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之大民国-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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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衍说梨树要死了。果然第二年梨花没有在开花结叶，原来前一年主人装修房子把梨花的根给伤了，梨树是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进花中绽放开来，最后都变成种子。民国的学者们就跟梨花一样，他们大概也知道了国家将永远的跟古典的传统中国告别了，所以他们也拼尽了最后的能量要爆发开了。
跟这些大师们畅谈，让赵书礼感到前所未有的痛快，他们的认识思想让赵书礼十分的感慨，原来这时期的人并不像后人理解的那样古板和守旧，他们不但懂得新知识，也了解旧文化，新旧激荡之下，颇有心得。尤其是许多文学哲学大师们，他们的思想让赵书礼颇受启发和共鸣。刘半农、钱玄同、李大钊、周作人、鲁迅、高一涵等人，都是大师也都是赵书礼上辈子熟识的人物，此时可以面对面畅谈，大感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大有一副不愿意在去管什么军阀战争，领袖大典，就这么跟大家聊下去的意味。
赵书礼两世为人，很多东西都改变了，但是有一个习惯没有变，那就是读书。前世他就读了许许多多的国学，这辈子仍然如此，两世相加四五十年的读书经验，要说没有点心得那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跟大师们之间的畅谈，也没有露怯，甚至他的很多想法很受大师们的欣赏。
尤其是跟梁漱溟的一天一夜的煮茶论道，让赵书礼对中国古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梁漱溟后世有最后一个儒士的称号，他对儒家文化有很深的底蕴，同时他还对其他文化颇多涉猎，此时的他正应蔡元培的邀请，在北大教授印度哲学呢。
赵书礼跟他讨论了很多儒家的学问，把自己心中许多对儒家的见解说了出来，没想到却受到了梁漱溟的否定，梁漱溟跟他仔细的阐述了什么是儒家，一个真正的儒家世界展现在了赵书礼的眼前。
“梁兄，儒家的许多见识已经没有可取之处了。”
“请举例！”
“眼下正是变革时期，而儒家向往三代之制，崇尚复古正是如此中国才原地不行了上千年啊。”
“此言差矣，真正的儒家不过是借三代之说来讽劝上位者而已，三代之时的情景儒家又岂能知晓。”
“不提这个了，儒士没有气节你不否定吧，他们讲究什么君子不立危墙，什么良禽择木而栖，根本没有是非之念，仗义每多屠狗辈，往往我们国家的英雄却要靠那些出身草莽的豪强，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啊。”
赵书礼说出了他心中一直以来对儒家的鄙视看法，中国的读书人就是缺乏责任感，每到王朝更迭，往往汉奸就成群结队的出现，想想如此祖先真让中国人耻辱。
梁漱溟笑了，摇摇头道：“赵司令错了，宋之崖山多少仁人志士，中国的儒士从来不妥协。”
“仅仅一个崖山可不能说明什么，瑜不掩瑕，一个文天祥代表不了儒家。而且我数年读书颇有感触，那就是儒家文化中，没有原则。想做忠臣就说良臣不事二主，想做叛徒又说良禽择木而栖；不肯与人患难与共就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要拉人同舟共济就责难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的观点；你说说如此儒家岂不可笑？”
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许多许多的相互矛盾的原则，到头来不管你选择忠贞不二还是乱臣贼子都能从学术中找到理论依据，这样的文化被柏杨批为酱缸文化，到头来其实整个民族性格就是没有原则，墙头草随风倒。对于这种文化，赵书礼向来是深恶痛绝的，常常感慨中国正是被这样的文化葬送了。
梁漱溟笑了一下道：“国人误会儒家多矣！两面三刀不是儒家，中国文化驳杂，又相互交融，儒释道三教并立，相互融合。趋利避害的文化不是儒家，而是来自道家，而淡泊忘情其实是佛道共有的，跟儒家不相干。真正的儒家对这些事情有自己的坚定原则，孟圣早有名言，生与义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我儒家该有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情怀。中国自古多背义忘恩之士，恰是缺少真正的儒士所致，人都说宋人柔弱，可宋人却始终没有屈服于强权，崖山一役数千人跳海也不肯做元臣，如此气节，中国历史上非春秋时无能比。至明代，虽官府吏治腐朽，但是明人却刚烈国人，盖因明人崇尚理学，心中认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赵书礼一听似乎确实是这个道理，儒家经典中，确实没有那些小道理，倒真的是讲求修身养性一身正气的。一时间他对儒家文化开始改观了，舍生取义的原则说明真正的儒家是刚猛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原则说明儒家还是决不妥协的。
突然赵书礼心中感慨起来，中国文化真是酱缸文化啊，儒释道三教合一，什么都能包容，其实就成了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能用了。他几十年读书的心得，突然在心里闹腾起来，似乎有一种东西不吐不快一般。他有一种很强烈的意志，似乎是一种使命感，他要把这些都揭露出来，医治改变我们的国民性，他这种冲动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所说的人生三立之一的立言的抱负。
当晚赵书礼就奋笔疾书，写下了如下的话——
人生好比天地间一傀儡，只有根蒂在手，才能一线不乱，舒卷自由，行止在我，一毫不受他人提掇！——此线既纲常。
这纲常是有一条条的底线，一条条的原则构成的，这纲常乃每个人心中的信仰，每个人心中的纲常不同，每个人的性格就不同。每个人追求的纲常不同，这个人的人生就不同，可是只有始终坚持自己的纲常，才能做到始终如一，如同一根线牵连在手！
赵书礼整理出了儒家的一系列的不可更改的原则，其中有孟子的生与义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的舍生取义原则，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原则，有“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的劝人自强自立的原则，更有“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总纲，等等等等，无不说明了儒家崇尚的是刚强和积极主动的文化。
赵书礼把这些主动积极的原则纲领列出来，一条条的他称之为纲常，当后来他的思想被别人接受的时候，被称之为纲常哲学。
五十九节 西山大典
7月6日，北京西山碧云寺，冠盖云集，华彩文章，人山人海，大概自从满清后再也没有如此盛况了。数万人聚集在这里，他们是来看热闹和庆祝的北京百姓，说实话长期深陷战乱中的北京百姓是很高兴的。传说中能给中国人带来福祉的孙中山的军队终于来了，现在他们到了北京，他们统一了天下，中国怕是从此要变成一个繁荣富强自由民主的国度了吧。
孙中山三年前，应北京政变的冯玉祥的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政，却没想到在北京却病逝了，棺椁就停放在碧云寺。因此此时北伐胜利之际，国府决定在碧云寺举行祭祀孙中山的典礼，因为碧云寺位于北京的西山，因此此次祭奠被称为西山大典。
晨，8时，碧云寺中，军乐沉重悲伤，祭奠大典浓重进行。
北伐军总司令兼第一军总司令蒋瑞元率先走上了陵台，身后跟着的分别是，第二三四五军的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和赵书礼几人。
这些人中赵书礼只见过冯玉祥，但是两人显然有过节，分别走在两边，冯玉祥在最左边，赵书礼在最右边，两人分别挨着的是阎锡山和李宗仁。五人身后跟着的是，大批的国府官员和军事将领。
接下来，阎锡山的手下大员割命元老商震宣读一份祭文，这份祭文是蒋瑞元亲自撰写的。
祭文中颇有玄机，老蒋是歌颂了先总理后，开始诉苦说自己有多么不容易，数次提到自己继承先总理遗志历尽艰辛毫无怨言一心北伐等语，这明显已经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了。
祭文宣读完后，按照规矩行礼，然后把棺材盖打开，大家瞻仰孙总理的遗容，遗容吗已经不像样子了。这时候突然蒋瑞元扶着棺材大哭起来，但后边却有人骂着说：“这样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显然蒋的祭文已经得罪了人了。
蒋瑞元果然是愈哭愈厉害，还是冯玉祥老实，他上去劝说，情形就像是劝孝子。不过蒋瑞元是愈劝愈哭得厉害，搞的冯也很不自在，此时是不劝也不是，劝也劝不好。又有后边的人说：“叫他哭吧，我们走了！”然后蒋瑞元马上不哭了，说不能太过打扰先总理，让人把棺材盖盖上了。
老蒋在做戏，其他人也未必是真心来祭拜的，起码不是百分百的真心。蒋瑞元在前面哭的跟孙子似的，冯玉祥在苦苦劝着，李宗仁阎锡山基本上保持默哀，其他的人表情各异，有不耐烦的，有深有感触的。说实在的先总理已经死了两三年了，该有的感情差不多也都散了，说句不好听的就算是亲爹死了，三年也该缓过劲了。
老蒋这样的做戏，赵书礼很看不习惯，他想到了曹操。似乎中国式的枭雄都很会演戏，不是他们演技好，而是他们脸皮厚演的不好也敢演。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但是该做戏的还是要做戏，这种形式主义有什么作用，赵书礼实在是想不明白，但是也许有用吧，不然形式主义不会古今依旧，并贯穿千年的在中国长盛不衰。
不但当事人能看到这样的做戏，就连通过报纸看到这情景的鲁迅先生都出言讽刺，做了一首诗：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鲁迅先生已经看出了几大新军阀的嘴脸，他们跟北洋军阀是一路货色，真正不明白的恐怕只有碧云寺外那些看热闹的人了吧。
果然，西山大典完结的第二天，各大军阀就开始私下互相连接起来。
赵书礼完结后，立刻又开始拜访起了北京文化圈的名流们，除了跟他们交流外，最重要的是拉人去绥察蒙帮自己做事。
蔡元培刚好回了北京，赵书礼赶紧去拜访他，但是被蔡元培拒绝了，他不愿意去北方，说国家已经统一了，他要位中央工作。然后赵书礼又去拜访了，另一个教育界的巨子黄炎培，当初赵书礼刚到绥西的时候，在北京活动期间跟黄炎培结实，送过礼算是老熟人了。
岂料黄炎培也拒绝了赵书礼，但是给他介绍了一个人，梅贻琦。
梅贻琦是天津人，曾是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后考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美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等职。
黄炎培说赵书礼如果要办教育，请此人合适。
赵书礼勉为其难的答应了，他不知道的是，如果历史不改变，这个人将会成为清华大学的校长，并且深受清华学子的欢迎，最后被授予终身校长的职务。
赵书礼去见了见梅贻琦，虽然不是很满意此人，但是他态度依然良好，看起来态度诚恳充满了大办教育的热情，梅贻琦很认同赵书礼，答应了到绥远去，但是不愿意去做一个教育部长之类的官员，而是说要办一座大学，说他没有办一国一省教育的才能，但是办一个大学却有余。
相比赵书礼，抢人团的其他人员却颇有收获，同样他们利用北京的混乱，物价飞涨兵痞横行的的现状来忽悠人才到绥远去工作，其中请到了一百多个大学生，这是历年来绥远招募到的大学生数量的两倍还多。至于其他人才方面也是收获颇丰，朱斌侯请到了一个航空人才，名字叫做朱霖，湖南长沙人。此人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康乃尔大学机械工程学士及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目前正在北洋大学任教，但此人十分向往从事航空事业，因此被朱斌侯说动，去绥远做航空技术研究。
徐新六也颇有收获，他除了在北京活动外，还远到天津，他招募到了一个人何廉。1926年，何廉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随后他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推进经济学教学“中国化”，倡导开展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带领人员研究中国物价统计，编制并公开发表各类物价和生活指数。在经济统计领域，何廉颇有建树。徐新六本来就是一个经济行家，因此一眼就看出了何廉的专业程度，他看上了南开经济研究所，想整体把这个机构搬迁到绥远去，帮自己做事。但是何廉没有答应，于是徐新六曲线救国，邀请何廉对绥察蒙的经济做一次普查，经费由绥察蒙政府出，这让何廉很感兴趣，答应带领自己的研究人员到绥察蒙等地和西北去做一次实地调研。
梅贻琦到绥远后，以百分之一千的热情，很快就拉起了架子，一边利用政府拨款建设厂房，一面先租赁民房，又反复的软磨硬泡从北京请到了十几个教授，然后归绥大学开业了，充足的经费和良好的办学环境，让该大学几年后就名扬中国，被称为塞北清华。
而被徐新六骗到绥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