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辽夏宋金元史-第10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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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授予通常只有蒙古或色目人才能享有的军事头衔，他们也不必服役。虽然
最后张瑄被处死，朱清也死得极不体面，但这两个汉人商人的成功表明了蒙
古人在中国与他们在欧亚其他地域的统治一样，对那些为朝廷服务的商人是
给予重赏的。
除了民族、宗教、商业方面的上层以外，蒙古人对南宋原有的大地主也
是优待的。征服中国北方时对女真人及汉人所造成的经济上的混乱远远比征
服南宋时对南方大地主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事实上，江南作为税收基地的
重要性阻止了蒙古人进一步扰乱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秩序。因此，世袭制的
投下分地绝大多数都是在北方分封的。蒙古人充分认识到了江南对于整个中
国经济的重要性还表现在他们在忽必烈时期完成了对大运河的修建，大运河
是长江流域与首都大都之间极为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纽带。
在元朝的经济政策下，江南地主受益匪浅，其间惟一的例外，是忽必烈
的大臣吐蕃佛教信徒桑哥，于 １３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到 １２９１ 年曾发起一个运
动，追缴那些未曾上交的钱谷。桑哥刚被处死，他那很不得人心的经济政策
便被纠正，江南不用再被强征繁重的赋税了。所以，江南汉人地主可似被视
为经济上的上层，在元代他们总的来说是不受干扰的。①
蒙古人主要根据各种不同的职业对元代中国社会的人口进行了户籍分
类。②诸如民户、匠户、窑冶户这些从事生产的非上层的户籍主要由汉人和南
人组成，而蒙古人主要划分为军户、打捕户与站户。色目人一般划分为军户、
① ＇629＇《通制条格》，卷 2，14b－15a。关于元代中国的穆斯林，见＇427＇罗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
① 见＇513＇植松正：《元代初期对江南的控制》。
② 见＇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364＇大岛立子：《元代的匠户》；＇854＇萧启庆：《元代的儒户：
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
斡脱户、商贾户（不是所有的非汉族商人都是斡脱）和宗教户等。各种户籍
大多世代相承，在蒙古人看来，每一种户籍都是为国家服务的。依据民族成
分以及各类户籍职业对国家经济的相对重要性，由蒙古人决定是否给予免除
赋役或给予其他福利。
然而政府却对儒户给予生活费，免除劳役与从军义务，这似乎与蒙古人
的标准相矛盾。蒙古皇帝勉强同意了那些要求给儒户以优待的上疏，很可能
是为了抚慰这一比例很小但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人。１２７６ 年儒户仅有 ３８９０ 户，
蒙古人完全可以不要求这部分人承担对国家的某些义务。儒户的数量一直比
较低，主要原因是儒户并不世代相承，不够格的学者就有可能失去这一地位。
元代社会的最底层是各种奴隶。与中国以往各代相比，元代奴隶的数目
增加了。为解释这一现象，历史学家们深入研究了蒙古人成为征服者之前其
社会内部的发展状况。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倾向于将 １３ 世纪初的蒙古
社会描述成正经历着从奴隶所有制阶段向封建制早期阶段的转变（他们遵循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历史上所有的社会都必经这些社会经济阶段），但苏联
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却坚定地认为，蒙古人没有经过奴隶所有制而是直
接从氏族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①虽然这些争论与我们这里的讨论没有直接的
关系，但可以充分说明在叙述早期蒙古社会里奴隶的作用这一课题时历史学
家们所遇到的困难。１３ 世纪蒙古人确实占有奴隶，这些奴隶常常是战俘而不
是蒙古人，但是将奴隶占有说成是蒙古氏族游牧社会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就
不正确了。
在元代中国，奴隶对于蒙古兵士的经济具有特殊的重要性。②蒙古人在军
事征战中获取战俘，很多战俘成了奴隶，即驱口。驱口及其家属分配给兵士，
从事耕作，因为蒙古士兵们都厌恶自身从事农耕。很多驱口是汉人。到 １３、
１４ 世纪之交，相当多的驱口逃亡，导致蒙古军户破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从 １３ 世纪末开始，蒙古男人和女人也开始到印度和穆斯林国家做了奴隶。
虽然元代中国大多数奴隶是 １３ 世纪的战俘，但也有证据表明有元一代强
迫为奴及买卖奴隶的现象一直存在。有些人是在国内叛乱中被抓为奴，但也
有些人只是被强词夺理的官兵强逼为奴的。当时的人曾目睹大都存在奴隶市
场，痛惜人被当作牛马一样对待。然而对蒙古人来说，奴隶在概念上与所有
权（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是相连的。阑遗监的存在就可以表现出
这一点，无论是逃跑的奴隶、丢失的物品，还是无主的牲畜，毫无区别均归
阑遗监处理。
元代政府与社会既是中国过去的延续，又使中国过去中断。元朝的政治
制度与统治方式建立在蒙古、内亚和中国的先例上，要将各种因素区别开来
常常很难做到。蒙古人常常利用汉人的方式达到蒙古人自己的目的（例如，
利用汉族人的“荫”袭来维持民族特权）；他们也利用蒙古人的方式来达到
历史上任何一个中国土地上的王朝都力争达到的目标（如建立达鲁花赤这一
制度来监督当地政府）。
① 见＇841＇高文德：《蒙古奴隶制研究》；＇712＇卢明辉：《三十年来中国蒙古史研究概况》；关于苏联和蒙
古人民共和国对蒙古社会和元史的研究，见 ＇106＇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在《苏联对前现代化中国的研
究》中的“元代”部分。
② ＇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 21、29—30 页；＇100＇海老泽哲雄：《元代的契约》。日本学者
对元代中国的奴隶有很多研究成果。
蒙古统治上层的特殊需要使一些本不可能在蒙古人中出现的统治方法产
生了。研究元代中国的历史学家还在对蒙古统治的独特因素进行评价，或者
更确切地说，是对那些构成其统治方式的“非汉”的（实际存在的或可以领
悟到的）因素进行研究。对元代政治制度与社会实践进行识别、解释和评价，
可以为历史学家进一步确认蒙古统治时代的与众不同的特征。
第九章
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１２１５—１３６８ 年
中国历史中的蒙古时期
１２６０ 年忽必烈取得了蒙古帝国最高统治者大汗（更恰当地说是可汗）的
称号，到 １２７１ 年年底他更进一步，宣称从新的一年起，将国号改为“大元”。
他这样做是听取了汉人和汉化了的非汉人谋士的建议，新国号运用了谋士们
提供的中国历代所惯用的隐喻。他们采取这样的国号是为了将外族征服王朝
纳入中原治国的传统中来，以体现出他所宣称的仁政是以他的中国臣民及其
文化传统为目标的。①这样就有了一个恰当的幌子，但又毫不掩饰蒙古人入主
中原以扩充自身并巩固他们的比中国还要广阔的军事帝国这样一个事实。他
们处于这样的压力之下：一定要保持自己在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优势，以便剥
削和利用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国家的资源。早从 １２１５ 年成吉思汗攻打女
真金朝起直至 １３６８ 年蒙古人被赶出中国，在这 １５０ 年当中，蒙古人成功地运
用了灵活的手段。忽必烈汗 １２７２ 年采用中国传统的国号这一举动，标志着蒙
古人在政府模式上开始大受汉族的影响。长久而辉煌的忽必烈朝，也标志着
元朝统治方式最充分的正规化。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对于那些企图把蒙古人
的统治与它的根源——草原传统和蒙古帝国的规范标准，这是蒙古人从完全
不同的历史体验中得来的——割裂开来的汉式“指导”，忽必烈是不一定都
接受的。
然而，从那时起，中国人却将蒙古统治当作符合他们政治传统的一个正
统王朝接受下来。虽然现在有充分证据说明那一个半世纪构成了中国社会历
史的一个时代，而中国人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还必须毫不含糊地
认清这样的事实：在那个阶段中国社会的管理确实是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
化。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变化对元代社会历史产生的效应，我们还必须努力
对元以后的历史所受到的影响作出评价。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不管怎样，持
续性是主流。１２４０ 年蒙古人摧毁了基辅，不久钦察汗国又占领了斡罗斯公
国，一直到 １４８０ 年占领才结束。历史学家们在叙述俄罗斯历史时，指出这导
致了俄罗斯历史的根本性变化和转向，①而在中国历史中，我们却看不到这种
根本性的转变。在东亚，蒙古人的征服终止了一些民族的历史，改变了另一
些民族的历史，同时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民族，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蒙古民族自
１２１５ 年至 １２３４ 年蒙古人取胜的早期年月里，他们摧毁了其领土大部分
在中国北方边疆的女真人与党项人的国家，这两个民族的成员大量流散或实
① 改建国号诏书的译文及改建国号意义的讨论，见＇275＇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的前言，第 3—21
页。
① ＇165＇查理斯？J。哈柏林在《钦察汗国与俄罗斯：蒙古对俄罗斯中世纪史的影响》一书中，没有提出这里
所说的俄罗斯“历史的根本性变化和转向”的说法，不过是强调了由“蒙古影响”促成的文化延续及对俄
罗斯社会的有益推动。俄国史学家始终否定蒙古在俄罗斯的统治起过好的作用，哈柏林意在纠正这种观点。
相反，中国史学家尽管对其亦持批判态度，但并不强调外来统治对中国的破坏，而是强调文化的延续性，
不过这种延续性是因为对中国文化输入了“积极”的因素，而不是外族影响。
际上消失了。对汉人的征服则不存在类似的现象。早期征服战争中的那种一
味的屠杀不再常见，无论如何，再对付如此的大乱时，其屠杀的规模可能已
不再那么大了。１３ 世纪 ４０ 年代以后蒙古人的征服方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
变。这以后的蒙古征服者蒙哥（１２５—１２５９ 年在位）和忽必烈（１２６０—１２９４
年在位），与他们那可畏的尚武前辈们相比，更能从蒙古国家的利益出发，
有目的地、有成效地对待他们的定居臣民，而中国就是在这一时期归并到蒙
古大帝国中的。他们的政策也较好地适应了被征服民族的利益，在一定程度
上，这种利益的一致起到了作用。这样说并不是否认那些随后发生的与中国
正常秩序不合的灾难性的偏离，但是中国人最终感受到，在蒙古人这种前所
未有的对古老文明进行征服所带来的灾难中，他们生存下来而且胜利了。
除外界强加的危机以及汉人对危机的适应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些论据
有力地说明元朝正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中国文明中的
一些基本的变化，特别是在组织政府与治国方略方面，在那个时代的末期已
经显现出来。这可以看作是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发展趋势已经达到了它的顶
点，而蒙古统治这一特殊条件更增强了这种趋势。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考
虑到破坏性的变化，以及汉人对外族统治带来的所有这些新因素所做出的不
同反应。这里采用的观点是后者，一系列直接由蒙古统治产生的情况，可解
释政治史与社会史的许多问题。从较大范围的社会生活去罗列证据要比仅从
政治领域做起来困难得多。本章旨在提出一些在今天历史学家们看来对研究
元代有意义、有重要性的社会史方面的问题。
元代中国的人口
一些有关元代社会的最基本的事实目前尚无定论，仍在讨论研究中。最
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还无法确定中国人口的数字及其分布。本章后一部分将
说明，为了社会管理这一目标，元政府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政府都更重视
对其属民按地位与职业进行分类统计。但是，户口、人口实际统计数字并没
有像其他中原王朝那样与财政制度直接挂钩；而且元朝负责人口、赋税、土
地登记的行政系统并不十分有效。因此，这些数据的可靠性是很值得怀疑的。
历史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忽必烈朝晚期 １２９０ 年的那次统计，是元代历次统计
中最可靠的。按照《元史》的说法，①在籍的有 １３１９ 万户，计 ５８８３４７１１ 人（见
地图 ３７）。
但是历史学家们指出，这里既没有包括新征服的云南行省，也不包括一
些分散在边疆地区的州县级行政单位以及住在山区、沼泽和其他边远地区的
人口，另外，有几个较大的类别，如僧道、兵士和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