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军统杀手陈亦川-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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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春
一
1950年深秋的一个下午，阴沉沉的天空飘着细如牛毛的雨丝。一支由一辆美式小吉普、三辆囚车和一辆载着十几名解放军战士的军用卡车组成的车队，来到上海市闸北区郊外一个名叫“杨家宅”的小村外——这里是上海“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枪决反革命分子的刑场。从囚车中押下一个40岁出头的高个男犯，身穿藏青色咔叽布中山装和黑色毛料裤子，长长的头发迎风乱拂，惨白的脸上一双大眼睛里闪着难以掩饰的慌乱神色。他名叫陈亦川，是14年前执行暗杀反蒋爱国人士王亚樵的骨干分子。
王亚樵，1889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北乡磨店镇，辛亥革命时参加合肥独立起义，后又投身北伐革命，出任安徽副宣慰使。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王亚樵因政见不合走上反蒋道路，8年中一直把暗杀行动作为反蒋、抗日的主要手段，先后组织过行刺安徽省建设厅长张秋白、上海招商局长赵铁桥、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党主席蒋介石、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大将、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等中外要人的行动。
“九一八”事变后，王亚樵又派人向张学良“送”了一枚炸弹，要求他或重返东北抗日，或者自杀。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王亚樵还曾组织淞沪义勇军协助19路军抵御日本侵略军。
当时，蒋介石对王亚樵非常恐惧，在下达的“悬赏缉拿”名单中，王亚樵的赏格最高，为100万大洋。据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所记，当时蒋介石对林彪、徐海东等红军高级将领的赏格也不过10多万大洋。可见蒋介石对王亚樵的“重视”程度。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举行。这次会议由于有阎锡山、张学良等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人士参加，连久居泰山的冯玉祥亦起程来宁出席，真可谓党内空前“大团结”。按大会议程，9时20分左右，100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鱼贯步出大礼堂，一齐来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坐在第一排的有汪精卫、张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和张继等人，可蒋介石不知何故没有来。记者和工作人员面对中委们站成一个半圆形，相机闪个不停，一切似乎很正常。
9时35分，摄影结束。委员们陆续转身走上台阶，准备登楼参加预备会议。突然，记者群中闪出一人，从大衣口袋中拔出6响左轮手枪，一边高呼“打倒卖国贼”，一边向汪精卫连击3枪：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左颧骨，一枪从后射中左臂，一枪从背后射进第六、七节脊椎骨旁部位，汪精卫应声倒地。
会场秩序顿时大乱，中委们四散奔逃，坐在椅子上的张静江滚落到地上，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旁边的汽车底下躲藏起来。
慌乱中，和汪精卫一起站在第一排的张继和张学良急奔上前和行刺者搏斗，刺客手腕一松，手枪落地。汪精卫的卫士立即开枪还击，刺客胸、肺连中两弹倒地。有人从他的身上搜出新闻记者证一张，号数是63，上面写有“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几个字。
堂堂国民党副总裁居然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被刺，举国震动。蒋介石大怒，找来戴笠大发雷霆，令他限期破案，务必要查明真相！
戴笠一下就判定此事是王亚樵干的，因此严令特工对王亚樵的行踪进行大规模探查，终于获得王亚樵藏匿于广西梧州的消息。1936年10月20日，陈亦川等特务成功将王亚樵暗杀，并按事先策划的方案乘汽船逃离梧州。
不久，该血案被梧州市警察局察觉，值班警员随即出动前往现场查看。由于王亚樵的脸皮被特务揭去报功，一时竟无法确认死者身份。经连夜反复调查，最终认定死者可能是王亚樵，并找来与王亚樵有手足之谊的郑抱真和华克之辨认。郑一眼便确认，死者就是王亚樵！
郑抱真，安徽寿县人，1929年赴上海参加王亚樵反蒋抗日集团，成为上海“铁血锄奸团”的骨干。“一？二八”事变时，担任19路军军需主任，深受王亚樵信任。王亚樵被害后，其部属各奔前程。郑抱真回到家乡组织抗日武装，并担任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支队支队长。次年率部参加新四军，历任纵队副司令员、津浦路西分区联防司令、行政专员。解放后，担任合肥市首任市长。
陈亦川由于在暗杀王亚樵行动中立下大功，受到了戴笠的嘉奖，可惜官运不佳，一直到毛人凤执掌国防部保密局时依然是个中校。上海解放前，陈亦川“临危受命”，在上海潜伏了下来。
二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1950年2月改称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在缴获的敌伪档案中发现了一大批潜伏特务的名单，其中便有陈亦川，于是向上海市公安局下达了缉捕令。但查来查去一直没有发现陈亦川的踪迹。
1950年3月，原军统特务、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葆珊在沪落网，由此挖出了一批潜伏特务。上海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对反革命分子集中缉捕行动，数百名特务分子、反动军警、还乡团头子、反动会道门首领等在一夜之间落入法网。由于被捕的人犯太多，公安人员一时无法一一讯问被捕者，就分门别类对其进行处置：重要的人犯先提审，次要的后讯问，再次的暂时缓一缓，让他们先写一份《个人自传》，交代自己的问题。
大约过了一星期，市局侦查员马新民在审查一个名叫姜深义的军统特务的《个人自传》时，发现其中提到了陈亦川，便立即提审姜深义。
姜深义1940年参加军统。当时，对加入军统的人都要进行严格审查，还要有两个军统上尉以上军衔的特务当担保人签字画押才行。姜深义的两个担保人中有一个就是陈亦川。但他对陈亦川的下落却并不清楚。
姜深义记得，跟陈亦川最后一次见面是1948年12月，当时他接到命令，从南京去上海押解一名以“通匪”罪名被捕的国民党将军。在保密局设在上海虹口的一个机关里遇到了陈亦川，陈以老大哥的口吻关照了姜几句，但对自己的情况只字未提，姜也没有问。
马新民听后，稍作沉思，问道：“你是否从其他人那里听说过陈亦川的情况呢？”
姜深义想了一想，说：“对了，我听说陈亦川跟保密局一个女报务员关系非常好，两人在南京还借房子同居过。”
“你几时听说的？”马新民顿时来了兴趣。
“我是去年3月下旬听说的，这件事保密局里知道的人不少，因为据说毛人凤曾经对此发过火，说陈亦川那样做会惹出事情来的。但因为陈亦川资格老，又在谋杀王亚樵那件事上立过大功，很受戴笠称赞，连蒋介石都知道，所以拿他也没有办法。”
“毛人凤发火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是这两年的事情。”
“那个报务员叫什么名字？”
“申少珍，29岁，原是南京邮电局的职员，抗战胜利‘还都’后，经人介绍进了军统局，在电讯处当报务员。”
马新民问：“这个人现在哪里？”
姜深义摇头：“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估计她不大可能去台湾。”
“为什么？”
“当时我们内部都在说，凡留在大陆上的都是当替死鬼的，都是被上峰认为‘无能’、‘抬杠’的人，上峰看不中的人。申少珍已经被毛人凤点过名了，当然不可能让她去台湾。”
马新民立即将了解到的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局领导决定派他带两名侦查员前往南京查摸申少珍的情况。
1950年4月5日，马新民等3人赶赴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1953年1月后建制为南京市公安局）。由于南京曾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国民党的特务、情报机构的总部都曾设在这里，所以全国各地到此调查敌特情况的人员很多，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各地外调人员的部门。
经查，敌伪档案中确有申少珍其人，是保密局电讯处的报务员，1949年1月刚刚晋升少尉。档案显示就这些情况。接待部门又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申少珍既然原来是南京市邮电局的，如果人还在南京，肯定会露面，她在邮电局的同事也许见过她，何不去邮电局了解一下情况？
马新民等3人立刻找到南京市邮电局的保卫部门。在对方的协助下，他们找到5位申少珍原先的同事，果然有人说不久前曾经见过申少珍，说她现在戏班子里唱戏，可究竟是哪个戏班子、在何处活动就说不上来了。
马新民等趁热打铁又去查戏班子，发现在南京地区出没的戏班子虽然很多，但凡属南京本地的戏班子在文化管理部门都有登记。他们又去文化管理部门翻着登记簿一一细查，终于在一个名叫“吴家班”的绍兴戏班子的花名册上发现了申少珍的名字。再翻报纸，知道“吴家班”当天晚上在秦淮河夫子庙就有演出，于是决定接触申少珍。这时，南京市公安局也正在寻找申少珍，因为她是“在敌伪机关任职的人员”，却没有按照市军管会公告规定的期限向公安局登记，这种行为当时被视为与新政权的对抗。就在马新民等3人跟南京警方联系当晚去夫子庙找申少珍时，警方正好也开出了拘留证，于是议定由南京警方派两人和上海同行一起去。
马新民一行赶到夫子庙时，“吴家班”的绍兴戏已经开场了。因为怕惊动太大，想等到演出结束后再下手。但不知怎么的，申少珍竟然察觉到公安局准备抓她，于是利用去后台化妆的机会逃跑了！马新民向上海方面电告了情况，领导因人手紧张，决定让3人先回上海接手其他案子。
马新民返回上海后，南京很快就在江宁县（现南京江宁区）发现了申少珍。这个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正准备嫁给一个资本家做“填房”。就在举行婚礼的前夕，警方将她逮捕归案，关进了羊批巷看守所。
上海方面得到消息后，立即派马新民二赴南京向申少珍了解陈亦川的情况。考虑到申少珍可能装聋作哑拒绝回答问题，还带去了对姜深义的讯问笔录和两份有关申少珍、陈亦川两人密切关系的材料及照片。
在大量证据面前，申少珍不得不招供：她确实跟陈亦川保持了3年多的情人关系，一直到1949年4月才中断，两人不仅在南京借房子同居了1年多，一度还常去上海陈亦川借用的房子度假。
“陈亦川现在在哪里？”马新民追问道。
申少珍回答不上来，因为1949年4月23日后，两人就中断了联系。申少珍估计，陈亦川可能逃往台湾了。
此时，杀害王亚樵的案犯几乎全都落网了，只有陈亦川在逃，上海市公安局在向全市各公安分局下发的《敌情通报》中，列出了陈亦川的名字和罪行，要求各分局“密切注意该犯线索”。
其实，这时陈亦川已经被上海公安机关拘捕了，只不过他使用了徐庆楚的化名，没有人知道他就是陈亦川。
原来，陈亦川解放前夕搬到了位于榆林区的另一处住所。上海解放后，使用了假身份的陈亦川没有去公安机关登记，原以为可以蒙混过关。但不知怎么的，一天公安机关突然来找他，要他讲清楚自己的历史，因为有邻居对他产生怀疑并写了一封检举信。不过，包括公安局在内，谁也不知道这个徐庆楚竟然是军统特工。陈亦川虽然为自己编造了一份简历，但简历中有太多可疑之处，于是在1950年4月中旬被“请”进了局子。
由于当时公安局人手紧张，对陈亦川之类的嫌疑分子暂时无法顾及，他的事情就一直拖到6月上旬。一天放风时，一个刚刚落网的军统特务认出徐庆楚就是陈亦川，立刻向看守所方面报告，这样，陈亦川的真实身份终于暴露了。
三
陈亦川在沪被捕的消息传开后，王亚樵的长子王继哲立刻去皖北行署申诉，要求清算陈亦川杀害其父的罪行。当时郑抱真任皖北行署副主任，非常重视此事，当即出面联系了王亚樵的老朋友许习庸，请他将亲耳听陈亦川说的谋刺王亚樵的经过写一份材料。
郑抱真又给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1951年2月后任局长）写了一封信，请求查明陈亦川罪行后予以法办。这封信函和王继哲的申诉状、许习庸的举报材料一并派专人送往上海，直接交给杨帆。杨帆指示迅速查明情况，依法惩处。
到了这一步，陈亦川只好交代了所犯罪行和全部特务活动，其中包括其参与杀害王亚樵的情况：
1935年10月，王亚樵、华克之等人组织了轰动全国的“六中全会刺汪案”后，蒋介石严令侦缉王亚樵及其部属。不久，王亚樵集团的得力干将余立奎在香港被捕，随即引渡至南京接受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