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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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宰执凡四十余人，独将帅不可进退。近者四、五年，远者八、九年，军籍何自而无缺？”此皆所谓文吏之见，乃为秦桧所借口。叶正则论四屯，亦极斥当时军队纪律之坏，而曰“秦桧虑不及远”，则出事后持平之论也。】
纵说宋军一时不能恢复中原，直捣黄龙，然使宋室上下决心抗战，金兵亦未必能再渡长江。强敌在前，正是策厉南方奋兴振作的一个好材料。惜乎高宗自藏私心，一意求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国威，则和战皆在我；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且绍兴十一年之和议，实为战胜而议和，战胜而割地，更与绍兴八年情节不同。】
对内则务求必伸，对外则不惜屈服。
高宗非庸懦之人，其先不听李纲、宗泽，只是不愿冒险。其后，不用韩、岳诸将，一意求和，则因别有怀抱。绍兴十一年淮西宣抚使张俊入见，时战事方殷，帝问：“曾读郭子仪传否？”俊对以未晓。帝谕云：“子仪时方多虞，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怏望。故身享厚福，子孙庆流无穷。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民。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一身飨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此等处可见高宗并非庸弱之君。惟朝廷自向君父世仇称臣屈膝，而转求臣下之心尊朝廷，稍有才气者自所不甘，故岳飞不得不杀，韩世忠不得不废。【绍兴八年，赵鼎言：“士大夫多谓中原有可复之势，请召诸大将问计，恐他时议论，谓朝廷失此机会。”帝曰：“不须恤此，不和则梓宫、太后、渊圣无可还之理。”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请增兵，帝曰：“上流地分诚阔远，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尾大不掉，古人所戒。”是高宗决心对内加强统治，而无意无对外恢复，其意态岂不十分鲜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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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见杀，正士尽逐，国家元气伤尽，再难恢复。这却是绍兴和议最大的损失。
朱子语类：“门人问中兴将帅还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凝神良久，曰：‘次第无人。’”武穆卒时，朱子已二十余岁，岂有见闻不确？武穆对高宗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自平。”能道此十字，武穆已足不朽矣。【古今人自有不相及，近人以当世军阀误疑武穆，非也。】
金人得此和议，可以从容整理他北方未定之局。一面在中原配置屯兵，【事始绍兴十年十二月。】一面迁都燕京。【事在绍兴二十三年。本都上京，在吉林哈尔滨东之阿城县南方。】中间休息了二十年，结果还是由金人破弃和约，而有海陵之南侵。【事在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弑熙宗，又迁都汴，遂大举南伐，幸为虞允败于采石矶，金兵杀亮北还。又按：绍兴十七年，兀术死，尚言：“南军势强，宜加好和，十数年后，南宋衰老，然后图之。”】南方自和议后，秦桧专相权十五年，【卒在绍兴二十五年。】忠臣良将，诛锄略尽。
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而阿附以苟富贵者，争以挤陷善类为功。自桧用事，易执政二十八人，皆世无一誉，柔佞易制者。秦桧主和，自谓“欲济国事”，试问和议完成后，桧之政绩何在？则其为人断可见矣。夫对外和战，本可择利为之。而自桧以后，遂令人竟认对外主和为正义公论所不容。明怀宗以不敢与满洲言和误国，则桧犹不仅为南宋之罪人矣。
人才既息，士气亦衰。高宗不惜用严酷手段，压制国内军心士气，对外屈服，结果免不了及身再见战祸，亦无颜面再临臣下，遂传位于孝宗。【在绍兴三十二年。】
孝宗颇有意恢复，然国内形势已非昔比。
前有将帅，无君相。今有君相，无将帅。朱子言：“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者为邪。”故当孝宗初政，朱子上封事陛对，尚陈恢复之义，后乃置而不论。淳熙十五年，戊申十一月上封事，谓：“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言乎！”遂极论当时弊政。而孝宗则谓：“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理会深，于国事则讳言之，此其志可知矣。”不知力言恢复者，早已于高宗时诛逐殆尽。人才士气，须好好培养。不能要他即有，不要他即无。一反一覆，只有让邪人乘机妄为。
适金亦方盛。
时为金世宗，在位二十八年，号称文治，一时有“小尧舜”之誉，文物远胜辽、元。然大定中乱民独多。【时金上下已渐染华风，金主尝谓宰臣曰：“朕尝见女直（即女真）风俗，迄今不忘。今之饮宴音乐，皆习汉风，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日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又禁女直人不得改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又曰：“女直旧风，凡酒食聚会，以骑射为乐，今则弈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又曰：“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是忘本也。”金主对于种族之见，深挚如此，其行政措心，如何得乎？则宜乎乱民四起矣。】是金人统治中原，始终未臻稳定之地位。宋能惕厉自强，始终不以和局苟安，未见必难恢复也。就实际言，则当时南方政治尚不如北方。
仅得稍改和约。
宋主称金主为“叔父”。【宋得称“皇帝”，改诏表为“国书”，易“岁贡”为“岁币”，余礼不能尽改。】
岁币银、绢各减五万两、匹。
疆界如绍兴时。
孝宗抱志未伸，亦不愿老做此屈辱的皇帝，遂禅位于光宗。光宗又禅宁宗，乃闹出韩侂（tuō）胄的北伐。【侂胄乃宋后韩氏之季父，排赵汝愚得政，因此遂极为当时士大夫清议所鄙厌。宋人杂说小记有云：“许及之对之屈膝，遂命同知枢密院事。值侂胄生辰，及之后至，阍（hūn）者拒之，俯由门中闸偻而入。时称‘由窦尚书，屈膝执政’。侂胄与众宾饮南园，过山庄，顾竹篱草舍，曰：‘此真由田舍间气象，但欠犬吠鸡鸣。’俄闻犬嘷（háo）业薄间，视之乃侍郎赵师泽也。程松市一妾献侂胄，名曰‘松寿’。侂胄曰：‘奈何与大谏同名？’（时松为谏议大夫。）曰：‘欲使贱名常达钧听，亦得同知枢密院。’”此等事未知尽可信否。要之，此一大臣集团，在其国内未能得多数之拥戴与信任，则断可知。宋本积弱，侂胄初得政，即鲁莽用兵，其惟有误国则亦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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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宋兵败求和，杀韩侂胄自解。【自孝宗和定以来，又四十余年。和约如次：】
宋金为“伯侄”。如靖康故事。
银、绢各增十万两、匹。【宋别犒军三百万两。】
余如旧。
然侂胄兵败议和之年，即蒙古铁木真称帝斡难河之岁。此后宋、金皆衰，只坐待著蒙古铁骑之来临。【史弥远继侂胄后，相宁宗十七年；立理宗，又独相九年。贾似道继之，襄阳围已急，尚坐葛岭，与群妾斗蟋蟀。私与蒙古议和而称鄂州围解，诏论功行赏。元人来申好，县城征岁币，则密令拘之。以利啖太学生，厚其馈给，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亦莫敢言者。南宋自秦桧以下，相臣皆非，遂以不振。至成吉思汗之伐鑫，距海陵南迁，不过五十八年，而女真已衰。则金、宋之存，正因其互不振作而已。】
五、南宋之财政
宋之南渡，对金既不能伸其挞伐，屈膝求和，则惟有敲脂剥髓，以奉岁币；而其国内又仍不得不养军以自守；于是财用遂陷绝境。
南宋疆域，较之全宋时仅及其半，而其国用赋入，乃超出于全宋之最高额。【陈止斋云：“方今版图仅及承平之半，而赋入过宣和之数。”是也。】
当时学者至谓“自有天地，财用未有如今日之比者”。【叶水心语。】
叶水心外稿应诏条奏财总论有云：“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以后，随处之封桩，役钱之宽剩，青苗之结息，比治平以前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渡江以至于今，其所入财赋，视宣和又再倍。
若以追比唐代，征敛之目，所增且十倍。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论宋代丁钱本末，谓：“唐初之庸，杨炎已均入两税，而后世复有差役，是取其二。王安石令民输钱免役，而绍兴以后所谓耆（qí）户长、保正雇钱复不给，是取其三。又有丁钱，是取其四。一有边事，免夫之令又不得免，是力役之征，取其五矣。若论调，则有折税，有和预买，川路有激赏，东南有丁绢，是布缕之征亦三矣。论租，则有税米，有义仓，有和籴（dí），而斗面加耗之输不与，是榖粟之征亦三矣。通而论之，盖用民力，已超唐十倍，民安得不困？”
然此犹曰正供也。其他杂取无艺，更不堪言。举其尤著有曰“诗、总制钱”者。
经制起于宣和，总制起于绍兴。所谓经制钱者，由宣和末陈亨伯为经制使所创之一种杂征，建炎中复行之。绍兴五年，以总制司为名，遂因经制之额又增析为总制钱。其法如添酒钱、添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等，当时谓其“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者是也。
又有曰“月桩钱”者。
此制亦起于绍兴，以军资供亿，令本路计月桩办，故名。当时称其“名色类多违法，最为一方细民之害”者。其可数说者，有曲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讼者败有罚钱，胜则令纳欢喜钱。
又有曰“板帐钱”者。
此亦军兴后所创。时称：“输米则增收耗剩，交钱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脏而课其入。索盗脏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为消豁而抑纳”。诸如此类，有司固知其非法，盖以板帐额重，亦别无他策也。
其尤无理者曰“折帛钱”。
折帛原出于和买，其制始北宋咸平中。方春预支钱与民济其乏，至夏秋令输绢于官。是则其先由官给钱，故称“预买”。继则官不给钱而白取，又后则反令以每匹之价折纳现钱而谓之“折帛”。陈止斋曰：“今之困民莫甚于折帛。然建炎初行折帛止二贯，户部每岁奏乞指挥，未为常率。四年为三贯省。绍兴二年为三贯五百省，四年为五贯二百省，五年七贯省，七年八贯省，至十七年有旨稍损其价。”林大中、杨万里疏，皆谓“两缣（jiān）折一缣之直”也。
州郡上供钱亦逐年增升，极朘（juān）削之能事。
淳熙五年，湖北漕臣言：“鄂、岳、汉阳自绍兴九年所收财赋，十分为率，储一分充上供。如十三年年增二分，鄂州元储一分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缗，今已增至一十二万九千缗；岳州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汉阳三千七百缗，今增至二万二千三百余缗。民力凋弊，无所从出”云云，是尚在孝宗时也。
南宋政府，所以取于民者如此，其民乌得而不困，其国亦乌得而不亡！
六、南宋金帝系及年历
（一）南宋
南宋凡九主，一百五十三年。
（二）金
金九主，百二十年。
第三十五章 暴风雨之来临【蒙古入主】
一、蒙古之入主
南宋代表的是中国的传统政权，他渐渐地从北方迁到南方，而终于覆灭。
蒙古民族入主中国，中国史开始第一次整个落于非传统的异族政权的统治。中国的政治社会，随着有一个激剧的大变动。蒙古入主，对中国正如暴风雨之来临。
蒙古未入中国以前之世次
蒙古的兵力，震铄欧、亚两洲。在蒙古骑兵所向无敌的展扩中，只有中国是他们所遇到的中间惟一最强韧的大敌。他们分著好几个步骤，才把整个中国完全吞并。
自成吉思汗即位，至忽必烈灭宋，凡历五世，七十四年。
那时中国本分三部：一宋、一金、一夏。而元人用兵，亦分三大步骤。先取黄河以北地，灭夏。再取金黄河南岸。再得长江流域及南方，灭宋。而每一阶段，皆费了不少的力量。
金人既失河北、山东、关陕，并力守河南，成吉思汗赍恨而卒。【成吉思汗道卒于六盘山，临卒谓左右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水，难以剧破。宋、金世仇，若假道于宋，下兵直捣大梁，破之必矣。”此后蒙古兵果自唐、邓下汴。】
其后自绍定元年至六年，蒙古人费了六年的力量，才算把汴京打下。
金哀宗走蔡州，宋兵与蒙古合围，逾年始陷。
至蒙古与宋启衅，亦用大迂回的战略，先从西康绕攻大理，【事在理宗淳佑十二年、宝佑元年。】再回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