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自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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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按躺下都隐隐约约地有所知觉，然而无法开口说话。又过了一小时后，于午夜12时，我终于能开口说话，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但是，即使是到了次日，依然有神灵附体的感觉。那天的升段大赛只好因“病”而“不战败”。
嗣后，我将精神贯注一统，向神祈告昨夜的事情究竟为何？于是，即刻在我心中听到了这样一个声音——“回天津！回天津！”
记得这次发作的数日前，天津的二哥吴炎给我寄来了当地发行的报纸《庸报》。那个报社的社长是一位红会的信徒，报纸每期都有他撰写的一篇有关红会的专栏论述。我读了报上的论述后非常感动，对红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将此事如实讲给望月先生，并递交了秋季升段大赛“休场报告”后，决定立即出发去天津。对濑越先生，我只说是回去祭扫家父之墓。不过先生觉得，在如此重要的升段大赛中途去扫墓，岂不怪哉？
放心不下的濑越先生便去望月先生那里询问，当我出发后不久，先生也了解了真相。我递交了升段大赛“休场报告”后，只身肩着背囊，除了带上三等舱的船票钱外，轻装简从地由神户上了船。三等舱位于船底，我从那昏暗的船底逃了出来，在甲板上让海风吹拂身体，久久眺望那无边的大海。举目无亲、身无半文的我，究竟为何而去？就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我毫不迷惘，更不怯懦。因为有一种信念在强烈地打动着我——神在身边保佑着我！
入红会
船到天津的塘沽港，二哥吴炎前来接我。说是母亲十分担心，早已给他去了电报。我决定先到哥哥住的南开大学宿舍打搅几天。到了宿舍，安顿下来，我便立即委托哥哥设法将《庸报》社长李先生介绍给我。当时，二哥边在大学读书，边在庸报社做零工。
据说李社长是个虔诚的红信徒，一切新闻报导都放任让记者们去干，他只在自己的专栏里每天撰写有关红会的解说或一些活动的报导。
我向李社长恳求尽早赐教红会教义，李先生愉快地答应了。从那天后，为了在李社长那里聆听教诲，我每日都去庸报社。
可是，当时南开大学是抗日民族运动开展最热烈的地方。何况我来自敌国日本，仅此一点就会遭白眼，若不是与二哥一起形影不离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围攻与殴打。
在这种处境下过了一周左右，我便离开大学宿舍，决定去烦扰二哥的朋友家。
这样，我于昭和十年、二十一岁时在天津入了红会。并迄今始终一贯地信仰红会，现在，我已是日本红干会的元老会员，并得赐道名为吴碟灵。
经常遇有各种各样的人请求我将红会的宗旨简单说明一下。然而，事情并非那样容易。若是勉强地作潦草解释，容易招致误解。无论怎样通俗易懂地来阐述，也要写成厚厚的一本。但我还是想斗胆一一试，将红会在此扼要介绍一下：
红十会布教之目的，在于领悟“解救他人，同时即解救自己”之真谛。大家都要互相帮助，从地球上消灭无益之争，实现世界和平，让人类得到解放。红会认为：综观一切宗教的本源，存在着宇宙之神——“至圣先天老祖”。那稣、释迦、穆罕默德、孔子、老子等，都是为了救济人类而受至圣先天老祖派遣的圣人。世界上的五大宗教，追根溯源，都是同根同生的，根据对世界五大宗教宗旨的研究，可以寻到那个本源，红会的真正目的，在于打破宗教界里的所有排他性，所以，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应该在同根同源的悟性上联合起来，从地球上消除各种无益之争，进而救济人类。正因为如此，红会不存在“开山教祖”，无论哪种宗教的信徒都可以信仰和加入此教。
书归正传，那时，我每天从热情相待的二哥的朋友家出来，到庸报社就一头扎进社长室，洗耳恭听李先生的教诲。
然后去道院，从晚十点半开始打坐。为此，我和李先生二人每日形影不离地往来于道院。盘腿打坐乃修行之一。为何要在那个时辰进行？因那正值日夜变换时刻，也正是阴阳交替的时候。所以认为此刻的修行最有效果。
有时我于10时前到达，有机会常和道院的干部们闲谈，或听讲有关红会的事情。坐禅一结束，归程中再到报社歇歇脚，吃点稀饭后回家。回到二哥的朋友家时，每次都是夜里近12时左右。虽然如此晚归，但寄宿家的伯母也曾是个道教信徒，见我千里迢迢热忱求教，每次都和蔼可亲地开门迎候。
当时的红 会非常严格，要想成为“修方”（正式的道院信徒），条件是必须有六位干部会员的介绍，并且要有百日以上的修行，我挚意成为修方，得到了六位干部介绍，为达到百日修行，每日往来于道院。
天津一到十一月，叶落秋深，寒气袭人，身上亟需外套一件。可是，我赤手只身离开日本，并未带外套。不过，那时天津住着一位曾是旧军阀、后又从政界引退了的人，名叫藩复，他叫人给我做了件漂亮的大衣，真是雪中送炭。
藩复先生引退后成为道教的信徒，当时他一家三十人住在天津，共有佣人六十人伺候他们的生活。过去有钱有势的家庭，佣人必须是家族人数的两倍，此乃一般常识。
在藩复先生家里，时常有围棋迷们云集一处开棋会。我有幸得到他的知遇，便是从应邀参加棋会开始的。总之，在天津，藩复先生作为我最善良的理解者给我以慷慨援助。
在中国，一般军阀等政治家引退后，走向信仰之路的人很多。就在我客居天津之时，听说孙传芳这位军阀政治家引退后也信了佛教。有一次他步出寺庙时，遭到一位二十岁左右女子的枪杀。孙传芳遇刺事件，原因只是那位小姐为报杀父之仇而已。
再说我虔诚地进入百日修行之后，约莫过了一个月左右，开始接连几次收到濑越先生发来的电报——“速归！”原来日本方面觉得我孑然一身远在千里，应该早些回返。
由于催我回东京的电报频传，我沉不住气只好请求将修行缩短为六十天。后来，六十天修行一完我就成为修方，拜得到“北极真经”一部，嗣后于十一月中旬，乘上了回日本的船。到达日本后，我打算在回东京的途中先去位于京都绫部的大本教本部拜访一次，希望能见到出口王仁三郎先生。为此，事先曾得到大本教天津支部的干部为我写的介绍信。可是，船一到下关，便接到濑越先生发来的“速回东京”的电报。接着又有通知说，十五日将在广岛举行棋会。我盘算着，那个棋会结束后，返程时再去大本教拜访亦不为迟。于是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东京。
非常遗憾，我最终也未能实现得见大本教的出口王仁三郎先生。就在那个月的十日，我回到东京后不久，大本教遭到了大搜捕。大本教的干部全部被捕人狱，大本教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毫无疑问，风云突变的战争前夕，社会陷入了连宗教活动也没有自由的黑暗时代。
富士见疗养所
回到日本，我再次一头扎进对局之中，每天一局接一局地应接不暇。
升为六段后，限用时间为十二小时的对局骤然增多，而且几乎都是两日制对局。两日制的第一天可以尽早封盘暂停，所以，第二天几乎都是昼夜拼杀。
木谷实最喜欢夜战，他在对局中，白天慢条斯理，一到夜间便猛地一下鼓起干劲，不战个通宵达旦决不收兵。我想，夜间也许情绪沉稳，可使注意力更加集中。怪不得后来我与他在镰仓进行“擂争十盘棋”的时候，他从白天起就要求将套窗关紧、点着电灯对局。那时，对局开始的时间早已事先走死，但午休可以自由地使用时间，和木谷实对局时，常常是第二天彻夜激战也不能终局，实际上一直是续战到第三天下午四时左右才见分晓。
因为我体弱无力，连续不断的日夜激战，实在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可是，当时的新闻棋战大部采用的擂台赛的形式，因此，越是获胜，对局就越是增加。特别是昭和十一年（1936年）夏天，在七、八两个月里，我不得不连续下了二日制的十七局，十七局可以说是每周平均两局。那时一局的艰辛，可以与当今两局相比。所以，局后只能休息一天，尔后又有对局恭候。这样，每周必有两天通宵达旦的搏斗。何况那时正值三伏盛夏，冷气设备还未诞生。
据说林海峰九段一般在比赛场合也是每下一局体重减轻三公斤，而且需要三天才能复元。因我生来就很瘦弱，一次不可能减轻三公斤的。即使是这样，一局熬下来也要掉
一公斤以上的肉。但是在体重尚未恢复之际，又必须一头扎进下一局的拼杀中去，到最后，竟瘦到再无多余的肉可减的地步，顶多只有四十公斤了。
我在新闻四社联合举办的擂台战中，曾力拔十二将，可惜遇到第十三人前田陈尔的那一局时，连看一眼棋石都感到恶心，结果以二目之差败北。
到了九月，身体疲备不堪，一副病态，每天夜里发低烧。于是赶紧到神田骏河台的杏云堂医院去检查，结果才知道患了“肺浸润”。肺浸润在今天属于肺结核的一种。我小时候曾患过此病，这次是自然痊愈后的再次复发。
我这副病态根本无法下棋了。只得在秋季升段大赛时“休场”，于家中静养，母亲和濑越先生尤其焦虑，用不知从何处打听到的各种各样的疗法来劝我医治。
三个月过去后，血沉由最初的每小时二十毫米恢复到十一、二毫米，每天仍然发烧，但不很高，37．5度左右。看来似乎有好转。
病情虽然不再趋向恶化，却总也不见明显的好转。这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到何时才能参加角逐，似乎一时难以指望。于是，当时担任日本棋院理事长的古岛一雄先生便积
极劝我住院治疗。
古岛先生曾担任过《万朝报》的主编，是绪方竹虎先生的前辈。古岛先生在信州的富士见高原有一座别墅，他与有名的结核病疗养所…富士见疗养所的院长正木先生交
谊深厚。
正木先生除了本职为医生外，还是个小说作家，笔名“不如丘”。丘即指孔子，不如丘即自愧弗如孔子的意思。“事到如今，还是多花些时间彻底治疗一下为好！”古岛
先生这样说，劝我去富士见疗养所住院。我曾几次应邀拜访过古岛先生的那座别墅，早就看上了富士见高原的景色，于是欣然同意。古岛先生就我住院之事当即委托正木先生，正木先生也愉快地表示接受，结果，我幸运地免费住院疗养，于昭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前往富士见疗养所。
人人皆知，富士见高原在日本的高原中空气最清净，对结核病的疗养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据正木先生说，他在全国巡查一遍之后，得出富士见高原为最佳疗养地区的结论
后，才下决心在那里修建疗养所的。富士见疗养所还因为在久米正雄的小说《来自月亮的使者》中作为写作背景而十分有名。
住院的第一天就有人向我宣布：“安静第一”，“最初的两个月里必须进入全天卧床静养状态”，并且还被警告，“说话多了也不好！”
与今日相比，那时治疗结核的特效药一无所有。即使有也不过是防止食欲减退的消化剂等等。说起治疗方法，完全是依靠安静和高原的清净空气，让肺部被结核菌侵蚀
为空洞的地方，由滋生出来的膜儿像一堵混凝土的围墙那样将其包裹住，从而达到慢慢愈合的目的。
绝对安静的状态对一般健康的人可谓寂寞难熬之事；然而对我来讲，好不容易才从残酷的胜负世界中逃脱出来，难得能如此享受清闲的宝贵时光，因此，我毫无苦感。
我请人帮助安装了一个撑书器，大部分的安静时间都在读书中度过。那个撑书器使用方便，只要是头扭转的范围内，无论哪个位置上都可以撑起书来，自由自在地躺着阅
读。阅读的一页，可用撑书器上的金属夹子夹住，只要挪动一下夹子，就可继续翻开下一页。
住院时，我将幼时读过的书，从四书五经开始，到王阳明、程子、中江藤树、本居宜长等有关儒学、国家的书都细细地读了一遍：以红教的论述为主的书也读了许多。吕祖全书等也是那个时期读的。
住院前夕，久原先生送给我一本生长家出版的《生命的真相》，劝我读一读。带着此书，一进疗养所的大门就开始阅读，谁知里面尽是记载依靠信心来治病等经验之谈。有一天，正木先生来查房，见我正在读此书，“读那样的书，能治病吗？”先生一间，我无言对答，慌忙将书合上，藏起不读了。记得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