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辽夏宋金元史-第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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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治生命完全依靠皇太后答己的支持，铁木迭儿还是能够蔑视爱育黎拔力
八达和硕德八剌的权威，并且在硕德八剌朝初年，对他的对手实行恐怖统治。
燕铁木儿和蔑儿乞部人伯颜是强臣专权的代表。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帝王废立
操纵者，他们还从各方面控制着政府的活动。权臣的兴起，削弱了皇帝的权
威及群臣对他的效忠。
派系之争是帝位继承危机和强臣兴起的必然产物。为了支持或反对强
臣，亦为了控制皇帝，在官僚中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并且经常与诸王集团联
盟。
除权力之争外，派系之争有时亦有思想体系的纠缠。为控制国家的发展
方向经常爆发争斗，也就是说到底是继续汉化和加强中央集权，还是继续维
持国家的蒙古特征及保证蒙古和色目精英的家产封建特权。
派系之争的激烈程度及其思想体系的纠缠，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和硕德
八剌朝铁木迭儿派与其儒臣反对派的长期和激烈的争斗中显示得最为清楚。
③ 不是被杀死或推翻的另 6 位皇帝的平均寿命只有 29。3 岁，与前 5 位蒙古大汗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平均
寿命为 58。2 岁。这亦能反映蒙古皇室生理和政治上的蜕变。
铁木迭儿派坚持维持现状，强烈反对他们的儒臣政敌支持皇帝采取的各种政
策。这种冲突导致了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后期政府的瘫痪和硕德八剌的被
杀。在海山朝和也孙铁木儿朝，旧蒙古贵族显然占了上风，儒臣的声势被压
了下去。同样，在图帖睦尔朝，燕铁木儿和伯颜控制了朝廷。虽然诸王和高
官不断图谋反对他们或是反对皇帝，但这些图谋都没有成功。虽然皇帝信任
儒臣，但儒臣无法影响朝廷的政策，因为燕铁木儿和伯颜紧紧控制着朝廷。
帝位继承危机的不断出现，权臣和官僚派系的兴起，加剧了元中期政治
的紊乱和政策摇摆，并且削弱了元朝政府。政府亦被不断膨胀但效率急剧下
降的官僚队伍、财政紧缺和通货膨胀等问题所扰。政府还面临着军队衰弱的
问题。虽然这些问题通常出现在王朝衰弱时期，但事实上元朝是一个征服王
朝，元中期的政治形势毫无疑问使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
元中期的政府确实有一些变化。它通过实行汉法的深化改革，特别是在
爱育黎拔力八达、硕德八剌和图帖睦尔朝，使蒙古人的国家在汉地的根基扎
得更深。爱育黎拔力八达提高了儒臣在政府中的地位，为使官僚体系更加儒
化他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为使政府部门有效运转和公平审案而编纂了新的
法典，为使蒙古和色目精英了解汉人历史经验和治国理论推动了汉文著作的
蒙文翻译。为加强中央集权，朝廷采取了削弱贵族权力的措施。硕德八剌继
续推行并扩大了他父亲的改革。图帖睦尔在倡导儒家价值和保护汉地艺文方
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甚至在海山朝和也孙铁木儿朝，他们两人的草原背景
最强，也没有完全回归蒙古草原传统。
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推动元朝国家性格的基本转化。甚至推行改革的皇
帝亦没有多做使国家性质发生变化的事情，因为他们惧怕彻底背离祖先的统
治模式会引起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爱育黎拔力八达限制贵族特权的失败，
就是因为保守势力的反对。科举考试从未达到严重损害精英家族的地步。其
他改革措施不过为一个社会政治结构没有根本性变化的朝廷增加了一点汉化
和儒化外表。因此，元朝的政府还是保留了部分家产封建制度和部分官僚化
的结构。儒学不过是相互竞争以期引起皇帝注意的诸多“宗教”中的一种。
蒙古和色目精英与汉人臣民之间的巨大政治和社会鸿沟，虽然较前狭化，但
还是没有完全弥合。中期诸帝留给末代皇帝妥欢贴睦尔的，是一个因统治阶
级内部经常爆发的激烈争斗而严重削弱了的国家，也是一个已在中国社会扎
根但植根还不够深的国家。
第七章
顺帝与元朝统治在中国的结束
妥欢贴睦尔（顺帝）在位时期的元代中国
１３３３ 年 ７ 月妥欢贴睦尔刚年满十三，就被带到夏都上都，在那里被立为
元朝的第十位皇帝。他名义上统治的那片国土已经有很长时间处于紧张状
态，一部分原因是统治集团内部有复杂的特殊的矛盾，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中
国本身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虽然尚没有立即垮台的迹象，但具有一定讽刺
意味的是，在所有元朝皇帝当中，他这个末代皇帝在中国统治的时间反而最
长。作为一个被动的统治者，他这一朝政治生活的整个特征则为下一个朝代
明代的创建者提供了鲜明的反面教材，这就没什么讽刺意味了。妥欢贴睦尔
（一般以其庙号顺帝相称）在中国，至少在大都（今北京）的统治到 １３６８
年结束。①１３７０ 年他死于漠南。他这一朝的历史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
为什么元朝以如此方式和在这样一个时候灭亡？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
案。蒙古人和汉人肯定都不是没有尽力去拯救它。
这位年轻的皇帝继承的政府系统规模庞大、复杂奢华，一方面是由于它
需要为享有特权的蒙古、色目这些为数不算少的少数民族上层提供官衔与供
职机会，另一方面，尽管国家主要是公共的官僚机构，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是
帝国皇室与某些权贵的私人财产。这里简单叙述一下到 １３３３ 年为止时这些特
征发展的情况，可以为多灾多难的妥欢贴睦尔一朝所发生的事件提供一些背
景资料。
元朝不只有一个国都，而是有两个。主要的都城是大都，还有一个夏都
称为上都，在大都以北约 ２００ 英里的内蒙古草原。妥欢贴睦尔 １３３３ 年 ７ 月在
上都即位，９ 月或 １０ 月返回大都。以后他每年夏天都诚心地巡幸上都，保持
着祖先游牧生活的作风。每年阴历四月妥欢贴睦尔北上，八月返回大都，直
到 １３５９ 年 １ 月上都被中国的造反者破坏之前一直如此。每年的北上行程很消
耗时间，如 １３４７ 年花了 ２３ 天。①这样，皇帝每年要花一个半月在路上，每天
以散步的速度约走 １５ 公里。他要携带大批随行人员，这些人在每年夏天的几
个月中就在上都处理公务。这种每年一度的出行所造成的消耗尚无人试图统
计，这里面还包括大量的支应部门、运输与传递服务，以及一整套专门负责
出行的机构。１４ 世纪三四十年代，两位南方士大夫黄溍与胡助曾对这些旅程
的情景和夏都均作了热情洋溢、诗一般的描述。胡助写得更早些，充满赞美
之词。②
大都同样给来自中国南方的文人以深刻的印象。是他们使我们得到一些
当时的描述与评论，其中有年轻的胡助对环居着大批贫民的宏伟繁盛的大都
（它是座生活费用昂贵的城市）所表示的敬畏，有陶宗仪细致详尽的记述，
① 妥欢贴睦尔被明朝追封为顺帝。妥欢贴睦尔的小传，见傅海波：《妥欢贴睦尔》，载＇159＇《明人传记辞
典》，第 1289—1293 页。
① ＇617＇黄溍（1277—1357 年）：《黄文献集》，卷 7，71b—72b 页。
② ＇626＇胡助（1276— 约 1353 年）：《纯白斋类稿》，卷 2，5a。
还有萧洵在 １３６８ 年即新成立的明政府有意地毁掉这座宫阙的前夕所编写的
精细的清单。①大都外城周长为 ２８．６ 公里。皇城在城市的南部，包括中央朝
廷、宫殿和湖泊，约占整个市区的 １／１２（见图 ３３）。
依然含有传统成分的元政权，很明显是以一种可归为半公共的、表面上
官僚化的商业帝国的政权而存在着。这个帝国有农业、宫殿庙宇建筑业和制
造业。其制造业包括了各个方面，从原材料的获取到装运、贮存，以及令人
吃惊的种种物品（主要是奢侈品）的配送。约有 ３００ 个作坊，大多在北方，
雇佣在册匠户劳力，生产各类织品、食品、饮料、珠宝、车辆、铁器、毡子、
砖瓦、皮革和其他各种产品。②这些产品直接用于征服者上层集团的消费，其
中的一些也在都城的店铺中销售。作坊的主人都是皇室成员及其配偶和朝廷
的高官权贵们；可是皇帝能够重新分配这些财产，而且也这么做过。在政治
顶层上的换班保证他们过一定时期就可没收财产并重新分配。
若将世袭的和任命的文武官员及其定编的候补官员都加在一起，妥欢贴
睦尔开始时期的元政府约有 ３．３ 万人。它是一个多民族的结合体，其中约 ３０
％是非汉族人。法律规定某些职位只能由一定民族成分的人担当，但这些规
定常常被暗中躲过，有时还遭到公开的漠视或被改变。
大多数政府部门的职位经常由不同民族的人共同担任，为了政府工作能
顺利进行，需要创造出相互适应的工作方式。③在汉人关于等级制、个人权利
及其责任的观念与蒙古的议政传统之间，官方的工作程序要求的是并不容易
做到的妥协。公务活动中使用的文字至少有四种：汉语文言，元代白话，蒙
古语，也可能还使用波斯文，因为政府重要部门总是任用回回书吏。①官僚机
构中既有笔译，又有口译通事。
一切进行得比人们猜测的要好。为了增强官员们的民族凝聚力，政府有
意地以一种惟一可行的方式不断做出努力：鼓励对各特定的组织机构的忠
心。例如，在元朝晚期，曾刻写大量的题名记，用来宣传政府各机构的责任
与重要性，并从高到低列出当时全部在职者的姓名，以此在任职的所有不同
民族的人当中建立起一种具有共同目标的意识。１４ 世纪 ６０ 年代修成的元朝
一个机构的全史《秘书监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显示出组成这一机构的众
多的汉人、蒙古人、回回及其他民族对这一机构的认同感是多么坚定。②妥欢
贴睦尔时期御台史显示出了各族之间通过政治制度而形成凝聚力的最重要的
表现。御史台成员坚持监察的权利。因此直至元朝末年，他们在对高级官员
的政治弹劾方面一直起着轴心作用。
在政府中任用外族人造成机构膨胀。举个例子，只负责涉及两都蒙古人
或外族人案件的最高司法机关就有 ９６ 人，以 ４２ 名从一品蒙古札鲁忽赤为首，
他们享有高薪与特权。③妥欢贴睦尔时期，“冗官”问题偶尔提到朝廷上来，
但由于政治原因，尽管财政拮据，元朝统治集团从未能裁减过多的职位。
在元朝晚期有几个渠道可以进入官僚机构。大多数低级官吏以衙门见习
① ＇819＇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第 61—95 页。
② ＇759＇李干：《元代经济史稿》，第 229—243 页；＇364＇大岛立子：《元代匠户》。
③ ＇10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在《元代的中央机构》一文中论述了这一问题。
① ＇199＇黄时鉴：《元代中国的波斯语》。
② ＇643＇王士点编：《秘书监志》。
③ ＇653＇《元史》，卷 87，第 2187—2188 页。
官吏或儒学教官的身份任职。征服集团中的年轻人（也有一些汉人）首先做
怯薛（宿卫）或皇室的家臣。成吉思汗最亲信的三名功臣的后代掌管怯薛，
后来怯薛拥有 １．３ 万名年轻人，被称为“官僚的摇篮”和“元统治阶级的大
本营”。①怯薛成员享有“根脚”的称呼，暗示着他们有在其他人之上的贵族
出身。
１３１５ 年开始实行的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说只是进入
低级官僚阶层的一个小小入口（到 １３３３ 年，总共只有 ５５０ 多名进士，最多只
占官员人数的 ２％），但从政治上来讲这却是十分重要的。这一制度十分优
待蒙古人（考生不多，供过于求），对南人则不利（极多人应考，求大于供），
然而尽管有这些规章上的不公平，这个制度还是在那些考中的人士中创造出
了共同的前景并形成了不同民族间的凝聚力。
１３３３ 年的科举，始于春季，最终的殿试结束于当年的阴历九月，年轻的
皇帝刚从上都返回大都不久。②这是在元朝统治下第一次举行的允许各民族人
士参加的科举考试，显然体现了对科举兴趣的增加以及高等教育的推广。那
年考中进士的人名单保存至今。③从名单中可以看出，５０ 名汉人的平均年龄
比 ５０ 名非汉人的年龄要大一些，平均岁数分别为 ３１ 岁与 ２８ 岁。此外，９２
％的汉人已婚，而非汉人已婚的则是 ７４％。有趣的是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的
人士跟汉人结婚的比率很高：其中，母亲为汉人的占 ５８％，而已婚的那些人
中近 ７０％是娶汉人为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