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辽夏宋金元史-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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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价值却急剧下跌，１２２１ 年，市面流通的面值 ８００ 贯的纸钞只等于 １ 两白
银。纸钞急剧贬值的原因之一，是在发行新钞的同时，旧钞仍可继续使用流
通，以至于纸钞在国家经济中泛滥成灾。
白银当然是保值的，结果凡是能得到它的人便都将它屯积起来。在 １２１７
到 １２２１ 的四年间，纸钞贬值到 ４００００ 比 １。我们不难设想这一现象对于私有
经济方面所造成的影响，商人和小贩的店铺被迫关闭之事时有发生，因为他
们不愿用货物去换取毫无价值的纸钞。①甚至当金朝的最后时刻，也就是朝廷
已经逃亡到蔡州之时（１２３３ 年），还发行了一种在理论上可以与银兑换的新
钞，但此后才过了几个月，金朝就灭亡了。
总之，金朝在最后 ２０ 年间的币制紊乱，与其说是由于不当的财政政策，
毋宁说是因战败及其由此而导致的岁入损失和经济生产普遍衰退的结果。
多年来，尤其当世宗和章宗统治时期，金朝货币的确曾像宋朝货币一样
是很稳定的。无论如何，金朝的教训并没有阻止元朝财政政策的制定者，他
们花费多年建起的元朝货币制度，就是以纸钞流通为基础的。这曾使像可
马？波罗那样的旅行家十分惊讶，当他们看到一张被印上字的纸竟能当钱使
用的时候，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税课和国家预算
一个国家的生存，不能不靠某些形式的税收，在中国历史上也如同其他
地方一样，问题是纳税的多少及怎样量入为出。元朝时（１４ 世纪 ４０ 年代）
编纂《金史》的学者们对于金朝的财政政策并未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同他们
为自己所见的金代经济发展而撰写的简明扼要的概述中指出的，②金朝经济政
策的弊病在于急一时之利，造成了对百姓的长期损害；它还指出该政策是宋
的宽柔与辽的操切相结合的产物，摈弃了二国之所长而并用了导致二国灭亡
① 应该作为一个奇特现象提出来的是，1223 年发行的钞币不是印在纸上而是印在丝绸上，这是一种想给钞
币自身以价值的无益的尝试，但发行量很小。只有很少的几张当时的纸钞和一块印钞用的刻版留存至今；
参见＇331＇闵宣化：《1214 年的钞版》。
② ＇646＇《金史》，卷 46，第 1027—1031 页。
的短处。元朝的统治者当然应该多少汲取金的教训才是。他们的这一判断如
果从今天客观的角度来看，显得过于苛刻了。金朝真正意义上的衰退是很晚
才开始的，约在 １２００ 年以后，这一衰退更多地应该归咎于它的对外政策，而
不应归咎于它法律的不健全和对内的病民政策。金朝挡开了来自各方面的或
跃跃欲试或一心复仇的邻居，的确，国家岁入的一大部分，也许可以说是最
大部分，是用来维持它的战争机器了。
金朝建国之初，毫无疑问，国家的经济环境是非常好的。金从辽朝和宋
朝都城继承了巨额的财富和库藏。攻取开封以后，金所获的宋朝库藏甚钜，
共计有：绢 ５４００ 万匹，大物缎子 １５００ 万匹，金 ３００ 万锭，银 ８００ 万锭。①
而当作为缓冲的齐国于 １１３７ 年被废黜的时候，它的库藏包括有钱 ９８７０ 万贯，
绢 ２７０ 万匹，金 １２０ 万两，银 １０６０ 万两，还有谷 ９０ 万石。②这些巨额库藏的
一部分，特别是纺织品和贵金属，可能是宋朝时贮入库中后来又转移到齐国
手中的；但无论是怎样来的，总之它构成了难以估量的财富。然后历经多年，
通过从宋获取的岁币以及从国内百姓中收取的租税，这笔财富还在持续地增
长。由此我们有理由提出疑问，如此巨大的财富在什么情况下，又是怎样被
消耗掉的呢。因为到 １１９１ 年，金朝的库藏竟然仅剩下 ６ 万两金（１２００ 锭）
和 ５５．２ 万锭银了。
在政府开支中，似乎有一项是因赏赐而消耗掉的额外支出。在每一个可
能的场合，朝廷都要按照地位的不同而无节制地加以赏赐。在葬礼上要颁赏，
对于上至将军下至谋克之副，凡官兵立功都要颁奖，还有给皇室和朝臣的结
婚礼品，我们可以在《金史》上三番五次地看到这些记载。１１４２ 年一个作战
有功的皇亲得到的赏赐有 １０００ 个奴隶，１０００ 匹马，１００ 万头羊，２０００ 两银
和 ２０００ 匹缎。而在这个等级阶梯的另一端，我们所见的赏赐则只有很少的几
贯钱。１１６７ 年，当皇帝得知大兴府狱空时，竟下诏赐钱 ３００ 贯，作为宴乐之
用，以此来犒劳官员们。
这些出自皇家库藏中的巨额赏赐意味着在非消费性的物品（钱和贵金
属）中，有一大部分是处在流通之中而并非被贮藏起来，因此实际上朝廷的
赏赐甚至影响到了小店铺老板和饮宴上演奏的乐手。同样地，朝廷也用钱来
支付官员的俸禄。总之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分钱无论作为赏赐还是俸禄，它
最终还能以纳税的方式回到了国库中。但真正的问题却在于，国家的经济并
不仅是建立在金钱上，而且更是建立在以实物特别是以谷物和稻米所纳之税
和开支上的。这些最基本的物产并非轻易就能够增加，而是要服从于反复无
常的自然条件（旱或涝）。然而致命的却是，大量的粮食贮藏，在平常的年
份尚且要用于实际消费，而当危机年头，需要供养庞大的军队时，消费量就
更大了。
通过有关平常年份的可资利用的很少几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开支
得以在其中运转的一个界限。１１７１ 年谷物的总储藏量为 ２０７０ 万石。而国家
每年可以收入的谷物为 ９００ 万石，其中有 ７００ 万石被用于日常开支，主要是
官俸支出。所余的部分，有 １００ 万石用于赈济受到自然灾害袭击地方的百姓。
这意味着政府所掌握的仓储总量足够两年之用。１１８０ 年从租税收入 ２０００ 万
贯钱，其中被花费掉了 １０００ 万贯，可见在钱这一方面，剩余是相当可观的。
① ＇597＇《大金国志》，卷 32，第 236 页。
② ＇590＇《刘豫事迹》，36b。
短短几年之后，在 １１９２ 年，谷物和大米的储藏量分别是 ３７８６．３ 万石和 ８１０
万石，其库藏总数足够提供官俸和军费五年之用。而这时掌握在国家手中的
钱已达 ３０３４．３ 万贯，这一笔钱足够支付两年略多一点的一切日常开支。但是
如果发生一连串粮食歉收或战事，或者二者加在一起的话，很快就能将这些
储藏用掉，而偏偏几年之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
我们已经讨论了垄断对于国家财政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就简短地将几项
较重要的租税列举一下：地税是一项实物税，一年需交纳两次，一次在夏季，
一次在秋季。税率是按照纳税者所占有的土地来决定的。上田每年每亩收粟
５．３ 升，其中夏税 ０．３ 升，秋税 ５ 升，另加重量为 １５ 斤的一捆稻草，至于这
些稻草（或者干草）是用来作为牲畜的饲料还是用于建筑或者修缮，我们还
搞不清楚。官地需要交租来代替一般私地的税，但这仅仅是名称上的区别。
此外，凡城镇中租住官府的建筑物也要交租。
在土地税以外，还征收一种叫做物力钱的财产税。它是建立在对财产包
括土地，以及田园、果园、树木、房屋、牲畜进行总估算的基础之上的。对
于猛安谋克户所征的财产税则以牛的数量为准（即牛头税）。不同于通常品
官免税的特权，这种财产税是从品级最高的大臣往下每个人都必须交纳的，
对于女真人也不存在特权。
财产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怨恨，原因是每户的财产都须由官方进行评
估，对财产的普查最主要的是由政府官员进行，但由于百姓对官吏无情征掠
的普遍不满，一度也改由乡贤主持。这种根据评估征收财产税的制度则为这
一事实所困，即财产状况在两次评估之间常常发生变化。我们经常看到有些
沦为贫困的户却仍然需按他们原来的财产征税，而一些新富起来的户却可以
按照他们以前财产而交纳少得多的税。在经济地位上的变化之普遍，表明了
社会中存在着等级之间的变迁性。我们并没有哪类财产应该交纳多少税的具
体数字，但我们知道在一年中（１１９８ 年）从这项财产税征收的总额是 ２５０ 万
贯，这远远少于原定计划的 ３００ 万贯以上。原定计划中有大约 １／５ 因为贫穷
和无法纳税等原因而被勾销。
１１８０ 年制定的商品税率规定，金银的税率为 １ 分，而所有其他商品为 ３
分。后来又提高到金为 ３ 分，所有其他商品为 ４ 分。在战争的危急关头，还
征收过额外的财产税，第一次在 １１６３ 年。我们不知道具体数目，但透过史料
我们可以看到强行掠夺的现象肯定一直在蔓延。最后，通过出劳役或者出驿
马来免除租税，也可算是政府的一项收入来源，但这里也完全没有可资利用
的数据。毫无疑问，在货币方面，远远高于其他收入的一项是榷盐，但是国
家的生存却还是主要依靠粮食，而粮食在国民经济中却是最不稳定变化无常
的因素。
学术、文学和艺术
南宋文明的灿烂光辉，甚至当蒙古入主中原后，也曾深深打动过诸如马
可？波罗一类的外国人，它确实使金统治时期的成就显得黯然失色。不过，
我们还是可以问一问，这威力影响中国知识阶层在后来几个世纪的价值判断
到什么程度，这里指的特别是明朝，因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外族入主中原
不过是野蛮人对从宋到明延续下来的历史的一段干扰。仅仅是在另一个由外
族也就是满族建立的朝代，金朝的作者才受到了更多的注意，他们的作品才
被重新刊行或者被从各种各样的史料中搜集起来编成文集。金朝在学术史和
文学史上所处的地位，就是以后来收入各种文选和诗集的那些金代著作为衡
量标准的。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缺陷，那就是在儒家学说的大传
统中，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属于金朝的学者的位置。要想搞清这究竟是由于后
人的偏见，还是由于金朝学者在质的方面确实有所不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按照纯粹的标准衡量，金朝在章注学以及诗、文等方面的学术成果还是
相当可观的。①不幸的是，这些写作于金朝的文学作品中的绝大部分，我们今
天都仅仅知道篇名，作品本身却散佚了。这又一次让人联想到后世那种有意
的视而不见，它还让人不得不想到这种态度是否公正的问题。说到底，传统
也是包含有选择的，但按照汉族的传统，在选择过程中却把金绕过去了。在
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 年）这个大人物的遮蔽下，中国北方的学术贡献只不过就
是些述而不作的章注之学了。
学术界的因循守旧，满足于对唐和北宋思想的重复，似乎成为金统治下
中国哲学的一个特征。虽然宋金两国间并没有相互隔绝，但是交流上的自由
往来和学术上的接触却急剧减少了。在金朝的知识界中，对于南宋的许多书
籍的确是一无所知。事实上，就是朱熹的那些主要著作，也是当 １２３５ 年金朝
覆亡之后，才由一个被蒙古人俘虏的名叫赵复的南宋学者介绍到北边来的。①
因而，北方学者的乡土气，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这种缺乏交流的状况而引起
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是用来解释北方文化相对荒芜的惟一原因。
金朝最初几十年间绵延不绝的战争固然造成了有害的影响，除此之外，
随着宋朝从开封迁都到杭州所造成的人才枯竭也确实应该被考虑在内。开封
作为两个世纪以来的国都，现在降到了地方城镇的地位，多少年来，凡是从
宋路经开封的目睹者无不为当年光辉的凋谢而叹息。在这种萧条的学术气氛
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改变只能是逐渐的。
在熙宗朝，皇帝亲自参加尊孔活动，提倡崇儒。１１４０ 年孔子的第 ４９ 代
后裔被授与衍圣公的爵位。从此时起直到大约 １２ 世纪末，一个以汉族模式建
立起来的官僚制度使汉族文人大大增加了入仕的机会。学术和艺术生活在很
大程度上已经得到了恢复。到 １２ 世纪末，在汉人、汉化的女真人和契丹人中
间都有学者涌现，他们都是金朝科举制度的产物，都因世宗朝长期的和平而
获益。当蒙古人入侵这个国家之后，这些人便在最广阔的意义上代表了中国
的文化。在中国北方的蒙古统治者之所以能逐渐从野蛮状态中摆脱出来，正
是这些在金朝时就曾使中国文化传统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