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5年第09期-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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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是说，宝钗坚守此岸意识，踩着坚实的土地，承认世俗生活的重要意义。在这一点上，她既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又有别于儒家男性文化传统。儒家思想强调现实的世俗生活的意义，在活着中追求生命的意义，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自我价值的确定需要他人评价的强调。而且儒家的世俗生活中，更多的是男性的入世视角和行为规范。世俗生活不同于日常生活，虽然活生生的人和人际关系都是两者的主要内容，但世俗生活注重得到社会的认同、功名利禄等，也就是宝玉所厌恶的那些男性社会目标，而日常生活直接与人的生存需要联系在一起。儒家在理论上强调家庭、夫妇、人伦的意义，这显示出男性喜欢将生活中自然而然的关系理论化、神圣化的一贯做法，而且热心世俗生活并不表示他们关注日常生活，居家中的琐碎一面是他们不愿意去想、去做的。谁能想象贾政如此标准的封建家长会关心宝玉的饮食起居？一般的知识分子要么将日常生活崇高化，倡导一种行为艺术，要么将日常生活自然化，鄙视其庸常性，甚至干脆以拒绝日常生活的激进态度来获得人生的意义。传统男女的使命的差异影响着一般知识分子的兴趣：“男性的思想是飞腾的。它会发见无垠的天际，但是空无实质的。它把‘辞句的草杆当作事实的谷子’。女人的思想老是脚踏实地的：它每天早上都是走的同样的路，即是女人有时答应和丈夫一起到空中去绕个圈子，她也要带一本小说，以便在高处也可找到人类，情操，和多少温情。”⑥作为女性，宝钗缺乏一般知识分子的清高劲儿，而是将日常生活作为一种严肃的事情对待。日常生活固然有其平庸、琐碎的一面，人们常把经营日常生活的人视为缺乏理想的人，我们的文学和文化也一直以超越日常生活作为目标，以更崇高、悲壮的具有浪漫主义的情怀来映衬日常生活的猥琐性，但是，人们往往在很多时候不得不停下其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去填饱肚子，不得不向日常生活妥协去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人们在天空中飞翔累了，不得不向大地投降。大地才是我们的最终处所。
在一些具体细微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乌托邦式的无能和日常生活化的灵活。当别人在为某些事情而伤心或喜悦时，宝钗马上会想到自己该做些什么，她的思想总是走在感情的前面，她的反应往往都十分得体。同样是为宝玉挨打伤心，宝钗不是哭得天昏地暗，无计可施，而是镇静地将自家药物拿来，详细讲解其用法，临走时不忘告诉袭人：“不必惊动老太太，太太众人，倘或吹到老爷耳朵里，虽然彼时不怎么样，将来对景，终是要吃亏的。”而黛玉前来探视时，只知道哭，将眼睛都哭成了红桃子，并无其它办法可想。性灵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隔阂，黛玉可以给人带来情感的剧烈震荡，却无助于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自相矛盾的东西，一会儿说“食色，性也”，一会儿说“君子远庖厨”，一会儿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显示出文化创造者们——士大夫的立场的游移不定，从而显示出其作伪的人格。士大夫（知识分子）向往的是基本生存条件得到保障之下的心灵绝对自由的境界，像孔子称赞得意门生颜回的：“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但是，如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隐逸者实在太少了，大多数人即使炫耀自己的学识也是需要物质的。美国作家梭罗算是奇人，他厌恶现代文明，一个人跑到瓦尔登湖边居住，却也要定期返回城镇去添加啤酒和面包。宝玉倘若不是生在大富大贵之家，他如何能够表现出“红袖添香”的精雅生活情趣？黛玉葬花也是需要精致的花锄和锦囊做道具的。同样是卧病在床，黛玉的病让人爱怜，有一种古典的病态美，而被赶回民间的晴雯的病，却是让人心酸，乏美可言。那些专注于灵性发展的公子小姐，预先便有了充分的物为基础，倘若缺乏祖辈、父辈所提供的“荫庇”，他们的灵性又如何能得到长足发展呢？
宝玉、黛玉具有典型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人文气质，注重对自我生存意义与价值的纯粹思考，期求自己的精神有所超越与拯救。“人文精神由于其所具有的精神乌托邦性质，实际属于一种否定的、反思的话语，而非肯定的、建构的话语……它并不为时代提供正面的建设性蓝图或体系化的清晰话语，它只是以自己的独特角度审视着世界，以超越的立场实现对社会的批评”。⑦这种判断和表述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相反方向的精神运动：
一方面的精神指向是梦幻，是精神乌托邦。黛玉、宝玉对日常生活的拒绝，使他们的理想缺乏现实的土壤，使他们变成梦想家、“梦游诗人”。他们谈情说爱，率性而为，吟诗作赋，发泄情绪，没有既定的人生目标，没有传统的行为规范，因而其思想具有较大的自由性、破坏性，可以对当下生活状态和现存社会制度提出大胆的质疑。他们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每一方面都显示出其片面性来。宝黛式的人文理想虽具有强烈的精神启迪作用，有助于人们反思现实和改造社会，但这种思想毕竟是抽象的，“辛酸的”的，甚至是“荒唐”的，不能以一种切实可行的形式去指引人们行动，不能导引出男女主人公的幸福结局。拒绝与现实合作，拒绝有所改善，精神乌托邦注定是难以在现实中实现的。宝玉想方设法地逃避读书，逃避他必须承担的家族重担，也就是拒绝长大，欲以各种“荒唐”的方式挽留住即将逝去的童年时代。当代著名诗人顾城也一样拒绝长大，去构筑他的女儿国和童话世界，其结果是杀妻、自杀，“激流岛之梦”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宣告破灭。
另一方面的精神指向是世俗，是此在性实存。宝钗从社会传统中继承了一种相夫教子、举案齐眉的文化规范和人生目标，“兰桂齐芳”、“凤冠霞帔”的事情只可能发生在她的身上，其缺憾在于其聪明才智被固执地限定于日常生活的经营，她以实用原则来衡量事物的意义与价值，体现出人们常说的工具理性精神，也就远离了人类可贵的批判精神、审美精神。从辩证法的角度上说，事物的矛盾被消解了，生活一片和谐，世界也就没有了前进的动力。宝钗关注的是“此岸”、“此在”，是当前的或者稍远的现实利益，它们都指向了物质层面，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较低层次的情感和精神要求，不免陷入因循守旧、缺乏生机的文化怪圈和历史泥潭。这也是曹雪芹痛感必须反思与超越的。
这两个相反方向的精神运动代表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两个极端，一个是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高蹈，在天空中翱翔得太久，不幸折羽而坠落地面，一个是不免走向媚俗，将脚紧紧踩在大地上，缺乏必要的宇宙意识和彼岸意识。宝玉对黛玉、宝钗的取舍也正是对理想精神和日常生活的取舍。在此意义上，红学界长期以来所谓“钗黛合一”的说法，似乎正是表现了她们的思想相互结合后的一种完美状态，“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我想人们长期以来期盼“钗黛合一”的良好愿望如果实现了的话，那么钗黛各自如此极端的命运就可避免了，儒家所倡导的“中和之美”、“天人合一”的梦想就成真了。
注解：
①张曙光：《生存哲学》第4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美＇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32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③＇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39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④唐富龄：《瞬间与永恒——四论的悲剧意识》，《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1期。
⑤杨兴华：《汉儒诗学的人性关怀》，《文艺报》“理论与争鸣”版，2004年12月30日。
⑥＇法＇莫罗阿著，傅雷译：《人生五大问题》22页，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
⑦许纪霖：《寻找意义》第23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