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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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下,迄于清代,莫不以人力强河流。河水日失其性,遂溃决不已。【清道光五年,东河总督张井言:“河底日高,堤身递增,城郭居民,尽在水底。惟仗岁积金钱,撎河于最高之处。”可谓说尽后代治河方策与成绩也。今按:明代大河北决者十四,南决者五。清顺、康以来,北决者十九,南决者十一。又河自三代以来“行北地者三千六百余年,南行不过五百余年也。】
咸丰铜瓦厢之决,河道终于北去。【郑晓吾学编余谓:“我朝黄河之役,比之汉、唐以后不同。逆河之性,挽之东南行,以济漕运,故河患时时有之。”又按:其它如宋高宗建炎二年,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明末流寇掘堤灌开封,河底垫高。至清顺治初,河遂决河南荆隆口。以兵争毁壤河流之亊,后世尚亦时见。】
二、政治之腐败,河工之黑暗,政府常化最多的财力,而收最少的功程。 最要者还是北方整个水利网之破坏。
徐贞明潞水客谭:“昔禹播九河入海,而沟洫尤其尽力。周定王后,沟洫渐废,而河患遂日甚。河自关中入中原,泾、渭、漆、沮、汾、凁、伊、洛、瀍、涧及丹、泌诸川,数千里之水,当夏、 秋霖潦之时,无一沟一浍可以停注。于是旷野横流,尽入诸川。诸川又会入于俩流,则河流安得不盛?其势既盛,则性愈悍急而难治。今诚自沿河诸郡邑,访求古人故渠废堰,师其意,不泥其迹,疏为沟沧,引纳支流,使霖潦不致泛滥于诸川,则并河居民得资水成田,而河流亦杀,河患可弭。”
周用亦曰:“以数千里之黄河,挟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仅以河南兰阳以南之涡河,与徐州、沛县百数里之间,拘而委之于惟,其不至于横流潢决昔,实徼万一之幸。夫今之黄河,古之黄河也。其自陕西西宁至山西河津所谓积石、龙门,合泾、渭、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涧诸名川之水,舆纳每岁五、六月之霖潦,古与今无少异。然黄河所以有徙决之变者,特以未入于海,霖潦无所容也。沟洫之用以备宁潦者,容水而已。故沟洫与海,其为容水一也。天下有沟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黄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沟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黄河何所不治?水无不治,则荒田何所不垦?一举而兴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矣。”
明副书亦云:“河能为灾,亦能为利。故不知河之利者,则不能抑河之害。禹平水土,亦尽力沟洫。东南无不耕之土,分畦列畛,亩自为浍,顷共为渠,疏而成川,洼而成渊。漏者坊,塞者浚。四野沟洫,皆治水之处。三时耕敛,皆治水之日。家家自力本业,皆治水之人。沿江圩田,重重连堤,即有冲决,讵至为损?故能束横流而注之海,而利九害”。
西北多荒土,种亦黍麦,水不为利,遂反为害。稍旸则倾泻无所停,淫雨则肆溢无所约。宁夏沿河套地,最号沃壤,神何独庇此一方?”又谓:“西北不可以稻,则三代之盛都于雍、冀,曷尝仰给东南?夫天人互胜,利害旋转,垦田受一分之利,即治河减一分之患。使方千里之水,各有所用,而不至助河为虐,此十全之利也。使方千里之民,各因其利而不烦官府之鸠,此执要之理也。土著之民,各识其水性,因以顺为功,其与不习之吏,骤而尝试,逆施而倒行者,又相万也。”今按:明代以来治河理论,皆主潘季驯“河不分流,高筑堤岸,束水刷沙”之说。然潘说特主河之下游,为救一时之溃决而言。若就北方全水 量而为治本之计,莫逾于上述之三家矣。
即据关中水利言之,唐已不如汉,而唐后又更不如唐。
汉书:“郑渠成,溉为卤之地四万余顷,关中始为沃野。”其后又有辅渠、白渠、龙首渠之役。后汉都洛,诸渠渐废。杜佑云:“秦汉时郑渠溉田四万余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唐永徽中,所溉惟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顷。”盖因“沃衍之地,占为权豪观游林苑,水利分于池榭碾磑。”【此张方平语。唐书屡有议毁碾磑,保水田之利之记载。】宋人以郑渠久废,惟修白渠,溉泾阳、富平等六县田三千六百顷。熙宁中,更穿丰利渠,溉田二万五千余顷。元至正初,以新渠堰坏,复治旧渠口,溉田四万五千顷。其数乃不减于汉,然未几即废。【黄河水患,一因于河讯时期水量之突然盛涨,一由于水中挟带泥沙量太多。然此二者,主要并不全在黄河之上源,而多为晋、陕、豫诸省之支流所促成。代表中国汉,唐全盛时长安、洛阳两都会之没落,其附近四围一般经济状况之衰颓,与夫农田水利之失修,又是促成上述两因之大原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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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各地,大率皆然。
日知录谓:“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可谓详而有体。然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前者居什之七,至河朔用兵之后,则催科为急,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
观明人所说河南、山东困于水旱的情形,可见一斑。
周用理河事宜疏:“臣窃见河南府、州、县密迩黄河地方,历年亲被冲决之患,民间田地决裂破坏,不成陇亩。耕者不得种,种者不得收。中土之民,困于河患,实不聊生。至于运河以东,山东济南、东昌、兖州三府,虽有汶、沂、洸、泗等河,然与民间田地,支节脉络,不相贯通。每年泰山、徂徕诸山水发之时,漫为巨浸,漂没庐舍,耕种失业,亦与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值旱暵,又无自来修缮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泽,遂至济、鲁之间,一望赤地。于时蝗蝻四起,草谷俱尽。东西南北,横亘千里。天灾流行,往往有之。”今按:河南、山东在汉、唐时,正犹如江浙之在元、明。所谓“岁漕关东粟数百万石”者,大部即在此两省。将明人记载一对比,可见中国南北社会经济文化转移之剧烈,而其原因则多半在人事,不必远推至气候雨量或人种血统等种种渺茫之臆测也。
而运河的开浚,其目的既专在通漕,对于北方原来水利,亦有损无益。
隋炀汴渠,沟通河、淮,说者已谓利害不相掩。
宋丁谓谈录谓:“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实,抑有深害。凡梁、宋之地,畎浍之利,凑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炀帝将幸江都,遂析黄河之流,筑左右堤三百余里。旧所凑水,悉为横截,散漫无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湿。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昔之漕运,冬、夏无阻,今则春开秋闭,岁中漕运,止得半载。矧(shěn)每岁霖澍(shù),决溢为患。自斯观之,其利安在?”按:东汉王景治河,正使河、汴分流。河东流入海,汴东南入泗。炀帝沟通江、淮、河、汴,虽有南北水运联贯之利,然如丁说,亦复不掩其害矣。
至元、明会通河,直贯南北,更逆自然之地形。
邱浚大学衍义补云:“运河由江入邗沟,由邗沟乱淮而渡上清口,经徐、吕二洪,沂、沁、泗水,至济宁。济宁居运道之中,所谓天井闸者,即元史所谓会源闸也。泗、【出泗水县。】沂、【出曲阜县。】洸、【出阳宁县。】汶【源有三:二出莱芜县,一出泰山南。】诸水毕会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为闸十有七而达于漳、御。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河、淮。此盖居两京之间,南 北分中之处。迤南接济之水,有自武陟来之泌,有自琅琊来之沂。迤北接济之水,有自金龙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论诸闸,天井居其中,临清总其会,居高临下,水势泄易而涸速。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
筑坝堰,建堤闸,岁糜巨帑,而凿者不胜淤,筑者不胜溃。堤密于田畔,地破于坏瓜。人力已尽,水患方烈。【皆明人语。】因运河而牵连损害及于旁近之水系。【山东滨海,水势自宜东注,而元代为以济通,尽逆之向西。清季沈葆桢谓:“舍运道而言水利易,兼运道而筹水利难。民田于运道势不两立。兼旬不雨,民砍启涵洞,官必闭以养船。运河水溢,官又开闸坝以保堤。堤下民田,立成巨浸。】大其甚者,为顾全运河水量,而强抑黄水南行,与淮合流。不惟河患频仍,即淮水亦成大害。
大河自北宋时合泗入滩,淮下游为河所夺者七百七十余年。淮本无病,此七百七十年中河病而淮亦病。又按:日知录云,“宋史宦者传“梁山泺,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金史食货志:“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遣使安置屯田。”自此以后,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按:北方诸湖泽,因黄水倒灌,淤填平满者甚多。河经河南中部, 土益松,泥益多,泛滥横决,而数百里间水利尽为破坏,又不独一淮受其害也。【上游因水利失修,各支流挟带多量泥沙之黄水,骤然灌注于黄河,激起黄河下游之溃决。又因下游溃决,淤泥停淀,使下游诸湖潭渐次填平,更无蓄水之用,如是而河决之患更烈。此皆互为因果,以造成中国史上愈后愈烈之河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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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鲁、苏、皖四省,天产民力,消耗牺牲于黄、滩、运三水之泛滥防御方面者,不知凡几。
若当时一面能改行海运,【元人海运,已十达六、七,若自淮口扬帆,不经月即至天律,更无可虞。此事明人主之者,如邱浚、罗洪先、郑晓等,殊不乏人。而屡议屡格,宁岁掷无量巨金于会通无底之牝,真可惜也。】
一面纵河北去,【明人防河之北,如防盗贼,强逆其性,必挽之于东南,故河患终不能弥。】则河、淮皆可安澜。而豫、鲁、苏、皖四省,凡河、淮溃澜之区,皆复变为膏腴沃土。一面广兴京东、河北之水利,【如虞集、徐贞明所计划。】一面再能移民辽、沈,垦辟渐远,北京正在陆海之中心,何至必仰哺于江南,为此嗷嗷之态?【明马文升已谓:“交纳之费,过于所需。”至清代约计运米一石入仓,费银至十八两、二十两乃至二十四两者。而仓米出售,则一石一两。(见郑观应停漕议。)如此漏卮,而不思为之计,真可叹也。】
二、北方社会所受外族及恶政治之摧残
北方水利之逐步变坏,既如上述,而北方社会之叠受摧残,犹不止此。始见于唐中叶以后 藩镇之长期割据,再见于五代之兵争。【五代战争,北方烈于南方,而石晋所遭契丹南侵之祸为更甚。】
此两期间的政治黑暗,盖达极点。
三、见于辽、宋之对峙,边界受蹂躏,不得生聚种养。
辽史兵卫制,“辽每点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鸳鸯泊。皇帝亲征,至幽州,分兵三路,至宋北京,三路兵皆会。出兵不过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帝不亲征,则以重臣统率。进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则不命都统,只遣骑兵六万,于界外三百里,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
四、见于宋、夏之对峙,东北与西北,受同样命运。关中、河北社会元气,在外寇压迫下,不断降低。
五、见于金人之统治,一般的政浪情况之退步。【忽必烈问张德辉:“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曰:”辽事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在兵争中签兵制度之骚扰。【签兵正如五胡北朝时发丁为兵。】
而尤甚者,为金之屯田兵所加于北方农村之损害。一因种姓之别,二因耕稼游牧生活习惯之异。由屯兵之杂处,北方村落受害极大。
屯田兵始金熙宗时。
熙宗天眷三年十二月,虑中原士民怀贰,始置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内徙,与百姓杂处。
计口授田,自燕南至睢、陇之北,皆有之,皆筑垒村落间。其千夫长曰“猛安”,百夫长曰“谋克”。朝廷则不断括民户良田与之。
大定十七年,世宗谓省臣曰:“女真人戸自郷土三、四千里移来,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乏。其遣官察之。”章宗承安五年,命枢密使宗浩等于山东等路括地给军,凡得地三十余万。按:章宗明昌元年,亦有括地给军之敕令。
农民失去田产,另受薄恶之田。
大定二十一年三月诏曰:“山东所括民田,已分给女真屯田人户。愎有籍官闲地,依元数邀民。”七月又诏宰臣曰:“山东刷民田,已分给女真屯田户。复有余地,当以还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