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宁娜-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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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微笑几乎就是平静的了：
“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啊！”说着，带着毅然决然的态度用她冰冷的手紧握住他的手。
“您没有看见我，我倒看见了您呢，”列文说，闪耀着幸福的微笑。“您从火车站坐车到叶尔古绍沃去的时候我看见了您。”
“什么时候？”她惊异地问。
“您坐车到叶尔古绍沃去的时候，”列文说，感觉到他快要因为他心中洋溢着的欢喜而哭起来。“我怎么敢把不纯洁的念头和这个惹人怜爱的人儿联系在一起呢！是的，看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列对我说的是真话，”他想。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挽住他的胳臂，拉他到卡列宁面前去。
“我来替你们介绍。”他说出了两人的名字。
“又看见您，真是高兴得很，”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冷冷地说，和列文握了握手。
“你们原来认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吃惊地问。
“我们在一个车厢里一道过了三个钟头，”列文微笑着说，“但是下了车，就像由假面舞会上出来一样，完全神秘化了，至少我是这样的。”
“啊呀！大家请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指着餐厅。
男客们走进餐厅，走近桌子，桌上摆着六种伏特加和六种干酪，有的有小银匙，有的没有，还有鱼子酱、青鱼、各种罐头食品和盛着法国面包片的碟子。
男客们围着浓烈的伏特加和冷盘站立着，在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卡列宁和佩所措夫之间关于波兰俄国化的谈话，有等待酒宴的时候渐渐沉静下来了。
谢尔盖·科兹内舍夫善于用意想不到的精辟话语来改变对谈者的心情，这样来把最激烈、最认真的辩论结束，他的这种本领是没有谁及得上的，现在他就在这样做。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主张波兰的俄国化只有通过俄国政府所应采取的重大措施才能够完成。
佩斯措夫坚持说一个国家只有人口较多的时候才能同化别的国家。
科兹内舍夫承认双方的论点，但却加以限制。当他们正走出客厅的时候，为了结束谈话，科兹内舍夫微笑着说：
“那么，要使我们的异族俄国化，就只有一个方法了——尽量多生孩子。这样，我的兄弟和我是最不行的了。你们结了婚的人，特别是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哩；你已经有了几个了？”他说，殷勤地对他们的主人微笑着，把一只小酒杯举向他。
大家都笑了，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得最快活。
“啊，对啦，这是最好的方法！”他说，咀嚼着干酪，把一种特制的伏特加斟在酒杯里。谈话就以这戏言结束了。
“这干酪还不坏。您要吃一点吗？”主人说，“啊呀，难道你又做起体操来了吗？”他对列文说，用左手捏了捏他的筋肉。列文微微一笑，弯起他的胳臂，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手指之下，筋肉从薄呢礼服下面隆起来，像坚实的干酪一样，硬得如同钢铁一般。
“好硬的二头肌呀！简直是一个参孙①。”
①参孙，以色列之大力士，曾徒手撕裂狮子，见《圣经·旧约·七师记》第十四章。
“我想猎熊是需要很大气力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他对于打猎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他撕开一片薄得像蛛网一样的薄面包片，把干酪涂在上面。
列文微笑了。
“一点都不。恰恰相反；小孩都能打死熊呢！”他说，向和主妇一道走近桌旁的妇人们微微点头，让在一旁。
“我听说，您打死了一只熊？”基蒂说，竭力想用叉子叉住一只叉不住的、要滑落下去的蘑菇而终于徒劳，倒使那露出她的雪白手臂的衣袖花边颤动起来。“你们那里有熊吗？”她补充说，侧转她那迷人的小小的头向着他，微笑了。
在她所说的话里分明没有什么将异的地方，但是对于他，她说这话的时候，她的每个声音，她的嘴唇、眼色和手的每个动作都有着何等不可言喻的意义呀！这里有求饶，有对他的信任，也有怜爱——温柔的、羞怯的怜爱，许诺、希望和对于他的爱情，那种他不能不相信，而且使他幸福得窒息的爱情。
“不，我们到特维尔省去打的。从那里回来的路上，我在火车上遇见您的bean－frère①，或者不如说您姐夫的beau－frère，”他微笑着说。“这真是一次有趣的会见。”
于是他开始津津有味地述说着他怎样整整一晚没有睡觉之后穿着旧羊皮外套闯进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车厢。
“那乘务员，忘记了那句俗语，②看到我的外套就想要赶我出去；但是我马上文绉绉地讲起来，而……您也，”他转脸向着卡列宁说，忘记了他的名字，“开始的时候您看到我那件农民穿的外套也想要赶我走的，但是后来您却帮我说话了，这件事我真是感激不尽。”
①法语：姐夫，妹夫。
②那个俗语是：相见看衣裳。
“一般地说，乘客选择座位的权利太没有规定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用手帕擦着指尖。
“我看到您对我还有点疑惑，”列文说，温和地微笑着，“但是我连忙开始用聪明的言谈来弥补我的皮袄的缺点。”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继续和女主人谈话，同时听到一点他弟弟的话，斜着眼睛瞟了他一眼。“他今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那种胜利者的样子？”他想。他不知道列文感觉到好像长了翅膀一样。列文知道她在听他说话，而且她高兴听。这就是他唯一感到兴趣的事。在他看来，不单是在这房间里，就是在全世界，也只有他（在自己眼中获得了重大意义和价值的他）和她存在。他感到好像自己是站在使他晕眩的高峰上，而在遥远的下方是，所有那些善良优秀的卡列宁们，奥布隆斯基们和整个的世界。
一点也没有惹人注意，也没有望他们一眼，好像再也没有剩下什么空位子似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使列文和基蒂并肩坐在一起。
“啊，你可以坐在这里。”他对列文说。
筵席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爱好的瓷器餐具一样精致。玛丽－路易式羹汤鲜美无比；和汤一道吃的小馅饼一到口里就酥了，真是无懈可击。两个听差和马特维，系着白领带，毫不碍眼地、悄悄地、敏捷地伺候着筵席。这宴会在物质方面是一个大成功；在非物质方面也毫无逊色。谈话，有时是全体的，有时是个别的，从来没有停顿过，到末后，变得这样生气勃勃，以致男客们从桌旁站起身来的时候还在谈论着，就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都变得活跃了。
十
佩斯措夫喜欢辩论到底，因此并不满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特别是他觉得他的意见不正确。
“我说的，”他一边吃汤，一边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并不单单是人口的密度，而是联系到根本思想，并不是靠几条原则。”
“那在我看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懒洋洋地、从容不迫地说，“是一样的。照我的意见，只有那种高度发展的民族才能影响别的民族，只有那种民族……”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佩斯措夫用低沉的声调插嘴说——他说话总是快得很，而且总是好像要把他整个的心都放进他在说的话里去似的，“所谓‘高度发展的’包含什么内容呢？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谁算发展最高呢？谁可以同化别的民族呢？我们看到莱茵区法国化了，但是德国人的发展程度也并不见得就低些！”他叫道。“这里一定有别的规律。”
“我想感化力总是在真正受过教育的民族一方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微微扬起眉毛。
“但是我们认为什么是真正教育的表征呢？”佩斯措夫说。
“我想这些表征大家都知道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但是人们完全知道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着含蓄的微笑插嘴说。“现在大家承认真正的教育必须是纯古典的；①但是我们看到了双方的激烈争论，而且不可否认，反对派方面也自有他的有力的论据。”
①一八七一年根据据教育部长制定的方案成立了实科中学（主要教授自然科学，现代语言及绘画）与古典中学。以这样的划分来限制教授自然科学，因为他把自然科学看做不信神和唯物主义等“危险”思想的来源。在古典中学的课程中得到古典语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训练，希望它们能成为在青年中盛行的革命情绪的解毒剂。作者对这种教育改革抱着讽刺的态度，并且看穿了它的政治意义：“用拉丁语诱使学生脱离无政府主义”。
“您是古典派，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喝一点红葡萄酒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我并不是在对任何一种教育表示意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带着一种好像对待小孩一样的迁就的微笑把他的酒杯端过来。“我只是说双方都有强有力的论据，”他转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说。“以我所受的教育而言，我是属于古典派的，但是在这场辩论中我个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看不出古典教育优于科学教育的明显的根据。”
“自然科学就有同样巨大的教化启迪的功效，”佩斯措夫插嘴说。“比方天文学吧，比方植物学吧，或者是比方具有一般原理体系的动物学吧。”
“我不能完全同意这一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答。“我觉得我们不能不承认研究语言形式这一个过程本身对于智力的发展就有特别良好的功效。而且，无可否认，古典派学者的影响是道德最高的，反之，不幸得很，成为现代祸患的那些虚伪有害的学说倒都是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有关系的。”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原来想说句什么的，但是佩斯措夫用他的深沉的低音打断了他。他开始热烈地争辩说这个意见不正确。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沉静地等待着发言的机会，显然是准备好了一个稳操胜券的反驳。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转向卡列宁，带着一种含蓄的微笑说，“我们不能不承认，确切地估量古典教育和科学教育的一切利弊是一件难事，哪一种教育较为可取，这个问题是不会这么迅速彻底地解决的，假如不是古典教育有一种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的优越性：一种道德的——disonslemot①——反虚无主义的影响的话。”
①法语：我们坦率地说。
“当然。”
“假如不是古典教育方面有反虚无主义的影响这种优越性的话，我们就会把这问题考虑得更久，而且会要衡量双方的论据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浮着含蓄的微笑说。“我们就会给两者的倾向以自由发展的余地。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古典教育这种丸药有反虚无主义的特效，所以我们大胆地把这个药方开给病人……但是万一没有这种特效，可怎么办呢？”
他又用警句结束道。
听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到丸药，大家都笑了；图罗夫岑笑得特别响亮和愉快，高兴他终于听到了一句好笑的话，那是他在倾听这场谈话的时候一心一意期待着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错请佩斯措夫。有佩斯措夫在场，聪明的谈话一刻也没有停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刚用戏言结束了这场谈话，佩斯措夫立刻又提出了新的话题。
“我甚至不同意，”他说，“说政府抱着那种目的。政府显然是受一般的意见所左右的，对它的措施可能产生的影响，却漠不关心。比方说吧，妇女教育应当认为是有害的，但是政府却为妇女设立学校和大学。”
于是谈话立刻转到妇女教育这个新的题目上去了。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发表意见说：妇女教育往往和妇女解放的问题混淆起来，把妇女教育认为是有害的，其原由就在此。
“相反，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佩斯措夫说。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妇女由于教育不足而被夺去了权利，而教育不足又是由于缺少权利造成的。我们不要忘记妇女所受的奴役是这样普遍，这样年代悠久，以致我们常常不肯承认把她们和我们分开的那道鸿沟，”他说。
“您说权利，”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等佩斯措夫停住之后说，“是指做陪审官，做市议员，做议长，做官吏，做国会议员等等的权利吗？”
“当然。”
“但是即使当作罕有的例外，妇女能够占有这种地位，我觉得您用‘权利’这个字眼也是不妥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