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辽夏宋金元史-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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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系的形式，此后很可能是通过中亚的媒介——可能是于阗语或粟特语，从
吐蕃的自称衍生出来的。后来，党项（汉文中又作“唐古特”或“唐兀’）
就成了北亚和中亚地区对于某些居住在安都——青海湖、甚至甘肃地区的部
落群体的通称。这个名称一直使用到了 １９ 世纪。在以后的汉文、突厥文、阿
拉伯文的文献中，以及 １９、２０ 世纪前往汉藏交界地区的西方探险家的传记
中，都广泛使用了这个称谓。①
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党项人自称为“Ｍｉ”、“Ｍｉ－■ｉａｈ”或“Ｍｉ－■ａｇ”
（汉文作“缅药”或“弭药”），而“Ｍｉ－■ａｇ”也是藏文中对党项人的称谓。
在 ７ 世纪唐史中曾明确记载，“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
之弭药”。在以后的吐蕃文献中，“Ｍｉ■ａｇ”是指位于北方的一个王国，也
就是青海湖以东及东北的那个地区。到了最后，这个词终于演变成了对整个
西夏领土的称谓。在 １１ 世纪期间，青海湖的吐蕃人和于阗人在与宋朝宫廷的
书信往来中，就是以这个名字来称呼西夏的党项人的。到 １３、１４ 世纪时，“Ｍｉ－
■ａｇ”（汉文作“米纳古”或“米纳克”）这个词就与“河西”（蒙古语“Ｋｈａｓｈｉｎ”）
等同起来了，都被用来指称原来西夏的臣民和属地。在四川西部的地名和口
碑传说中出现的木雅和木纳，也属于“Ｍｉ－■ａｇ”的异称。总之，无论其来源
如何，“Ｍｉ－■ａｇ”是一个得到广泛应用的名称，而它的种族和地理属性迄今
还不十分清楚。②
党项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周边地区文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东亚
大陆具有支配地位的印度—吐蕃、汉、突厥—蒙古三种文化，对党项文化的
影响尤其重大。在公元 ４ 世纪到 ７ 世纪期间，青海湖地区处在吐谷浑鲜卑政
权的统治之下。这个鲜卑政权的缔造者吐谷浑是慕容部人，他在 ４ 世纪初年
率部从东北迁徙到了青海湖地区，并创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政权。吐谷浑
政权统治了羌人地区的腹地，在青海湖周围水草丰美的牧地上过着游牧生
活，而且与当地上层人物结成了联姻关系。到隋代时（５８１—６１８ 年），党项
人是作为吐谷浑属部宕昌和邓至的遗种出现在载籍中的。他们的最初出现是
在 ６ 世纪末叶，这个时间恰恰与突厥第一汗国的崩溃和唐朝的兴起同时，所
以说，党项的出现与当时的形势不无关系。到 ６２８—６３０ 年，唐朝军队击溃了
突厥人，粉碎了突厥与吐谷浑的联盟。此后不久，新兴的吐蕃政权的军队也
① 有关党项与羌语的关系，见＇700＇王静如：《西夏研究》，第 2 卷，第 275—288 页。关于党项名称的更详
尽的讨论和相关论点，见＇98＇邓如萍：《谁是党项人？党项的人种与种族特征》。
② 史泰安进行了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见＇474＇史泰安《弭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
开始从西南部进攻吐谷浑，并对党项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到 ６８０ 年，吐蕃人
取代早先吐谷浑在青海湖地区的地位，迫使众多的党项人逃离故土。
以上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民族迁徙活动，生活在唐朝西北部草原和边缘地
区的民族开始大批涌向东方，寻求自己的居地。其实早在 ５８４—５８５ 年时，就
有大批党项部落在其首领拓跋宁丛的率领下归顺当时隋朝的边疆当局，但是
他们并没有提出重新定居的要求。①６、７ 世纪时，党项社会是由“互不相统”
的部落或“姓”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构成的，部落或姓的区别（或排列），
以其各自能够召集的骑士数量为基准。据汉文文献记载，这时党项部落的主
要特点是“好为窃盗，常相陵劫，尤重复仇，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
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一次军事上的突发事件，就可能使他们团结
成为一个整体；否则，他们的相互间交往只限于“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
天”的习俗。半定居生活主要依靠羊、豕、牦牛、马、驴等家畜来维持，劫
掠在客观上增强了他们选择自治地位的兴趣，而这在促进独立政权产生的同
时，也束缚了它的发展。①西夏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党项拓跋部及其联盟
创建的。
从一开始，拓跋就是一个最有名的党项部族，与其他见于汉文史籍记载
的早期党项部族不同，拓跋氏毫无疑问是高贵的鲜卑姓氏，而且属于后魏皇
室所出的部族，在吐谷浑中也有姓拓跋的部族。基于以上事实，有些学者认
为党项拓跋部就是吐蕃化了的鲜卑上层，他们就像其先辈吐谷浑一样，统治
着大量的羌人。其实早在 １１ 世纪初期，第一位西夏皇帝就已经提出了这种解
释，他自称是源于后魏统治者的后裔。但是其他现代学者认为，号称与后魏
皇室有亲缘关系，不过是为了表明其统治集团合法地位的一种手段。②在中国
北方和内亚地区，拓跋这个名称显然曾经具有崇高的威望。
比较可信的，作为在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集团拓跋的情形是：最初与
吐谷浑结为联盟，然后摆脱吐蕃的统治，最终归附唐朝。到了西夏时期，又
重复了类似的模式：与契丹结为联盟，反对青唐（青海湖）吐蕃。尽管与内
地有过痛苦与长期不和的经历，但是党项始终与内地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主要是指经济上的密切关系。
① ＇564＇《隋书》，卷 83，第 1846 页。关于 6 至 8 世纪期间党项的出现，见＇148＇保罗？弗里德兰：《早期
党项史》。
① ＇564＇《隋书》，卷 83，第 1845 页；＇566＇《通典》，卷 190，第 10121 页。
②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 23—25 页评价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771＇吴天墀：《西夏史稿》，
第 2 — 4 页，第 8—10 页注＇3＇，主张鲜卑说。
归附唐朝和定居鄂尔多斯
在唐朝军队 ６２８ 年收复鄂尔多斯地区之后，在党项首领细封步赖的率领
下，党项人在 ６２８—６２９ 年掀起了归附唐朝的第一次浪潮。拓跋赤辞是一位强
硬的党项首领，他通过联姻，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结成了联盟。最初，拓跋
赤辞拒绝了唐朝的招诱，到 ６３５ 年吐谷浑统治者自缢之后，拓跋赤辞及其追
随者得到了唐朝的抚慰，他才非常勉强地归附了唐朝。６３１ 年，党项地区被
分作了 ３２ 个“羁縻”州，这些羁縻州属于唐朝新设立的松州都督府的管辖范
围。拓跋赤辞被任命为西戎州都督，而且唐朝还将皇室的李姓赐予了拓跋赤
辞，但是直到唐朝末年，党项人才接受了这个姓氏。其他党项首领也都被任
命为各自新设立的都督府、州的都督、剌史职务。这样一来，生息在青海湖
以东、黄河源头附近的河曲地区的大约 ３４ 万党项人就全都处在唐朝的统治之
下了。
大体与此同时，唐朝政权在鄂尔多斯地区安置了 １０ 万归附唐朝的东突厥
人，突厥人也被安置在按照原有的部落设立的羁縻府州之内。在 ７ 世纪期间，
唐朝一直在鄂尔多斯和陕西北部安置突厥残部，同时，这里也成了党项和吐
谷浑部族的居住地。
这时的吐谷浑政权已经衰落，６３８ 年，吐蕃开始了对吐谷浑的攻击。吐
蕃王国向东北方的扩张，对党项和其他生活在马背上的羌人部落形成了巨大
的压力。到 ６８０ 年，吐蕃政权就已经征服了所有羌人的领土。留下来的党项
人与其他种族的集团相互融合，被吐蕃人称为“弭药”（藏文“Ｍｉ－■ｎａｇ”；
吐蕃人将归附他们的吐谷浑人称作“Ａ－ｚｈａ”）。其他的党项部落在拓跋氏的
率领下，乞求唐朝当局允许他们放弃河曲地区水草丰美的故土，内徙唐朝。
移徙的党项人被安置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境内，并重新组织成了几个特别
设置的羁縻州。党项羁縻州归静边都督管辖，其实，静边都督就是由松州都
督移植而来的。
紧接着，在 ６９２ 年开始了党项人进入唐朝边疆地区的第二次移徙浪潮。
据记载，这次重新安置的党项人数量达 ２０ 万之多。这些人分别被安置在位于
鄂尔多斯南部的灵州与夏州之间新设置的 １０ 个羁縻州之内。①到 ７ 世纪末年，
在草原上兴起了强大的东突厥第二汗国，此后，他们对鄂尔多斯和山西北部
地区进行了多次掳掠活动。７２１—７２２ 年，正当唐朝与突厥达成协议，在朔方
大规模开设边市时，爆发了一场粟特人领导的、主要由已经归附唐朝的突厥
人发起的起义。这些突厥人早先被安置在灵、夏二州境内，他们的起义活动
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鄂尔多斯地区，历时一年多以后，唐朝才将这次起义镇
压下去。虽然有些党项人也参加了起义，但他们的大首领拓跋思泰采取了支
持唐朝军队的立场，并因此而得到了应得的奖赏。②拓跋思泰是拓跋赤辞的直
系后裔，当时担任静边都督。
唐朝政府曾努力重新安置居住在这里的突厥人，促使他们弃牧就农，这
次起义很可能就是因此而被激发起来的。不管怎么说，由于起义的失败，突
① 关于党项的迁徙和重新安置，见＇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 131—136、165—175、211、236
页及注释＇17＇；＇569＇《唐会要》，卷 98，第 1756 页；＇571＇《新唐书》，卷 221 上，第 6215—6216 页。
② ＇512＇崔瑞德：《玄宗》，《剑桥中国隋唐史》（上），第 435—436 页。＇386＇埃德温？G。普利布兰克：
《内蒙古的粟特居地》。＇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 212—216 页。
厥人和粟特人先前在鄂尔多斯地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大大削弱了，到 ７５５
年安禄山叛乱爆发时，党项人就已经成为在黄河以南、鄂尔多斯边缘地区占
据支配地位的民族。当东突厥第二汗国在 ７４４ 年崩溃后，草原的统治权过渡
到了突厥属部之一的回鹘人手中。此后，在草原南部、河西、鄂尔多斯以及
唐朝各地区之间进行的有利可图的马匹和家畜贸易中，回鹘人就成了与党项
人争夺控制权的主要对手。
在安禄山叛乱期间（７５５—７６３ 年）和随后吐蕃入侵唐朝西北地区时期，
部分党项人趁机掠夺边疆地区的汉族居民点，或是与突厥人和吐谷浑人一起
加入了当地叛乱行列。后来，这些反叛的党项人又和本地的突厥、吐谷浑加
入了吐蕃军队，或投到反叛唐朝的回鹘将军仆固怀恩的麾下（７６４—７６５ 年）。
吐蕃人曾越过陇右（今甘肃），试图占领唐朝的都城长安，其他一些主要居
住在灵州和夏州的党项部落采取了与吐蕃合作的态度，后来有些党项人转而
效忠于唐朝，而有些人则成了吐蕃入侵者的向导，接受吐蕃的官职和衔号，
并通过联姻与吐蕃形成联盟关系。
到 ７６５ 年，唐朝政府得以部分重建自己的权威，但是吐蕃在这时已经完
全占据了陇右（河西与甘肃东部）。唐朝政府计划将各个不同的党项部落以
及党项部落与吐蕃之间分离开来，根据这一计划，唐朝政府对四分五裂的鄂
尔多斯地区的人口重新进行了安置。与此同时，唐朝还采取紧急预防措施，
以割断吐蕃与鄂尔多斯部落居民间的商业联系。在这次重新安置的活动中，
静边州和夏州六府党项被移徙到了夏州以东、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的地
方。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也因为他对唐朝的忠诚，被派回
来抚绥并重新安置他的部落。①拓跋朝光很可能是拓跋赤辞的直系后裔。虽然
拓跋赤辞本人显然并没有得到静边都督这个职务，但是这一官职最终还是授
予了他所代表的拓跋家族。党项人的行政中心由庆州向北移到了银州，在创
建以夏州附近地区为基础的政权的过程中，拓跋部得到的新的官号也为他们
带来了荣耀。
在前吐蕃时期，有一批党项人残留在了庆州境内，其中主要为野利、把
利和破丑三个氏族，有一位叫拓跋乞梅的党项首领也留在庆州，但我们既找
不到他与拓跋朝光有关的材料，也不知道他与吐蕃有多深的关系。这样一来，
就导致了党项部落的重新组合，党项人被公开分为日后可能成为对立面的两
个不同的分支，当时将这两支党项人分别称作平夏部（在夏州）和东山部（在
庆州）。①
虽然有些党项人还在继续与吐蕃勾结，但是其他的党项人已经成了吐蕃
掠取牛羊活动的目标。盐州，由于其地处夏州之西，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