一台鼓风机发出巨大的响声以掩盖枪声。处决使用的是特地从莫斯科运来的德国造7。65毫米手枪或左轮手枪，这是“盖世太保”专用的手枪。受刑人被取下手表、戒指后铐住双手，带进一个用毛毡封闭的小房间，随即被从后脑枪杀。尸体随即从对门搬出，然后下一个受刑人被带入。被害人的尸体被分别掩埋在卡廷森林、加里宁和查格罗夫三个地方，每个墓坑都掩埋着重叠达12层的尸体。
直到1991年12月23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向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移交权力时，一起打开了一份印有“永不开启”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特级绝密档案。开启封印看到文件后，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头发都竖起来了”，“我们无权向波兰人民隐瞒事实真相，我们当即认为不论后果如何都应该向波兰方面通报”。
1992年10月4日，叶利钦派特使到波兰，将这卷苏共中央政治局特级绝密档案的副本交给波兰。波兰总统瓦文萨接过密档，声音嘶哑地说：“我感到全身颤抖。”密档中正是那份斯大林等人亲笔签署的“1940年3月5日苏共（布）中央的决定”。
该谁的罪谁认，你如果不想认，历史也会帮你认。正义有时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在绞刑架前认罪
纽伦堡审判历时218天，经过216次开庭，于1946年10月1日闭庭。法庭对纳粹德国24名被告中的22人作了宣判：
判处绞刑的有12人：纳粹二号人物戈林，外长里宾特洛甫，陆军元帅凯特尔，中央安全局局长卡尔藤布鲁纳，纳粹党思想领袖、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罗森堡，纳粹党司法领袖、波兰占领区总督弗朗克，纳粹党立法领袖、内政部长弗利克，反犹刊物《前锋报》主编施特莱歇尔，陆军总参谋长、陆军大将约德尔，冲锋队和党卫军将军绍克尔，奥地利总督英夸特。
其中，唯一缺席被判绞刑的是马丁·鲍曼，他在希特勒死后任纳粹党党务书记。鲍曼作为纳粹党秘书长、希特勒私人秘书，掌握着纳粹党的钱袋，人称“元首的影子”。在希特勒政权后期，权势日隆。鲍曼一直以诡计多端著称，善于内斗，陷害过很多人，与戈林关系不睦。据说，隆美尔元帅被卷入刺杀希特勒案件，也与他有关。关于鲍曼的死因，有一种说法是，鲍曼在希特勒自杀后离开总理府，遇到苏军炮火阻隔，绝望中与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施图姆芬格一起服毒自杀。1972年，他们的遗体在西柏林中央车站铺设地下管线时被发现。
除了判处绞刑的战犯以外，希特勒第二继承人赫斯等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两人20年有期徒刑，一人15年徒刑，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海军元帅邓尼茨被判处10年徒刑。
另外，纳粹德国第一任内阁副总理巴本，国家银行总裁、战争经济全权委员会成员沙赫特，宣传部国内新闻司司长弗里切，这三人被宣判无罪，予以释放。
纽伦堡法庭闭庭后，被告里宾特洛甫、弗朗克、英夸特、邓尼茨等六人先后上诉，要求减刑。戈林也上诉，要求改绞刑为枪决。所有上诉均被驳回，一律维持原判。值得一提的是被告雷德尔上诉，要求改无期徒刑为枪决，也被驳回。
1946年10月16日凌晨，在纽伦堡监狱，开始对被判处绞刑的纳粹战犯执行处决。
此时，戈林又玩花样。他在行刑前两小时瞒过看守，吞服氰化钾自杀身亡。戈林是从哪儿获得的这种致命毒药，至今仍无法查明。不管怎么说，戈林总算不得善终。
最终，有10名纳粹甲级战犯上了绞刑架。这些战犯上绞刑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喊希特勒万岁，就算最狂热的纳粹战犯也顶多说句：我不该死，我不认罪。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给大屠杀纪念碑下跪
纳粹战犯弗朗克在上绞刑架的时候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
同纳粹划清界限
对德国来说，纽伦堡审判是黑暗历史的结束，也是同纳粹的过去划清界限的开始。德意志民族从此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
纳粹党、党卫军、“盖世太保”都被宣布为犯罪组织。如果你加入过纳粹党党卫军，你就属于犯罪组织成员，即使你现在退出了，曾经也是犯罪组织成员。纳粹战犯大多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日本战犯上绞刑架的时候，喊“大日本帝国万岁”“天皇陛下万岁”，而且是一个人领头，大家齐声三呼万岁，然后上绞刑架。这就是说，连德国纳粹战犯，临终的时候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做了忏悔，而日本战犯就是不认罪。
战后，美、苏、英、法四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苏联占领区就是后来的民主德国，英、法、美的占领区就是后来的联邦德国。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阿登纳先生是盟军从集中营里放出来的。老爷子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魏玛共和国时期就是德国的政治家，反对纳粹。纳粹党一上台，他就进了集中营。这老爷子也真能活，那么多年居然没被折磨死。等他被放出来之后，他比苏联人都恨纳粹。
德国的非纳粹化到什么程度呢？在德国，买卖第三帝国时代的纪念品是违法行为。你从德国老兵手里买了一枚德国的铁十字勋章，你不是崇拜纳粹，就是觉得这勋章特好看。你带出海关了，算你小子走运，要被人查出来了，你弄不好会被判刑的。国家公职人员如果散布跟纳粹有关的言论、在大庭广众之下行纳粹举手礼，都要判刑。
可见德国人的悔改意识非常明显，所以勃兰特才会给大屠杀纪念碑下跪。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给大屠杀纪念碑下跪。蒙蒙细雨之中，也没人给他打伞，就直接跪在那儿了。碑上的遇难者不是勃兰特杀的，他是一个坚定的反纳粹战士。但是，他说，我为德国民族犯下的罪行感到忏悔，这些人虽不是我杀的，但是被我的同胞们杀害的，所以我要忏悔。当时世界报刊评论说，勃兰特跪下去，德国人就站了起来。
所以说，德国的反思非常彻底，很了不起。
02。东京审判得与失
一堂生动的司法正义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号称“武运长久”的大日本帝国终于像案板上的肉一样，动弹不得了。日本人欣赏鲤鱼的不畏刀俎，他们真的是那样吗？
很快，1945年9月10日，第一批38名战犯名单确定，里面全都是日本昔日的“帝国精英”，前首相东条英机名列榜首。9月12日下午，美军到东条家准备抓他的时候，东条照着胸脯上画好圆圈的位置开了一枪，可是没打中（心脏畸形呈长条状）。美军听到枪响，冲进屋内，看见他正躺倒在椅子上，像“猪坚强”一样要水喝，喝完还要，痛苦的脸扭曲着，仍在开口：“这么长时间才死，我真遗憾。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我对不起我国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着历史的公正裁决。”东条说这些没用，他还能说话就很招人烦！想弄死自己有那么难吗？学学阿南惟几切腹不就行了。真是“不争气”的家伙！画好圈瞄准，都打偏了！这足以说明恶魔和普通人一样也怕死。东条被及时送到医院救活过来。
自杀时不让你死，根据你的罪行进行审判，让你听到判决才处理你。美国人给日本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司法正义课。
1946年1月19日，经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一天后，起诉书被送到全体被告手中。5月3日，法庭召开第一次公开会议，开始审理东条英机等战犯的罪行。3日至4日，首席检察官季南宣读42页的起诉书，历数了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被告所犯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
把战犯送上绞刑架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定大法官的时候，原本只有9个国家有资格派出法官。其中只有一个真正的亚洲国家，那就是中国。为了彰显这是属于亚洲人的审判，才又增加了菲律宾和印度的法官，这样就有11国派出法官。中国派出的大法官是留学美国的法学家梅汝璈先生。
“东京审判”旷日持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1月19日成立，整整审理了近三年，到1948年11月12日，完成宣判。回顾往昔，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深深地改变过中国的历史。我们遍体鳞伤地坐到了审判席上，但审判对我们来说并不习惯。
因此，中国对“东京审判”的初期准备并不细致。以至于原29军副军长秦德纯在证人席上无词以对，当法官让他举证日军暴行时，他说：“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法官让他谈具体点儿，他却又重复一遍：“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法官气得差点儿把他轰下去。相比普通人，“皇帝”溥仪倒是表现不错，他连续八天出庭举证，将满洲的“帝王生涯”描绘得有声有色，淡定的发挥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皇帝”毕竟没有白当！
审判进行到后期，围绕对战犯的量刑问题，法官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远东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不少人所在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没有过多遭受日军的侵略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缺乏切肤之痛，他们因此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有的法官则由于国内刑法废除了死刑，而不赞同对战犯处以死刑，还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