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辽夏宋金元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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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他们叫 ｏｎｇ；还有“太子”，经由突厥语的 ｔａｙｓｉ，到蒙古语中成了
ｔａｉｓｉ（台吉）。这两个词在《蒙古秘史》中都曾使用。这类借词显示了汉地
的制度与术语的声誉和影响，尽管这时是在不同于其中国原型的社会与政治
环境中使用它们。
外臣与太上皇
在这些征服王朝建立以前很久就已经开始的汉人与外族人相互影响的另
一个方面，是朝贡臣属关系以及在边界的组织结构中非汉人的国家所充当的
角色。在中国的政治术语里，他们被视为外臣，这些外臣只是被羁縻在中国
的势力范围内，他们必须带着当地的特产作为贡品献给中国的朝廷。自公元
７ 世纪以来，这种做法多少已成了契丹人的惯例，许多契丹的高官显贵被唐
帝国赏赐过爵位和封号。其中一些人被赐姓“李”，这意味着已赐予他们享
有唐室家姓的恩荣。这种方式经常采用，借以笼络外族首领更靠近朝廷。封
官也在把非汉人首领羁縻在中国的等级制度中起了作用。例如，我们知道 ６４９
年在东北的松漠地区为契丹人设置了都督府。常常难以确定的是，这种中国
外部等级所包含的纯粹名义上的成分大到何种程度。受羁縻的部落或民族当
然在管理其内部事务方面保留了充分的自治权；但是，授予这些首领们的响
亮的中国头衔也为他们带来了声望。
女真人在辽朝的情况与唐朝世界时契丹人的情况相似。金王朝的建立者
阿骨打，其祖先几代人都曾担任辽朝边疆等级制度下的节度使，因此当他于
１１１５ 年称帝时，就已经不是一个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无名之辈了。在辽朝时
期，除了全国性的宋代中国外，一个政治上举足轻重的新的中心在北方逐渐
形成，它在对待边界居民的方式上沿用了唐宋的先例。
至今仍有人认为蒙古人的情况不同，说他们完全是在中国的边疆组织结
构之外强盛起来的。其言外之意就是，在铁木真统治下的蒙古各部落，在他
于 １２０６ 年称汗之前并没有在同任何一个帝国朝廷的相互交往中处于从属地
位；他们在巩固为草原地区支配性势力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朝贡关系及其
伴随而来的被一个中央大国封官加爵之类的俗套的影响。然而，这种说法必
须予以摒弃。它的根据是《蒙古秘史》所描绘的 １２０９ 年以前有关蒙古人早期
历史的图画。这一资料来源指出，铁木真和蒙古人——包括他的盟友和对手
两方面——作为草原上的游牧民，完全没有接触过中国文明或任何其他高等
文明，不具有国家形态，也未曾同汉人的哪个帝国有密切的关系。对于蒙古
人来说，１２ 世纪下半叶时有这么一个帝国，它就是金朝，而《金史》则对蒙
古人曾作为臣属而处于受支配地位完全保持沉默。
但是，宋的资料来源则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它显示出成吉思汗
的祖先不但是金的对手，而且是有自己的“国”的金的臣属。①为什么《秘史》
和《金史》都略去了这一情节很容易得到解释。《秘史》是一部浪漫化的史
诗，它把铁木真的生平展示为从早年的最低贱者直到最高权力的拥有者这样
一个上升的过程，所以在这部民族史诗中没有提到铁木真的先人曾为另一国
臣属的任何事实。《金史》则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编成的，它的作者有意删
去了所有有关成吉思汗或他的先人臣属地位的资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据以推断早期蒙古人有一个自己的“国”的资料，全都来自宋人的
有关材料。据记载，在一场战事爆发后的 １１４７ 年，金人对蒙古人采取了抚慰
政策，蒙古的统治者称汗，建年号天兴。②这位当事的蒙古首领被某些学者确
认为合不勒汗，他是铁木真的曾祖，据《秘史》载，他甚至已经“统领了全
① 见＇378＇查尔斯？A。彼得森：《1211—1217 年宋对蒙古入侵北方的最初反应》，第 248 页。
② ＇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第 99—100 页。
部蒙古人”。宋人的资料还提到铁木真本人曾以一个外臣的身份朝拜金廷。③
因此显而易见，铁木真并非《秘史》希望人们相信的那样，是一个部落背景
不明的冒险家，而是一位曾经接受过金廷的褒奖、封赠和礼物的王者家庭的
世袭者。
以上事例表明，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新兴力量的领导者同一个中
央帝国的关系已经是多么深，保持的时间是多么长；还表明他们在建立一个
帝国的前后，其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成熟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他们熟悉“中
国的”制度。他们都是在支配内外关系的制度框架内登上帝位的，因此不难
想象这些外族统治者们是多么渴望成为“天子”，多么渴望进行封赏或接受
贡物；而不是被他们的“太上皇”封赏，或是派使臣给“太上皇”送去贡物。
唐代初期那些较之宋代有大得多的疆域的世界皇帝的形象，当然也影响了相
邻的部落联盟的领袖们，渐渐地，他们也凭借手中的权力开始要求并最终成
功地当上了皇帝和天子。
③ ＇58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第 585 页。
多国制
中国从地理上被割裂成若干个国家，每一个都在自己的天子统治之下，
这在中国当然不是第一次。这种分裂在从汉末到隋的三个多世纪内存在过，
而在 １０ 世纪初的五代时期再度出现。就多国并存这一点而论，这个征服王朝
时期与先前的那些政治分裂的时代并无不同。但是在征服王朝的形势下出现
了某些新因素。
其中之一是政治中心的大转移。北京（燕）地区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一个
不太重要的远北边疆地区，主要是作为一个边疆要塞城镇，在全中国范围内
还不能起到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重大作用。当辽将燕京（它的南京）作为
其五京之一并使之成为辽帝国在整个定居区的首要行政中心时，情况发生了
急剧变化。金步辽的后尘，也立足燕京实施统治，这时他们称燕京为中都。
蒙古的皇帝也带着他们的大部分朝廷办事机构驻留此城，并改称其为大都。
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在现在的北京修筑了一座雄伟壮丽的帝国都城，其中包
括豪华奢侈的宫殿和园林。它给人印象之深，就是今日的来访者多少也要回
想起使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都的金元时期。
五代时作为最高政治权力的角逐场而始终记录着历史的两座城市——长
安和洛阳，最终都失去了它们的显赫地位。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长安遭到毁坏，
它的地位就再也没有比地方性的首府更高过，而整个西北也逐渐沦为落后地
区。后梁在东部平原的交通中心河南开封建都后，洛阳同样也开始衰退。开
封被重新统一了中国的宋再次作为首都。１１２７ 年当宋人丢掉了整个中国北方
和他们的都城开封后，开始了中国政治重心向东北部转移的第一步。南宋政
权随即在杭州建立了“行都”，这里发展成了第二都城，其富丽豪华比开封
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北方主宰者的金，在北京建立了中都，
随着 １２７６ 年以后几年间南宋的溃亡，杭州也永远丧失了其作为国家政治中心
的地位，此后近一个世纪内全中国都要服从北京的号令，直至 １３６８ 年蒙古朝
廷被驱逐回蒙古人的草原故乡。明最初建都于南京，但在 １４２０ 年以后朝廷迁
到北京，它的地位一直保持到本世纪中华帝国的寿终正寝。这种政治中心向
东北的转移改变了北京，使它从一个没有文化特性的偏远落后之地，一变而
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国的首都，一个拥有大规模制造业的人口稠密的都市，一
个上演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的舞台。然而，从经济上说，即便是在遭到蒙
古人首次沉重打击之前，东北部地区始终都是一个贫穷少产的地区，北京一
直依赖从长江的产稻区调进粮食，这就需要从水陆两方面对国内的运输系统
迸行彻底的改造。
如我们所知，中国多次被兴起于北方边疆的政权重新统一。这种情况发
生在隋、宋时期，元代时再次重演。中国的统一只能肇始于北方的观念到 １３
世纪时几乎成为一种成规，在忽必烈掌权后，当他同意了一项宋人与蒙古人
的和约时，仍然将这一观念用作政治论据。北京和杭州两方的皇帝当然都认
为自己是君临中国世界的正统的统治者。不过蒙古人的胃口远远大于中国的
历代皇帝，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合理的版图不仅仅是中国，还包括整个世
界。这一想法在他们送给西亚、中亚甚至欧洲统治者的信中明白无误地表达
出来，信中要求他们投降大汗，并使用了由汉人发明的“天下”这一术语，
而它在蒙古人那里有了更为广泛和全面的意义，实际上是把所有已知世界都
当作了他们“未来世界帝国”的组成部分。这一思想意识还通过忽必烈几次
代价高昂的远征被带到了遥远的缅国、占城、爪哇和日本。所有这些国家都
曾不受拘束地处于宋朝纳贡体系的边缘，它们只有在有所请求时才派遣赴宋
使团。但是从未发生过宋廷试图派遣军队远征海外而强迫朝贡的事情，尽管
它拥有一支不容忽视的海上力量。蒙古人在间接统治吐蕃时所采取的强制性
做法，也可以看作他们世界性野心的一种表达。中国从没有一个王朝将任何
程度的权威加于吐蕃人之上，宋王朝一直满足于它邻接吐蕃的边疆并保持现
状；而中国巨大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潜力却被蒙古人利用来为扩张主义观念
服务，其野心勃勃的目标远远超过了以往纯粹汉人的国家曾想达到的任何要
求。
盟约关系
在中国重新统一于元朝之前，东亚世界的政治结构可以用盟约时代来形
容。尽管一项承认其他政权既合法又平等的盟约原则上似乎与一个帝国所宣
称的一统天下的观念相矛盾，但与其他政权订立盟约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
史。早在公元前 ２ 世纪，汉朝就对匈奴推行了一种抚慰政策，即必要时通过
送礼（主要是丝帛）、和亲以及对相邻的一些政治实体做出让步——这种情
况在中国的国际关系中成了反复出现的因素——以使这个不受统治的部落联
盟离开中国边疆。但是，在对付危险的敌人时此类约定总被视为仅仅是一种
权宜的、等而次之的解决办法，是当一个王朝不能赢得彻底胜利和征服时所
可能采用的一种手段。
就宋而言，它在 １１—１２ 世纪征服王朝时期是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政治为特
征的。依靠军事手段既不能打败契丹人的国家，也不能打败女真人的国家，
宋—辽以及宋—金关系史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史：相对短的战争和主要通过输
纳大量银绢以换得的相对长的和平，停停打打交替进行。１００５ 年宋辽缔结的
澶渊之盟成了处理日后冲突的一个样板，在金灭辽之后，金人认为自己是辽
的合法接替者，因此理当从宋朝廷得到与从前同样的岁赂。澶渊之盟除了所
允诺的岁赂（这比“贡”更可接受，宋人曾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这一叫法，
因为它含有臣属的意味）以外，其内容还包括同意修正边疆地区的划界，以
及如何处理边疆地区和有争议的交界区的动乱的规定。盟约亦确立了沿边的
互市，开展由国家监控的商业贸易。
但是，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条内在的内容是两国相互间的承认和相互间正
式外交往来的建立。定期派出的使团有两个作用：互贺元旦和君主的生辰。
其他场合派出的使团是为了吊唁去世的君主或某位近亲。这些外交往来——
其概念、仪式和外交辞令完全是中国人的——对双方都有详细的规定；在全
权代表的出行和他们谒见时的待遇方面，礼仪规则备受重视。除了这些按惯
例派出的使团外，一旦出现问题或进行某项交涉，还总要派出一些特使。
这种频繁的外交往来需要大量的文书工作，当代的资料中就保存了一大
批外交信件，因此现代历史学家们发现他们自己几乎被成堆的资料所湮没。
像 １１ 和 １２ 世纪这样的对其外交能进行如此详细研究的时期，看起来简直就
不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以前的时期。宋，也许还有辽和金的使节，在他们回到
自己的国都后，要按规定写出详细的出使报告。其中的一些报告保存至今，
它们提供了宋朝使臣如何看待那些北方国家的引人入胜的信息，令人遗憾的
是另一方的类似的报告却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