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天下中国军事地理-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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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后，三足鼎立局面初成。原荆州八郡为三家所分据：曹操据有襄阳、南阳，孙权占有南郡、江夏，刘备则据有江南的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孙、刘两家在有关荆州的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差点兵戎相见。后来，双方达成协议，孙权把南郡（治江陵）交给了刘备，刘备则将湘水以东的长沙、桂阳二郡交给孙权。
这样，在天下三分的大背景下，孙、刘、曹三家在荆州地区形成了一个小三足鼎立的局面：曹操占据荆州北部，孙权占据荆州东南部，刘备占据荆州西南部。曹操籍襄阳、南阳以屏护中原许、洛之地；孙权欲以荆州翼蔽东南；刘备则按隆中对策时的既定方针，打算把荆州作为日后北伐中原的一个策源地。
三家中以孙权方面对这种现状最不满意。周瑜、吕蒙等人认为镇守荆州的关羽“居国上游，其势难久。”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 主张攻取荆州，全据长江上游。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关羽利用孙、曹两家在淮南发生冲突、曹操诸州兵马东调之机，留部分兵马守江陵、公安，自率主力北攻襄阳、樊城。关羽擒于禁、斩庞德，水淹曹军，乘胜围攻樊城、襄阳。声势浩大，威震华夏。曹操感其威逼，打算迁都以避其锋。司马懿谏阻道：“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 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建议。孙、曹开始暗中勾通，荆州局势亦由此出现转折。（见图3—3—2）
关羽主力北进，吕蒙即认为这是袭取荆州的有利时机。他推荐当时并不知名的陆逊代他镇守上游，以麻痹关羽，自己却在暗中做好了袭取江陵的准备。这年十月，吕蒙率军西上，袭占公安、江陵。关羽闻江陵失陷，即撤军南走。十二月，关羽在西归益州的途中被吴军擒杀。
这样，原来刘备占据的荆州各郡遂为孙权所有，荆州由原来三家分据的局面遂改为孙、曹两家所分据。刘备试图武力夺回荆州，发大军东进，被陆逊击败于夷陵。其后，陆逊、陆抗父子先后镇守荆州，与曹魏对峙，直至三国末期。
对孙权袭荆州之战，历来评说很多。我认为孙权袭据荆州的做法是符合孙吴的实际情况的。孙刘两家虽曰联盟，但联盟通常都是特定形势下的产物，时势变易，各方的利害关系和战略意图都会随之而变。从双方的战略意图看，刘备至少是声称以复兴汉室为己任，孙吴的意图则是保据江东，因此，要想孙、刘双方长期共享荆州相安无事是很困难的。关羽北攻襄、樊时的形势也不同于两家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时的形势。关羽若攻取襄阳、樊城，蜀汉大举击吴的可能性固然很小，但日后蜀汉打一场有限战争、据有荆州全境的可能性却不能说没有。若蜀汉据有荆州全境，则孙吴在江东立国的基础便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孙吴将处于东面受制于曹魏，西面受制于蜀汉的被动境地。荆州对于孙、刘双方的意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荆州对于蜀汉今后的发展固然很重要，但还不是存亡攸关，对于孙吴则可以说是存亡攸关了。无荆州，孙吴几不可以立国。袭关羽、据荆州，这样可以“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 这对于孙吴保据江东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孙吴此后屡争襄阳而未得，致使荆州上游形势仍不完整，留下了日后羊祜、杜预经营襄阳图吴下游的机会。
对于刘备集团来说，失荆州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究其根源，则不得不归咎于关羽擅启兵衅。刘备初入川时，诸葛壳及关、张、赵诸将都留守荆州，对荆州的守备不可谓不重视。后来，形势变化，诸葛亮和张飞、赵云等也统兵入川，只留关羽镇守荆州。以当时形势，在三足鼎立的大背景下，孙、刘、曹三家在荆州维持一种小三足鼎立的静态对峙的局面，谁先打破这种静态的对峙，谁就会陷于不利境地。曹操南进只会加固孙刘联盟，曹操本人深谙“急之则相保，缓之则争心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四 汉纪五十六 ＇ 的谋略，不会再轻易南进；孙权所据荆州部分在地势上相对不利，不足特别有利的时机也不敢轻易打破僵局；刘备势力最弱且最不稳定，荆州地区静态对峙的局势对他来说是最有利的，这可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安定益州和汉中，待益州和汉中安定好了之后，再才可以根据形势变化在荆州作其它打算。关羽本当慎之又慎，并处理好与孙吴的联盟关系，守住荆州，为蜀汉以后的北伐保留一个重要的基地。而他处理与孙吴的联盟关系如同敌国关系，让孙吴感到了下游的威胁，从而汲汲以袭荆州全据长江为念；他擅启兵衅，也不符合诸葛亮隆中对时所说的条件。关羽北攻，既不是“天下有变”，也不是西线战场的需要，完全只是见利而动。这一动轻率地大破荆州地区静态对峙的局面，从而置刘备集团于不利境地，致使刘备集团丢失了荆州。丢失荆州，使蜀汉政治打上了偏处一隅的底色，破坏了诸葛亮隆中对时的既定规划，使蜀汉后来的北伐变得更加艰难。
孙权袭取荆州后，当然重视对荆州的经营，恃为上游屏障，甚至一度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孙权正式称帝后，定都建业（今南京），但派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孙登留守武昌。蜀汉灭亡后，上游形势严峻，孙吴又一度迁都武昌。吴、魏在荆州一带互有攻伐，但彼此得失都不大。直到西晋初年，羊祜、杜预经营襄阳。
西晋泰始五年（269年）二月，晋武帝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为攻吴作准备。羊祜至襄阳后，抚怀百姓，很得人心；对吴人布以信义；他减省巡守边境的士兵，用以屯田，垦田八百余顷。他刚上任时，军无百日之粮，经过几年的经营，军中已有十年之积。与此同时，王濬在益州造舟舰器杖，训练水师。
西晋泰始八年（272年）八月，吴西陵督步阐以疑惧降晋。晋军马上策应迎降。吴镇军人将军陆抗急令西陵诸军筑垒围攻西陵，并自率大军亲赴西陵。他的顾虑是：“若晋据西陵，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其患不可量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九 晋纪一 ＇ 在陆抗的指挥下，吴军攻拔四陵，平定了步阐之叛。
步阐西陵之叛给了陆抗很大刺激，他对荆州上游的防御形势忧心忡忡。两年后，陆抗病逝。他在病逝的前夕上疏吴主说：“西陵、建平，国之藩表，既处上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星奔电迈，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臣前乞屯精兵三万，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敝日久，难以待变。……深可忧也！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陆抗在上疏中着意强调了荆州上游的重要性和当前的弱点，建议吴主加强那里的守备，但并未引起吴主的重视。吴建平太守吾彦侦知晋有攻吴之计，也请求吴主增兵防备，吴主仍未从，吾彦乃造铁锁横断江路。
果然，陆抗死后两年，羊枯即上疏晋武帝，言伐吴方略，建议：“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会秣陵；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羊祜伐吴方略，是以巴蜀、荆襄、淮南三路齐举，而以上游的突破为重点。
羊祜之议，深得晋武帝赞许。但朝中重臣支持伐吴者惟杜预和张华二人。晋咸宁四年（278年）正月，羊祜因病还朝，再次向晋武帝面陈伐吴之计。十一月，羊枯病死。根据羊祜举荐，晋武帝以足智多谋、有“杜武库”之称的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继续经营襄阳。次年四月，杜预上书晋武帝，吁请即刻伐吴。他说：“自秋以来，讨贼之形颇露，今若中止，孙皓或怖而生计，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民，城不可攻，野无所掠，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晋武帝遂决计伐吴。（见图2—4—2）
晋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晋军开始部署伐吴，基本上按照羊祜生前所建议的战略展开，东西齐举，上下呼应。其中晋军在湖北境内的行动是：建威将军王戎自豫州（州治在今河南汝南）出武昌（今湖北鄂州）；平安将军胡奋自荆州（州治在今河南新野）出夏口（今汉口）；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和巴东监军唐彬自巴蜀顺江而下。以贾充为大都督，驻节襄阳节度诸军。
次年正月，伐吴之战拉开序幕。二月，王濬的水师自益州东出，顺流而下，破坏了吴人在长江要害位置所设置的拦江铁锁和铁锥，连下西陵、荆门、夷道等城。与此同时，杜预派兵奇袭乐乡（今松滋县东），乘胜攻克江陵；胡奋部则攻占公安。于是，沅、湘以南各郡县望风降附。杜预杖节称诏，绥抚新附。此后，晋军调整部署。杜预、王戎、胡备分军配合王濬攻克夏口（今汉门）、武昌（今鄂州）。至此，晋军略定荆州。是后，王濬率戎卒八万，方舟百里，顺流长驱而下，直抵建业，吴主孙皓面缚舆榇，赴王濬军门请降。吴国灭亡，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
吴国的灭亡，首先应归结于它政治上的腐败。孙吴末年，吴王孙皓统治暴虐，穷奢极欲，又兼嫡庶争立，宗室、大臣也是争权夺利，相互残杀，吴国上下离心离德，所以，吴虽有长江天堑，却再也不能如孙权时那样，令北方“武骑千群，无所用之。”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 这也是前人立国明训“在德不在险” ＇ 注：《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 ＇ 的又一例证。
若从军事上看，孙吴决定性的失败是在荆州上游。客观地讲，孙吴荆州上游的形势本身就有不完整之处。孙吴的荆州基本上只是荆州的江南部分。在湖北境内，由于地势的原因，以襄阳图江陵容易，以江陵图襄阳则难。孙吴前期荆州上游防御之所以稳固，一是有蜀汉与之为盟，上游的压力较小；二是有堪称名将的陆逊、陆抗等无形的长城作为支柱。随着蜀汉的灭亡和陆氏父子的谢世，孙吴荆州上游的弱点马上就暴露出来了。陆抗此前曾提醒孙皓加强上游的防御，孙皓却未听取。西晋巴蜀之军东出、襄阳之师南下，孙吴荆州上游的防御顷刻为之崩溃。而一旦上游失守，下游便再无险可扼。
（二）东晋南朝在荆襄地区的经营
西晋统一不久，即遭“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而灭亡。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大分裂时期，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长期对峙。
这段时期，南方面临的矛盾比较复杂。一方面是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南北对峙，另一方面是中央政权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大背景下，居建康上游的荆州地区无论是在南北关系还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北方军事压力比较大时，建康方面要倚重荆襄上游，对抗北方，防止“王濬楼船下益州”的局面重演；而一旦南北关系缓和，南方内部矛盾上升时，荆襄上游又每每给建康方面造成很大压力，甚至举兵东下，直压建康。
因此，对于江南政权来说，荆襄地区在不同矛盾关系中的意义可能不一样，但其地位之重要却自始自终不容忽视。
东晋
东晋时期，荆襄上游抗击过北方大的入侵一次，即前秦苻坚伐晋之战。苻坚伐东晋的设想借鉴了西晋灭吴的经验，计划东自淮河、中自荆襄、西自巴蜀，三路齐举。作为前奏，苻坚遣其子苻丕率军攻占襄阳。此前东晋方面感到了前秦统一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