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9年第04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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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痛下决心；抖着身子走向窗口；使足了力气把这道白绫子做的窗帘扯下来；打开纱窗扔了出去。她让自己闭着眼睛不去看它；但她却仍然能够看见白窗帘在空中飘飘荡荡；很久以后才落到楼下。
到了晚上；红木像框里的她家先生回来；钱太太告诉他说；太可怜了；今天摔死了一个给我们刷墙的孩子；我不忍心看着他曝尸在外；就把窗帘……
我听说了；刚才听电梯里的女人说的；从二十八层的窗子下面摔到地上！她家先生看着她；脸上一副红木像框里的表情。
责任编辑何子英
怀念紫阳路215号 作者：野 莽 文章来源：长江文艺 《长江文艺》
二十九年前；《长江文艺》1980年12月号上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这车好炭》。至今想起；那仍是一个温暖的冬天；炭火烧在心里；太阳照在头上。《长江文艺》编辑部的旧址就在武昌紫阳路；我曾经想；紫阳；这是一个多好听的名字。
小说发表以前；我先收到一封信；多少年后我才知道；那封信是吴芸真老师写给我的；第一行写着我的名字；第二行说我寄去的作品收到了；“全体传阅；甚为欣喜”；下面几行说了一些祝贺和勉励的话；最后落款是编辑部。看完我就明白；小说要发表了。
过一阵子从省城来了一个编辑；住在县城宾馆；通知我去见面。那年我在县人民银行工作；负责给人发放信用贷款；听说省里来人找我；高兴得不等下班就跑了去。编辑很年轻；叫刘耀仑；他是分管我们这一片作者的。那个时候《长江文艺》的编辑分片；武汉地区一片；荆州地区一片；黄冈地区一片；郧阳地区在鄂西北大山里；作者队伍很弱；就跟襄阳地区合在一起；由老作家吉学沛的夫人张忠慧和刘耀仑分管。
刘耀仑从武汉坐火车到十堰；再从十堰坐汽车到竹溪；二十九年前火车没有提速；公路质量也差；路上两天一夜；见到我时元气还没有恢复过来。他说编辑部对我的《这车好炭》评价很高；要他专门来看我；嘱咐我以后要好好地写。我看刘耀仑嘴上无毛；问他哪年生的；原来他跟我同年；又问他哪个月的；原来只比我大十七天；我就跟他紧紧地握手；亲切地叫他耀仑。
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1988年他在北大读作家班；我在中国文学出版社工作；有一次我们喝完了酒；夜里睡在一张床上；他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说那次见面觉得我这个家伙很狂；因为他每次下去作者都叫他老师；只有我叫他耀仑。我告诉了他为什么；但是现在想来；那种想法是不对的；就凭他大老远的跑来看我；指导我的写作；哪怕比我小十七天叫他老师也是应该。
不过我认为那不是狂；而是不懂事。我对《长江文艺》编辑部的人在称呼上分成两个部分；年长的王淑耘、刘岱、欣秋、蔡明川、吴耀崚、吴芸真、张忠慧；我叫老师；年轻的李传锋、刘益善、刘耀仑、张正平、周昉；我直呼其名。他们都是好编辑；只要作品写得好；喊名字也发表；写得不好；喊师爷都不行。
蔡明川老师是副主编；同时是老作家；笔名苏群；写过长篇小说《风雨编辑窗》。我叫他蔡老师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别叫老师；免得以后不好改口。后来我听年轻一代作家叫我老师；我也用这话来劝他们。不过直到他去世；我对他都没有改过口。蔡明川老师是个严肃的人；对作品的态度也是如此；他好像不大喜欢我那些能够引起笑声的小说；我看见过他作为终审写在我的小说稿签上的话；大意是说诙谐的语言用得多了不好。类似这样的批评；1993年汪曾祺先生在给我的小说集序《野人的执著》中也有；他说：“篇篇如此；只恐流于游戏了。”
刘岱老师也是副主编；他威武雄壮的身材和往后倒梳的头发；使我们都把他叫毛主席。《这车好炭》发表以后；《长江文艺》又同期发表了我两篇小说；一位名叫孟起的评论家写了一篇评论附在后面；称我为“有才华的新作者”。后来一次创作会上我正好跟刘岱老师坐在一桌吃饭；我向他打听谁是孟起；他用两只环眼把我瞪着；刘耀仑说；毛主席啊。我才明白是刘岱老师亲自化名为我开路；心中甚为感动。孟起是《三国演义》中蜀国五虎上将马超的字；我一直忘了问他这个笔名的由来。刘耀仑神秘地告诉我；刘岱老师是个异人；他的心脏长在右胸。
张忠慧老师是襄阳和郧阳片作者的负责人；她像一个贤妻良母；笑的样子令人难忘。有一次创作会上联欢；我们起哄要她唱歌；她上台背对着我们唱了一首《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唱到最后一句才猛地转过身来；做了一个亮相的动作；然后贤妻良母一样地笑着回到自己的座位。
吴芸真老师是分管荆州片的；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破例管我这个郧阳片的；而张忠慧老师和刘耀仑对她的越位居然没有意见。除了给我写那封“全体传阅；甚为欣喜”的信；她还从我的作品中发现我喜欢契诃夫；因此要我一定要读风格截然相反的罗曼罗兰；读得我再写短篇小说怎么也收不了尾。她请荆州片的作者到她家吃饭；捎带着把我也叫去；回家她让丈夫系着围裙在厨房做菜；自己则跷着腿坐在客厅里；优雅地抽着女士香烟；跟我们谈小说里的细节处理。她跟《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向前是同学；特意把我介绍给了向前；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寄给向前的。
她是一个特别易动感情的女人；在沙市召开的一次创作会上；她的哭声把我们都吓住了。当时她在发言；讲到她分管的荆州片有一个作者当了官；再也不给她寄稿子的时候；她突然泣不成声。我记得她哽哽咽咽的原话是：“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吴耀崚老师是评论组的组长；说话速度很快；她不仅关心我的写作；还关心我有没有女朋友；速度很快地对我夸奖着她所喜欢的女作者；教给我什么样的可以做妻子；什么样的不可以做。她跟省群艺馆的王春桂老师是好朋友；吃了晚饭出去散步；两人老叫上我。那时候我的工作单位在小县城；我知道武汉的姑娘好；可我觉得自己鞭长莫及。吴耀崚老师认为我不听话；后期对我不怎么关心了。还有一位是李文老师；她没有编过我的小说；打交道不多；但她看起来干脆利落。
刘益善是诗歌散文组的组长；自己也写诗歌；他以笔名易山发表的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获了全国性的新诗奖。虽然我们之间跨着品种；但是我每一次到编辑部去；都能够享受诗人和散文家的待遇；临行之际他一定要送君送到大门口；用手在我的肩膀上面搭一下子。他的一头卷卷的长发和两只弯弯的笑眼；在我的脑子里印象很深。
他的顶头上司是分管诗歌的副主编欣秋老师。欣秋老师非常的儒雅；如果戴上礼帽穿上长衫再搭上一条长长的围巾；活脱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莽原》杂志的副主编。可惜的是因为分工不同；欣秋老师从来没有谈过我的小说。
李传锋是小说组的组长；自己也写小说；他写了一篇小说《烟姐儿》；《小说月报》转载了。接着沈虹光写了一篇小说《美人儿》；《小说月报》也转载了。再接着我写的《这车好炭》；《小说月报》又转载了。接下去《小说月报》继续转载了方方写的《大篷车上》。那时候《小说选刊》还没有问世；《小说月报》是国内唯一的小说选刊；每选一篇小说；对于作者和原发刊物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忘了张正平是分管哪一片的；反正不是襄阳和郧阳。奇怪的是1980年12期的《长江文艺》上；头条《这车好炭》的后面配了一篇读后感；是他写的；署名正平；标题叫《喜读〈这车好炭〉》。过了两年我才见到他；小个子；大胡子；我们立刻成了朋友。又过两年他调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创办的大型刊物《当代作家》；在那里又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
但是刘耀仑重情重义；1988年的冬天我在京结婚；他从武汉带了一块匾来；用绳子把匾打成一个井字背在背上；活像红军长征时的炊事班长背行军锅；下了火车又上汽车；直奔我所在的西城百万庄大街。那是一块玻璃匾；一尺多高；四尺多宽；里面是用贝壳镶嵌而成的黄鹤楼。见面的时候他故作夸张；大幅度地弯着腰还呼呼喘气；把我给逗笑了。我想起当年他也是下了火车又上汽车；直奔我的老家竹溪找我；那块匾就成了我家的一件文物；二十多年还保存完好。
二十九年前；《长江文艺》1980年12月号上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这车好炭》。至今想起；那仍是一个温暖的冬天；炭火烧在心里；太阳照在头上。《长江文艺》编辑部的旧址就在武昌紫阳路；我曾经想；紫阳；这是一个多好听的名字。
小说发表以前；我先收到一封信；多少年后我才知道；那封信是吴芸真老师写给我的；第一行写着我的名字；第二行说我寄去的作品收到了；“全体传阅；甚为欣喜”；下面几行说了一些祝贺和勉励的话；最后落款是编辑部。看完我就明白；小说要发表了。
过一阵子从省城来了一个编辑；住在县城宾馆；通知我去见面。那年我在县人民银行工作；负责给人发放信用贷款；听说省里来人找我；高兴得不等下班就跑了去。编辑很年轻；叫刘耀仑；他是分管我们这一片作者的。那个时候《长江文艺》的编辑分片；武汉地区一片；荆州地区一片；黄冈地区一片；郧阳地区在鄂西北大山里；作者队伍很弱；就跟襄阳地区合在一起；由老作家吉学沛的夫人张忠慧和刘耀仑分管。
刘耀仑从武汉坐火车到十堰；再从十堰坐汽车到竹溪；二十九年前火车没有提速；公路质量也差；路上两天一夜；见到我时元气还没有恢复过来。他说编辑部对我的《这车好炭》评价很高；要他专门来看我；嘱咐我以后要好好地写。我看刘耀仑嘴上无毛；问他哪年生的；原来他跟我同年；又问他哪个月的；原来只比我大十七天；我就跟他紧紧地握手；亲切地叫他耀仑。
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1988年他在北大读作家班；我在中国文学出版社工作；有一次我们喝完了酒；夜里睡在一张床上；他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说那次见面觉得我这个家伙很狂；因为他每次下去作者都叫他老师；只有我叫他耀仑。我告诉了他为什么；但是现在想来；那种想法是不对的；就凭他大老远的跑来看我；指导我的写作；哪怕比我小十七天叫他老师也是应该。
不过我认为那不是狂；而是不懂事。我对《长江文艺》编辑部的人在称呼上分成两个部分；年长的王淑耘、刘岱、欣秋、蔡明川、吴耀崚、吴芸真、张忠慧；我叫老师；年轻的李传锋、刘益善、刘耀仑、张正平、周昉；我直呼其名。他们都是好编辑；只要作品写得好；喊名字也发表；写得不好；喊师爷都不行。
蔡明川老师是副主编；同时是老作家；笔名苏群；写过长篇小说《风雨编辑窗》。我叫他蔡老师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别叫老师；免得以后不好改口。后来我听年轻一代作家叫我老师；我也用这话来劝他们。不过直到他去世；我对他都没有改过口。蔡明川老师是个严肃的人；对作品的态度也是如此；他好像不大喜欢我那些能够引起笑声的小说；我看见过他作为终审写在我的小说稿签上的话；大意是说诙谐的语言用得多了不好。类似这样的批评；1993年汪曾祺先生在给我的小说集序《野人的执著》中也有；他说：“篇篇如此；只恐流于游戏了。”
刘岱老师也是副主编；他威武雄壮的身材和往后倒梳的头发；使我们都把他叫毛主席。《这车好炭》发表以后；《长江文艺》又同期发表了我两篇小说；一位名叫孟起的评论家写了一篇评论附在后面；称我为“有才华的新作者”。后来一次创作会上我正好跟刘岱老师坐在一桌吃饭；我向他打听谁是孟起；他用两只环眼把我瞪着；刘耀仑说；毛主席啊。我才明白是刘岱老师亲自化名为我开路；心中甚为感动。孟起是《三国演义》中蜀国五虎上将马超的字；我一直忘了问他这个笔名的由来。刘耀仑神秘地告诉我；刘岱老师是个异人；他的心脏长在右胸。
张忠慧老师是襄阳和郧阳片作者的负责人；她像一个贤妻良母；笑的样子令人难忘。有一次创作会上联欢；我们起哄要她唱歌；她上台背对着我们唱了一首《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唱到最后一句才猛地转过身来；做了一个亮相的动作；然后贤妻良母一样地笑着回到自己的座位。
吴芸真老师是分管荆州片的；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破例管我这个郧阳片的；而张忠慧老师和刘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