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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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则有军民之渐趋分治。
翟璜曰：“君【魏文侯。】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李克。”将军与守臣之分职特派，此即军民分治之见端。封建时代贵族即军长，无此分别也。
又有食禄之新制度。
既不与采邑，则官吏必食禄。魏成子为文侯亲弟，“食禄千锺”，则亦无封土矣。史记赵奢传：“奢，赵之田部吏，收租税，平原君家不肯出，赵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曰：‘纵君家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诸侯加兵，君安得有此富？’平原君贤之，言于王，使治国赋。”据此则战国贵族纵有封邑，仍必向公家纳租税，与春秋封建采邑不同。【亦与汉代封邑制有别。】
食禄者必受职，其有禄无职者，则惟当时之养贤制为然。
此始于魏文侯之于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伦，而极盛于齐之稷下制度，为尚贤观念代亲亲贵贵而起之征象。
第二是井田制之废弃。
古者方百里为大国，百里之地有城郭邑落、山浑林薮、封疆弃地，不能尽垦。即尽垦，亦不适万井，九百万亩。其间尚有君、卿、大夫、士等诸级，各有分地。则百里大侯，有田无多，亦如后世一业主。其民若今之佃户。分田选受，并非难事。即如近世一垦牧公司，圈地招垦，亦必均派一家若干亩，不令随便多少。故封建制度下之农民无兼并，无贫富。若已有兼并贫富，则封建制亦复失其存在矣。【欲明古代井田制度之真相，必先了解古代封建国家之规模。（已详前篇。）井田乃是一种小方恪块内之划分，周礼所言，则大整块千万顷耕土，已非封建时代之形态也。】
分封贵族之采地渐次取消，则直属国家之耕土渐次扩大，于是以前贵族圈地分区小规模的井地，不得不解放为整块的农田。
商鞅废井地而开阡陌封疆，“阡陌”即是大田岸，“封疆”犹如大围墙，为古代贵族封建分割性之主要标帜。一方方的井地，相互隔绝在此种格子线之里。现在政治上已由封建变为郡县，自可打开格子线，铲除田岸围墙，化成一片。此即李悝“尽地力”之教。
大整块农田之形成，即是封建井地之破毁也。【此外尚别有促成之原因。一、人口之繁殖。左襄十年：“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襄三十年：“于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一年兴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此必郑国地狭民稠，故已渐破弃井田之格子线，乃至于田无封洫，庐井不伍，而子产为之整顿也。
二、耕器之进步。孟子云：“许子以铁耕乎？”以铁耕，则一夫之治田能力随之增大。国策：“秦以牛田通水粮。”牛耕，春秋晚期已有，（如孔子弟子司马耕，字牛）亦到战国而渐盛。
三、水利工程灌溉事业之发达。如魏有西门豹、（文侯时。）白圭、（惠王时。）史起。（襄王时。）秦有李冰、（孝文王时。）郑国。（一始皇时。）周礼遂人所记遂、沟、洫、沧、川等制度，亦是井田制破弃以后，大规摸水利网之描写也。其先所谓井田，“并”或乃灌溉单位，八家共一井，即是一井之灌溉量也。（公羊传有此说。）】
井田制度之破坏，另一原因，则在税收方法之改变。
大抵最先有一种公田制的“助”法。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田所入归公，私田所入归私。 此制度之最要意义，厥为田亩所有权之全属于贵族封君。所谓“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也。方方正正的一井九百亩，此为一种标准的叙述。【制度皆有活变，记载则不能尽详。其实一井尽可为七百亩、八百亩或一千亩。】一井之内，主要者为公田。依理言之，正因助耕公田，始得享有其私田之收获。【此乃为一种雇佣性质，如近代为富家看守坟墓而得耕食其墓地田也。】其时贵族特置农稷之官，颁历明时，辨土壤，择谷种，教稼恤农，巡野督耕。【如周官大司徒、司稼、草人、庶氏、剪氏、赤友氏、蝈氏、壶涿氏诸官，可觇其消息。吕氏春秋有任地、辨土、审时诸篇，即古代农稷之官之农学也。】盖正因视四封之内皆其私物，故勤恳教督。而农民智昧力弱，失却贵族之指导扶助，亦无以善其私阳。【若叛离此封疆邱邑之外，则茫茫禹迹，夷狄禽兽，纵横交徧，更非家人夫妇生活之区。】因此贵族、农民在此制度下相安于一时。
其次，则为“履亩而税”。
履亩而税者，废公田，转就私田征税，视其田亩之实收而抽收额定之比率。【周礼地官司稼所谓“巡野观稼，以一年之上下出敛法也。”此相当于盂子所谓“彻”。至“贡”法，则只就数年中数立一税额，较更简单。论语：“鲁哀公问：‘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曷彻乎？’哀公曰：‘一，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其时鲁已用田赋，赋与税为二。有若欲哀公因岁饥薄敛，故曰：“民不足，君孰与足？”孟子言贡、助、征三制，皆非凭空私造；惟附会之夏、商、周三代，则误。】盖贵族阶级田亩日广，则生活日奢淫，志行日懒惰，不肯再理农事。而农民阶级则智慧日开，能力日强，于是各自尽力于私田，而公田收成转恶。【此亦公羊说。】于是乃废去公田，履亩而税。如是则不必方里而井，亦不必严格还受。虽便于大数量之征收，而已为井田制度破弃之先声矣。【春秋宣十五年，“初税亩”，此即履亩而税也？鲁国如此，各国先后可推。云“初”税亩，则其先不然，故知应为公田而助矣。】
履亩而税，则可以只认田，不认人，于是民田得自由买卖，而土地所有权，无形中转移，成为耕者所自有，而兼并亦随之而起。【或谓：助法时期，公田外之土地，为村落所公有，及至履亩而税，则田土尽归公有。然履亩而税，则耕者可以活动。八家共一井，则死徒不出乡，同井相助，耕者无活动余地。又公田为助之制度下，田里不鬻，一家百亩。履亩而税，则耕者各自独力经营，可以超过百亩之上。故履亩而税，确为自由私产形成之先声也。】
第三则为农民军队之兴起。
封建时代，贵族为采邑之大地主，同时亦即成一武装集团。
春秋时代军队之组织，即本族制。城濮之战，晋有“中军公族”；鄢陵之战，楚有“中军王族”。楚若敖氏有“六卒”，晋“乐、范以其族夹公行”，可见一军队即一宗族也。【“宗”指同一庙宇下祭祀，“族”指同一旗帜下作战。】
军器制造，如车、如甲，及战马之养育等，皆为贵族保持地位之一种事业，平民无力参与。
郑庄公伐许，“授兵于太宫”。卫懿公御狄，“使国人【即城圈子中人，皆贵族也。】受甲”。郑子产“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师子焉以伐随”。【事在庄四年，为楚用兵车之始。考工记：“兵车弋、殳、戟、矛四等。”吴子图国篇：“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此皆甲仗兵器不在民间之证。僖十五年，“晋作州兵”；昭四年，“郑作邱赋”；成元年，“鲁作邱甲”，皆是一种额外增赋，以造甲兵。然仍是贵族别使专匠造之，非民间自造也。
农民耕田纳税，遇战事征车、【非战车。】牛，捉夫力，【非甲士。】谓之“赋”。农民只为军队中之附随，并无正式编配入军队之权利与资格。
随武子云：楚国“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此农不为军也。城濮之战有“舆人”，左襄公三十年有“舆尉”，【淮南兵略训云：“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连什佰，明鼓旗，此尉之官也。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淫舆，无遗辎，此舆之官也。”】舆尉者，舆人之尉。【仅称“尉”，则军尉。】舆人即随军之辎重与夫力也。
贵族阶级渐次奢侈安逸，国际战争渐次扩大剧烈，农民军队之编制，遂成一种新需要。车战渐进而为步战，即为贵族军队与农民军队交替之一种表记。
左传所载诸大战役，如秦、晋“韩”之战，晋、楚“城濮”、“邲”、“鄢陵”之战，晋、齐“鞍”之战等，皆当时贵族式的战争，可说为一种艺术化的战争。【即商礼的战争，楚子玉告晋文公，谓：“请与君之士戏（hū），君凭轼而观之，得臣与预目焉。”交战如游戏，真可到处此中情况。】惟晋为御狄，已有步兵。【僖二十八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是也。昭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亦以步卒。“魏舒请毁车为行，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见车、徒有贵贱之分。】郑亦步兵，【见隐四年、襄元年、昭十二年。】至战国则全以农民步兵为主。【亦有骑兵，车战遂变成不重要之地位。至是始有真赌生命之剧烈战争也。】
三晋与田氏以大夫篡位，旧贵族失其地位，渐次设立以军功得官之制度。
左哀二年，赵简子誓众：“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遂者得进仕，免者去厮役，此即商鞅“尚首功”之先声。【是役公孙龙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徒”即平民军队也。】苏秦说齐：“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又荀子议兵篇：“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注：“斩首，虽战败亦赏，不斩首，虽战胜亦不赏。】是齐亦尚首功。五家之兵，疑犹秦之一甲首而隶五家。
吴起在楚，商鞅在秦，亦严行以军功代贵族之新法。
起相楚，使封君三世，而收其爵禄，以抚养战斗之士。商顿相秦，所定二十级爵，即以代古者贵族五等封爵之制。此皆欲以战士为新贵族也。
以前是贵族任战士 ，现在是战士为贵族。农民军队之配练与井田制之废弃，为新军国图谋富强之两要端，而即以促进宗法封建费族之崩溃。
第四是工商业大都市之发展。
春秋时，工商皆世袭食于官，盖为贵族御用，非民间之自由营业。
左昭十六年，郑子产告晋韩宣子：“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相保至今。”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昭二十二年，王室乱，“单子盟百工于平宫。百工叛，伐单氏之宫，败焉。反伐之东圉。”杜注：“百工所在。洛阳东南有圉乡。”故知工商皆居国中，世袭，食于官，仅去贵族一等也。
封建贵族渐渐崩渍，而自由经商者乃渐渐兴起。
子贡“不受命而货殖”，即自由经商也。其后如范蠡、段干木、白圭诸人，类皆赖藉政府上之地位，【惟非贵族。】而干商贩之新事业。
旧贵族没落，“商贾”与“军人”二者代之而兴。而商业大都市亦陆续兴起。
自春秋以迄战国中期，历时三、四百年，人口繁殖，耕地日辟，游牧之戎狄渐次同化，或消灭，或避去，此疆彼界之封建，已变为壤地相连的几个大国，此皆当时商业都市骤盛之原因也。举其著者，如临淄、邯郸、大梁、郢、陶等。其间惟陶因交通关系，特殊发展，余皆各国之首都。【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渐崩溃，而商业都市乃渐兴起，非由商业都市兴起而而封建制度崩溃乜。】
大抵东方各国，渐从商业资本转入文学游仕，始终奖励农战的国家惟有秦。【秦以地势关系，可以闭关不与东方通贸易。】
因此竟以并吞东方。
第五是山泽禁地之解放。
与商业发展有相互关系者，尚有禁地解放一层，亦为当时一种极重要之变迁。
封建时代之贵族采邑，除井地外，一应山林薮泽，大概全列为禁地，农民惟有耕稼为生。
周官有山虞、林衡、川衡、泽虞，【又有迹人、圃人等。】皆掌山泽之守禁。齐语亦谓：“泽立三虞，”晏子春秋谓：“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此乃贵族封地之私产。孟子所称“文王之政，泽梁无禁”，晏婴谓“山林陂泽，不专其利”，则皆一种理论也。
农民渐渐游离耕地，侵入禁地，寻求新生业，贵族不能禁阻。
其先目之为盗贼，如郑子大叔“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是也。【昭二十年。】攻之不能止，乃不得已而加以一种征收。故“征商”之征，即“征诛”之征，古人目工商业为奸利者由此。秦汉政府“大司农”与“少府”分职，大司农掌田租，为国家公入，少府掌山泽之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