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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

蒋介石评传 作者:李敖、汪荣祖-第32部分

小说: 蒋介石评传 作者:李敖、汪荣祖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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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西斯特务组织不仅帮助蒋介石巩固权力,而且提供了不少方便,包括在军事作战时,扮演间谍的角色,偷看敌人的底牌。所谓偷看底牌,就是偷译对方的密码。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书中透露,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 O年间内战时,桂系方面的密码,都被蒋介石方面推译出来。正由于偷译对方密码的成功,更予蒋以“料敌如神”、“天纵英明”的形象。    
    据情报局秘密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民国二十二年三月,胡宗南将军介绍一位擅长无线电通讯的魏大铭给戴先生,乃即着手从人才的吸收训练、电机的研究制造,与内外通讯网的建立各方面,迅谋发展。”其实在魏大铭以前,蒋介石就在这方面坐享其利了。据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回忆:    
    民国十八年交通部国际电讯局长温毓庆博士,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务支持,研破了桂系的上海秘密电台 XHFA的密电,情报为蒋总司令所用,及继续扩展及于冯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情报而赢得中原大战,石友三、唐生智等叛变诸役,几次解救蒋总司令于危难之中,极有贡献。此种密电情报,当时由林蔚文将军经手,呈转处理,用后即毁,不存档案,了无痕迹,后来侍从室即循此规例,故知者极少而识者几无,人但知蒋委员长之神机妙算,而不知其另有密电情报。(页四十九)    
    蔡孟坚也于《八十谈奇》中谈到,中原大战时以时迁手段,偷得鹿钟麟总部新颁的密电本,以陈立夫名义送交总部机要室,大收战果,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深予嘉勉”。特务之功大矣哉!蒋介石焉得不重视特务?    
    蒋介石北伐到江西时,身边已有一大批侍从秘书、副官卫士等等。他原本用人惟亲,而这些人更是亲上加亲,如第一个担任侍从秘书的毛庆祥,乃溪口世交毛颖甫的儿子;另一个侍从秘书汪日章,排起行来,乃蒋介石的表兄弟;再一个侍从秘书俞国华,乃蒋介石少年同窗莫逆之子。俞国华的助手周宏涛,则是蒋介石密友的孙子。为蒋介石监印的姜辅成,由蒋介石同乡、交易所旧友应梦卿介绍,另一个监印官沈绍洙,也是奉化人。亲戚关系、密友关系、浙江人、黄埔以及后来的中央政治学校出身,成为蒋介石周围亲信选择的标准,也是他权力中心的一块基石。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大搞特务 4

    一九三二年,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决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设立南昌行营,指挥剿共,一手包办党政军大事,乃扩大侍从秘书、副官以及侍卫人员的编制,组织侍从室,犹如清朝雍正皇帝的军机处。到一九三六年一月,正式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下设两个处,钱大钧任侍一处主任掌军事,辖总务、参谋、警卫三组。陈布雷为侍二处主任,掌政治与党务,辖政治党务和侍从秘书两组。侍从秘书的名义时而授予党政简任以上人员,以备咨询或外调,犹如旧皇朝的翰林院。至于警卫已不是一排或一连,而是大队,同时配有便衣侍卫,由侍卫长统一调度。侍从室的权力自然而然地凌驾政府各部门之上,举凡国民党全会、中执会、中央委员会,也都成了独裁者的橡皮图章,其显赫似犹超过清朝的军机处。一九三O年的蒋介石,显然已具有皇帝的架势,只是他皇命所及的疆域,仍然无法涵盖全中国耳。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也是五省联军总司令 1

    蒋介石先后打败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阎锡山等国民党军头,以为天下一统,可以一人治天下。然而他的伎俩不过是师承孙中山的“联甲倒乙”,只是在“分化收买”上青出于蓝而已。结果搞掉张三,来了李四,天下并没有一统。张学良既进关决定中原大战,解决阎、冯,华北与东北也就俱在东北军影响之下。蒋介石既利用陈济棠、陈铭枢弄走李济深,广东也就是两陈的天下。其他各地大小新旧军阀以及地方红军,亦莫不在内战中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是以蒋介石花了好大的力气、中国人生命财产受到好大的损失、国家元气受到好大的伤害,而他统一的天下,实际上仍然不过是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省。他名为国府主席,事实上无异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凑巧的是,蒋介石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正是在孙传芳督军衙门旧址上扩建而成的。    
    青年党史家沈云龙说,蒋介石打赢中原大战,扩大会议失败后,“大度宽容”地接纳了“太原约法”,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但为胡汉民所激烈反对,以是发生(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的汤山事件,引起另一党内重大政潮。”(氏著《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页二八二至二八三)但是蒋要召开国民会议,并非为了民主,更与“大度”无关。胡汉民反对亦非反民主,而是洞悉蒋介石的心术,知其于大胜之余,欲借约法召开国民大会,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独揽军政党大权。胡氏素主党治,以党领军,当年竭力支持蒋开编遣会议,目的即在于此,而今蒋大倡“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以军事强人一旦成为独裁之总统,党无疑将沦为独裁者之工具,实非心甘情愿。    
    《陈布雷回忆录》一九三一年条记道:    
    二月二十八日,胡展堂先生以政见关系(反对训政期约法及国民会议),辞立法院院长职,屏居汤山,继迁入城内黄龙巷暂住,此事几引起政潮,党外人士尤资为讥刺口实,余在京目睹其事,深为本党前途忧之。(页八十三)    
    胡汉民(字展堂)因政见关系辞职,何至于引起政潮,为党外讥刺?更令陈布雷忧虑国民党的前途?斯乃陈布雷讳而不隐的笔法,其实大有文章。    
    其实胡并不反对召开国民会议,而是坚决反对在训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定约法以选举包揽党政军大权的总统,且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在法律程序上杯葛,坚不相让,因此触蒋之怒。而胡在党中声望之高,亦遭蒋氏之忌。中原大战胜利之前,蒋尚需胡的合作与支持;既胜之后,已到鸟尽弓藏的时候。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晚上,蒋介石在司令部邀胡汉民夜宴,结果是另一个鸿门宴,但是没有刘邦溜走的运气,而遭拘留。目击者之一邵元冲,留下当日的日记,记之颇详:    
    七时应介石邀全体中央委员晚餐之召,赴总司令部。八时顷,同人景集,展堂至,介石独令高秘长凌百、吴警厅长思豫招待之于别堂。旋介石出一致展堂函示诸同人,中历陈展操纵党权,把持立法院,抗言国民会议不应讨论约法等罪过,累累十九页,由介石签名,且有亲添注之处,列座传阅一过,皆噤不作一言。介石并谓此函已与展堂阅过,并欲余往征展堂之意。展谓“中所列举,乃悉无故实,余二载以来以维持中枢,始终黾勉支持,若同人中犹有不满因而毁谤者,余亦唯有自行引退,然是非不可诬也”等语,余乃出。旋由介石与同人会餐,并力陈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吴、李、蔡、叶、戴诸君皆附其说,十时顷散。是夕,展堂止宿于总司令部介石宅中。(见《邵元冲日记》,页七一O至七一一)    
    所谓宿于总司令部,实即被拘留在司令部,不准回家。邵所记与胡自述(参阅《胡汉民自传续编》,载《近代史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二期)若合符节。翌日,蒋介石在国府宣布已失去自由的胡汉民,辞去本兼各职,并嘱邵元冲与侍卫长王世和,将胡押送至汤山俱乐部幽居。邵虽是蒋的亲信,但于囚胡一事,一开始即不以为然,未必明告介石,至少露之于私下的日记,且时时“赴汤山访展堂”。三月八日,又由邵元冲偕同首都警察厅厅长吴思豫与戴季陶,赴汤山把胡汉民接回城内双龙巷寓次软禁。三月二十日,首都警察厅厅长又杜绝双龙巷内之交通,不许汽车通过,而且警察每天要去察看胡氏一次。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时,邵元冲、张默君夫妇前往双龙巷看望胡氏,守卫者不许张默君登楼,只准邵元冲一人入内。到四月二十五日,连邵元冲都被挡驾,令他“意极烦闷”,然亦无可奈何。翌日,蒋介石还特别告邵,不要与胡往来,令邵忍不住借读《刘子政新序》,在日记中发牢骚,有谓:“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为谋、辨者不为使、勇者不为斗,知君之不可侮其臣。”(《邵元冲日记》,页七一一、七一四、七一七、七一八、七二六至七二七、七二九)胡汉民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师长辈,古之皇帝犹不侮其臣,而蒋侮胡至此,更何况胡为蒋抬了两年的轿子,难怪连邵元冲都有“世道衰熄”之叹!不过,邵元冲还是照做蒋的国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也是五省联军总司令 2

    胡汉民突然辞职,并未圆蒋之总统梦,反而“引起谣诼”,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执会,遂于三月八日通电“辟谣”,但欲盖弥彰,罩不住国民党大老胡汉民被囚禁的事实。汪精卫于三月十四日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中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蔡德金《汪精卫评传》,页一九○)四月三十日,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更与监察委员邓泽如、萧佛成、林森联名发表“弹劾蒋中正电”,指“蒋氏猜忌为心,阴险成性,总理以其长军旅,畀以练兵之任,未及期年,总理逝世,迭乘时变,窃夺军权,浸而盘踞中枢,把持国柄,潜植羽翼,威胁老成。诸同志仰总理之遗志,急国家之危难,庆其才勇,降心相从。乃濒年以来,不知敛抑,肆虐愈深,为祸滋甚。”接着列举四大罪状,其一,蒋氏以孙中山的继任人自命,而以国民党为其私有,以至于“厚诬总理,蔑视党员”;其二,蒋氏让中共坐大,“士卒疲于奔命,贼焰至今为烈”;其三,蒋氏不守党纪,怂恿小人如陈果夫等,到处活动,“暴戾恣肆,压迫人民”;其四,蒋氏让亲戚宋子文,由一“穷措大”变成大富翁,“等于王侯”,主管财政“已逾六载,所发公债,已逾四万万余”,而“蒋氏既纵之为恶,凡有与之言者,充耳不闻”。是以“蒋中正违法叛党,逆迹昭著,谨胪列罪状,提请贵会严予处分,以张正谊,而肃纪纲事”。(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科编《为什么要弹劾蒋中正》)此后驻粤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率所部于五月三日,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南京方面明知广东发难,由于胡汉民的自由问题,蒋初在压力下想要恢复胡之自由,但寻又变计。(见《邵元冲日记》,页七二九)五月十一日,广西李、白也率部通电响应。南京方面则由何应钦、何成漕等三十将领通电攻击粤方,又发生了洋洋洒洒的“电报战”!    
    粤方箭头针对蒋介石的独裁,非倒蒋不罢休。五月二十五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等二十二人联名致电蒋介石,限其于四十八小时内引退。两天之后,广州各派通过由汪精卫起草的宣言,公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以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五月二十八日,非常会议组成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以汪为主席。同日蒋介石复电孙科,谓“受总理付托”,拒绝引退,又说什么“既非赵孟之所贵,亦非赵孟所能贱”!于是宁粤分裂,国府又闹双包案。北平的扩大会议结束才半年左右,又出了一个广州非常会议,都是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旗号。事实上,蒋不仅独裁,而且蛮横,囚禁胡汉民就是明证。他这样做,固然导致国民党一再分裂,更不必说整个国家的分崩离析,对他自己也大大不利,自揭其短,成为众矢之的。    
    最有趣的是,当粤方国民党唱出对台戏之后,蒋介石竟想再请胡汉民出来主持党务,所以“防卫较弛”。(见《邵元冲日记》,页七三九)蒋之“随机应变”有如此!如果胡答允,蒋正好“釜底抽薪”,但是胡毕竟是比较有原则与操守的国民党人,尚不至于为了做官,可以马上忘记蒋氏的霸道与蛮横。    
    七月二十一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讨伐令,以剿共讨蒋为号召。九月初,两广部队又誓师北伐,分袭湘赣,九月六日,已占湖南郴州,十三日与蒋军顾祝同部战于衡阳,粤桂军乘胜入城。但不到五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帝侵占东北,国人悲愤至极,外侮临头,不好再打内战了,双方于是休兵。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一日回到南京,即请自日归国的陈铭枢赴粤谋和,即以下野为条件,“亦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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