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6年第01期-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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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近那时对我来说也是十分遥远的路程。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海伦县城离我十分遥远，同时也很陌生。我确确实实没去过几次对于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来说的那所梦幻般的“大城市”。
对于“籍贯”一词，我曾经认真地查过词典：祖居或者个人出生的地方。海伦，只是我梦中的一个驿站。如果它不是我所出生的那个小屯殷德功的行政隶属单位，它真的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祖父出生在山东，我的父亲出生在殷德功，我的父辈对海伦和我对海伦一样陌生。海伦，一个十分好听的名字，虽然那里没有海，也没有古希腊的传说，甚至连一点像样的久远的历史也没有，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人们对这个美好名字所给予的幻想和憧憬。我喜欢这个带有异域色彩的名字，喜欢它的神秘和平和，虽然它对我是那样的毫不相干。每当我想到“家园”，想到“故乡”这些敏感的词汇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殷德功”，然后才是“海伦”。想到海伦不是因为它是我的履历表上的“籍贯”，而是名字的本身所带来的魅力和幻想。
殷德功，一个个人色彩浓厚的名字。显然，这个叫殷德功的人首先在这里开垦了土地，建立了屯子，世世代代就在这里安营扎寨，繁衍生息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子古朴安详，像散落在丘陵起伏地带里的一个棋子。人们恪守着约定俗成的村规民约，互相帮助，团结协作，偶尔有些小打小闹小矛盾都在村子里解决。人们日落而息日出而作，过着大多数农民过着的生活。大约30多户人家，200多口人。屯子分三趟街，我的家住在村子东头的倒数第二座房子。三间土房是我10多岁时盖的，中间是厨房，两边住人。院子很大，除了种一些时令蔬菜之外，还栽了几棵果树。三棵李子树，两棵沙果树。在秋天果子成熟时可以用果子换一些钱贴补家用。生产队的队部在村子的中间，有五间正房，还有几间厢房，正房是办公和开会的地方，东厢房养马和放草料农具等，西厢房是磨房，供全村人磨米磨面用。全村唯一的一口井在队部的东南方向，人畜共用。一个古老的辘轳站立在上方，人们用它把水从几十米深的井下摇上来，再用水桶挑回家。我在这里生活了25年，直到考上大学。
殷德功往北走4华里是张大晃，东边4华里是铁家屯，南边两华里是庄玉，西边4华里是宋祚。一左一右都是按人的名字起的村庄名，可见人们对曾经在这里建立功业的人的重视和对历史的尊重。即使是在文革大换名的时候，人们私下里依旧叫老名字。按官称，我们那里的全称应该这样称呼：海伦县东风公社保卫大队第四生产队。然而，殷德功、殷家屯仍旧是人们除了开会之外最常叫的名字。殷德功距公社8华里，我的中学时光就是在那里度过的。那所中学叫做东风中学，初高中在一起。那时每个大队都有一所全日制小学，学生升入初中时就该上公社的东风中学了，那里是我们的最高学府。我现在所生活的这座城市也有一所中学叫做东风中学，我的儿子就在这所中学初中毕业。所以每当说起东风中学的时候，我似乎就走入了时光隧道，回到了童年，让我记起那所给我知识、给我最初记忆的地方。我中学毕业后回到殷德功参加生产劳动，当了一名真正的人民公社社员。4年后，东风中学缺老师，在全公社招考民办教师，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在我们那届毕业生中是最好的之一，所以在我考了两次民办教师每次都是第一名又因为没有关系被淘汰之后，第三次终于走进了这所中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一年后恢复高考，我离开那里。前几年我特意回到那所中学看了看，物是人非，校舍也变了。我看着没有一点那时痕迹的校舍还是很激动，只是没有了可以见的熟人了。
我的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唯一和农民不一样的就是他让我们家里的几个孩子都受到了教育。当时家里很穷，父亲对我们说谁考到哪里就上到哪里，无论多穷他也供我们读书。这是一个农民对知识最朴素最原始的认识。
我的小学是在保卫大队也就是铁家屯毕业的。铁家屯离我们家4华里，上学时连跑带闹的就到了，也没感觉到有多远。上中学就不一样了，要走8华里，而且路还不好走，尤其是雨天就更难走了。从村子里出来，要先过四道沟子：一节沟子，二节沟子，三节沟子，四节沟子。我的家乡是丘陵地形，所谓的沟子就是在两座丘陵之间的低洼地带，被雨水冲刷形成的自然的沟壑。沟子是一点一点形成的，在岁月的冲刷中，沟子把路阻断了，人们为了走近路，只好过沟子。每道沟子大约有十几米深，先下去再爬上来。下雨天沟里有很深的水且水流很急，就不好走了，要绕很远的路才能过去。过了四道沟子就是张大晃屯了，然后上铁路，顺着铁路走到东边井车站，过供销社、兽医站、公社、卫生院，再走一段沙石路就到了学校。每天路上要走一小时，往返就需要两个小时。春夏秋三季中午带饭，冬天由于天短中午休息时间也短所以就不带饭了，吃两顿饭。冬天上学真正是“披星戴月”了，早晨走的时候天还没亮，晚上放学到家已经天黑透了。那时上学也真的辛苦，冬天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比现在冷多了。我们的手脚多数都有冻伤，有时耳朵也冻得流脓。我们上学要往北走，而冬天多数刮北风，再加上下雪就是“顶风冒雪”了！那时雪下得非常大，平地有时没膝深，洼地就能到腰那么深，走起路来的难度可想而知。遇到冷天衣服都冻透了，浑身上下像没有穿衣服一样，冰冰凉。写到这里时我还能感觉得到那时的寒气一阵阵袭来，让我浑身打颤。
再说中午带饭的事。那时不知是什么原因，好像是人生来就是为了挨饿的。我从有记忆时开始，除了过年就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能吃饱的时候很少。所以带饭就成了一个难题，没有什么可以带的。冬春还好说，刚分过粮食，家里还有一些可以带的，无非就是一些粗粮和玉米碴子、小米饭、咸菜等。可是一到了春天种完地的时候，粮食就没了，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带的了。一般的那时候我都是每天带4个土豆，洗干净了放在铝制的饭盒里，再放一点酱或者咸菜，中午学校热饭的时候放在大锅里蒸熟就是一顿饭了。那时吃土豆吃得成天反胃吐酸水。等到了秋天玉米成熟的时候，饭盒里的4个土豆就变成了4穗玉米。直到打完场分完公粮才能有像样的饭菜可以带了。母亲那时已经去世，家里没有女人，也不会调整伙食，所以也就只好因陋就简，有什么带什么，也有什么都没有不带的时候，中午就只好饿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就像我那时的人生。好在农村人生命力强适应性也强，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面对，什么苦处都可以咀嚼，什么难处都可以变成营养，所以也形成了我今天的不求上进、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性格。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公社的所在地：东边井。它和火车站是一个名字，人们说去公社或者去车站都说去“东边井”。它是我们公社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他掌握着全公社几万人的生活和命运。那时我以为东边井就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方了，一进入东边井地界，自东向西，首先是火车站。那是一个三等小站，一座房子，似乎是二层楼，杏黄色，很显眼。一间候车室，我们叫它票房子，其他是办公的地方。有三排铁路，只停慢车。在以后的经历中我曾经无数次路过或者到过这种小站，我都暗自和东边井对比，但是都不如东边井亲切、祥和。我曾经无数次地路过那里，直到我中学毕业才真正的从那里去了一次县城，坐了一次火车。过了火车站就是供销社了，一排十来间房子，砖瓦结构，气派而富有。那时是供给制，什么都凭票供应，在这种情况下供销社就很有权势了，因为谁都要生活谁也离不开生活用品，比如豆油、火柴、香烟、肥皂，等等。过了供销社是兽医站，我中学毕业参加劳动之后，曾经牵着生产队的马去那里给马配种。尴尬的是在兽医站附近遇到了我中学时的一位女同学，她问我来干什么，这个问题让我难以回答，也让我感到很尴尬。过了兽医站要往北走一段路，然后就是公社的办公地了。院子很深，两边有高高的树木掩映，走到头就是一座两层小楼，楼的门楣上有一个醒目的红色五角星，那就是我的父母官所工作的地方。当年，生活的窘迫和日子的艰难，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能力改变？他们是否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能顺利一些？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官”，是我辈所不能企及的。我所能见到他们的时候就是催缴公粮和农忙的紧要关头，他们来的时候就像是钦差大臣一样，不同的就是没有列队和衙役。但是他们的威风一点也不减当年的钦差大臣，指手画脚，喝斥教训，然后是大吃大喝一顿走人。直到我中学毕业参加生产劳动时，依旧是这种情况，我对当官的抵触情绪就是那时留下的。那座两层小楼神秘、孤独，像是一座古城堡，安静而又有些压抑地坐落在我的心中，直到今天。过了公社就是卫生院了，也就是公社的医院。因为受条件限制，设备简陋，医术也不高明，能看一些简单的诸如头疼脑热的病，有了大病就要往县里送。从医院再往西走大约500米就是我求学的地方——东风中学。那是给我知识，让我初步认识社会的地方，至今我依旧对它心存感激。那时基础教育是10年制，小学6年，中学4年，即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我上中学的时候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虽然农村受到的冲击很少，但是大环境谁也没法改变。那时语文都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老五篇”，毛主席诗词等等，数学、物理、化学我还都学完了，只是没有学习过我最喜欢的地理、历史。现在回想起来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教语文的陈连成和黄文兴，依旧让我难以忘怀。我今天能从事文字工作，他们功不可没。陈老师衣着整洁，不苟言笑。他讲课严肃认真，说话刻薄，但是他不会糊弄我们，即使是那个年代他上课也极为认真。我记忆最深的是上课的时候，如果有哪个同学说话或者是不认真听课，他会一直看着你一言不发，直到课堂肃静了他才开始讲课。因为他的严厉和认真，我们都很怕他，他的工作态度一直是我的楷模。他的古代汉语很好，文学修养也不错。而黄老师则幽默诙谐，为人很随意，对我们极为友好，从不摆老师的架子。他古代文学和文言文的功底很深，讲起来头头是道。
再一个我要特别提及的是我教育的启蒙地铁家屯，那是我们大队所在地。我们大队共有四个生产队，铁家屯有两个，分别是是一、二队，三队在我家前屯庄玉，四队就是我家所在的殷德功了。铁家屯整个屯子有三趟街，大约有100多户人家，姓铁的人家很多。学校坐落在铁家屯的中间，它的东邻就是大队部、卫生所。当时我们学校有6个班，每年级一个班，学生也就100多人，老师10来个人。在这里的6年中，是我苦难童年中最美好的时光。
因为年龄小，还不知道生活的艰辛，虽然生活贫困，但是童年的欢乐一直伴随着年轮，刻进了记忆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原始的快乐是从心里发出的，不带一点杂念。现在可以回想起来的为数不多的快乐记忆都是那时留下来的。小的时候妈妈有病，因为治病家里留下了许多债务。妈妈去世后我们就一直在还债，使得本就艰难的生活更加的艰难。记忆最深的就是每到开学初要交学杂费时，老师都得多次催缴，而我只能一拖再拖。那是我最难受的时候，如果不是爸爸天天催我上学我几乎要辍学了。至今我依旧感谢我的一个大字不识的爸爸，他那么强烈地坚持让我们每个孩子都上学接受教育。如果不是爸爸坚持让我上学，我至今也许还在殷德功种地为生。在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考入大学之后，我曾经问过爸爸，为什么那么强烈地坚持让我上学？爸爸说，多识字总是有用的。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至今还有那么多的人不明白，我不知道是社会的悲哀还是个人的悲哀？好在那时还没有教育产业化这一说，学费很少，只是几元钱，家里卖几个鸡蛋也就够了。如果像现在这么多的学费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上完学的。学校的后面是一座小山，有许多树木，还有一些可以结果子的。比如山梨、山丁子、山里红、山葡萄、榛子等等。每到秋天，我们中午不回家，就到山里去采野果。那段时间的生活真的是很快乐的。后来大了，知道了生活的艰辛，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