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道传--又四十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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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团结；　我们应当承认各教会、各宗派、各个神学观点间的区别；　确立互相尊重的原则。”（注）　这些话的实质；　就是要基要派（即福音派）尊重现代派（即不信派）的信仰；　与他们和平共处。对于现代派那些假先知、假师傅所传讲的异端之道不能揭露；　也不能批评；　因为一揭露；　一批评；　就破坏了团结。既要和不信派搞团结；　就不能坚持圣经上“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十四节）的真理。既要搞团结；　就要跟假先知虚与委蛇；　就不能遵行主耶稣的教导：“你们要防备假先知”（马太七章十五节；　约贰七至十一节）。基督徒撇开圣经；　撇开信仰；　去跟不信派的假师傅们搞团结；　其结果可想而知；　必然是十分严重的。　
会议中还举行了控诉大会。由于王先生拒绝接见北京和上海的两批代表；　大会特地请出安息日会的单乐天牧师来控诉王明道。安息日会跟其它教会向来是格格不入的；　这次大会也把他请了去；　作为代表登台控诉。他说：　
“我很知道王明道的事。今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　是你们大家不知道的。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　他给日本人献过铜。他谄媚日本人；　帮助日本人。当日本人需要铜；　用铜来打中国人的时候；　他就领着大家给日本人献铜；　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啊！”单牧师的意思是想堵住王先生的口；　并且告诉他：“你也有把柄在我们手里。现在你若不来参加大会；　我们就要追究你以往的事。”王先生没有理他。对这件事；　王先生说了这么几句话：　
“那不是献铜；　那是征铜！　北京市长命令每一家市民都要交铜。保、甲长挨家挨户地去送信；　告诉人要交多少铜。大户人家、中户人家、小户人家各交多少；　都有规定；　少一点也不行。市民把铜送去；　他们还要拿秤称；　秤砣低一点都不行。交了铜以后；　就发给你一张小单子；　上面印着两个红字“铜品”；　要市民把它贴在大门的门框上；　不然还得再交。这个单子在会堂门上贴了不少日子；　可能单乐天看见过。今天旧事重提；　为的是要找把柄来控告我亲日、媚日。”　
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　与会代表、《荒漠甘泉》中文本译者唐守临弟兄去看王先生。适巧他不在家；　出去理发了。王太太见到他；　就问他说：　
“听说与会的代表们今天都去游园了；　你怎么没有去？”　
“琴还挂在柳树上；　我哪儿有心去游园啊！”他这句话透露出了一个有生命的人的心声：　中国教会已经被掳了；　哪里还有心去游山玩水啊？　
会议结束后；　发表了一份《告全国同道书》；　正式宣布把“三自”原有的名称改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并且成立了它的全国领导机构ΔΔ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注：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天风》第三十；三十一；三十二期　

第　十　二　章　全　国　会　议　以　后　

八月五日晚上；　王先生夫妇乘火车到北戴河去了。第二天一早；　徐州的王恒心牧师去会堂找王先生；　请他在一张反对原子战争的签名单上签名。王先生不在；　迟太太接见的他；　告诉他王先生夫妇都到北戴河去了。于是他对迟太太说：　
“那就请你代他签个名吧！”　
“我不能代他签。”迟太太说；“签名要由他自己签；　我代他签不合适。”　
他们所以要王先生签名；　是因为大会的会员名册上印有王先生的名字：“王明道　北京基督徒会堂负责人”。可是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如果王先生在上面签了名；　那就可以说他去参加会议了。既然迟太太不肯签；　他也只好走了。　
王先生夫妇在北戴河住了十几天。回来以后看见《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　说美国人造谣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为什么《大公报》要在这个时候刊登这个消息呢？　因为以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　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　八月十四日到达北京访问；　并将于十七日上午与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界人士举行座谈。现在刊登出来；　为的是叫他们知道王明道依然健在。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　陈见真主教就迫不及待地发表谈话说：“外面传说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　没有这回事！　我去见过他；　他仍然在北京；　而且很安好。”于是这件事就成了一个把柄；　说王明道不肯辟谣。　
九月廿三日；　王先生收到北京市宗教事务处的一个通知；　邀请所有不参加三自会的团体；　在九月三十日上午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后面的议事厅去开会。这是政府的又一次争取活动。　
那天应邀赴会的教会团体计有基督徒会堂、基督徒学生会、基督徒聚会处、香山灵修院、香山恩典院、杨襄城先生的福音堂、彭鸿亮先生的东大地福音堂；　以及杨牧师的美以美会教会等十一个团体；　共一百余人。基督徒会堂出席的人数最多；　约二十人。那时的气氛已经相当紧张；　基督徒会堂的一位刘姊妹；　因为不是教会的执事；　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但她很爱王先生；　怕王先生被逮捕；　就悄悄地到公园里去观看动静；　直到散了会才放心地回家。　
议事厅里的主席台上坐着两个人；　一个是现任的宗教事务处处长；　另一个是未来的宗教事务局局长。会议开始；　首先由李处长讲话；　劝大家都参加“三自”。讲完以后就问：　
“大家有什么话要说；　可以随意发言。”　
王明道先生第一个站起来；　激昂慷慨地讲了大约一个小时；　述说他为什么不参加三自会。他说：“我完全不能参加三自会；　因为三自会中有人连上帝都不相信；　我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呢？”　
李处长当然明白他指的是吴耀宗先生。李处长在谈话中也提到美国人造谣；　说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　可是王先生对此却没有辟谣。王先生说：“北京城里跟我在一个地方的人造谣控诉我；　我都没有办法限制他们；　何况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　我怎么能干涉得了他们；　叫他们不造谣呢？”　
王先生发言以后；　还有好几位相继发言。最后李处长说：“本来我预备请大家在这儿吃午饭；　因为今天下午我们还有会；　所以就不能留大家了。”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当天到达北京；　政府要在中山公园开欢迎大会。散会时；　李处长请大家每人拿一本有关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书回去；　这是政府送给赴会的人的。　
会议中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当王先生激昂慷慨地讲论他不参加“三自”的理由时；　一位与会的老太太主动给王先生倒了一杯开水传过去；　放在王先生跟前。王先生正讲得口渴；　拿起杯来；　一饮而尽。主持会议的人聚精会神地听着；　点燃了一枝香烟；　夹在手指间未吸；　直至燃尽。而后又点燃了一枝；　还是夹在指间未吸；　直至燃尽。于是有人写了一句对偶句：“一杯开水饮尽；　两枝纸烟未吸。”用以形容主持会议的人的紧张神情和信徒对王先生的敬爱。　
散会的时候已经中午十二点钟了。从香山来参加会议的人赶不回去；　王先生就请他们到会堂去吃饭。他们对王先生说：“你今天在会上讲的话；　等于给我们开了一次查经会。”　
开过这次会以后；　政府知道王先生的态度非常坚决；　绝对不肯参加‘三自’；　就另提出一个建议；　告诉这些教会的负责人说：“你们既然跟他们不一样；　可以不在一起学习。好不好你们另外成立一个学习组织；　由政府派人来领导你们学习？”　
政府提出新的建议；　不参加“三自”的团体当然要作出回应。于是彭鸿亮先生和杨襄城先生召集没有参加“三自”的人去基督徒会堂开会。通知信是由杨襄城先生出面寄发的；　以后这就成了他一个很重的罪名。　
那天的会议有十几个人参加；　由杨襄城先生作主席。他先讲了几句话；　然后各人发言；　谈自己的看法；　最后由王镇牧师作总结。他说：“每个人参加学习；　都是以他个人（即市民）的身份参加；　不以传道人的身份参加。团体也不以教会的团体参加。”这样；　就把李处长的新建议给拒绝了。　
争取的办法看来不行；　政府就另换了一个办法：　召开控诉会；　对王先生进行打击；　迫使他就范。　
十月初；　北京市掀起了一个控诉王明道的运动；　这是单乐天牧师在全国会议上的控诉的延伸。作法是无论哪个团体；　凡是有基督徒会堂信徒的；　哪怕是一个市民小组；　都要开展这个运动；　来控诉王明道给日本人献铜。控诉会全是由上面布置下来的；　并且派有专人报告王明道献铜；　而且讲的话几乎完全一样：“日本人要灭亡中国；　他们没有铜；　不能造子弹；　王明道就给他们献铜；　这说明他是亲日派、媚日派。”参加控诉会的基督徒会堂的信徒们都纷纷站起来反驳说：“这不是献铜；　是征铜！　就像上税一样；　非交不可；　不交就犯法。不是王明道一个人给日本人交铜；　北京的市民；　除了讨饭的和外国人以外；　谁都得交铜。”　
在交通大学的控诉会上；　一位教授听了报告以后就站起来；　对那个主持会议的秘书说：　
“先生；　不要再说下去了。我认识王明道；　他不会给日本人献铜。他曾抗拒过日本人组织的‘华北中华基督教团’；　怎么能说他谄媚日本人？　你们控诉他；　太没道理。”　
“我也不晓得这些事的详情。”秘书说；“上面叫我怎么说；　我就怎么说。”　
协和医院也开控诉会；　医生、护士、教授都参加了。孙振陆弟兄站起来说：“你们说王明道给日本人献铜；　谄媚日本人？　王明道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在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　始终不肯参加日本人组织的那个‘华北中华基督教团’；　怎么能说他媚日呢？”孙弟兄很有口才；　说话也很有力；　对协和的控诉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他发言之后不久；　就被调离北京；　到长春第二军医大学去了。　
此外在道济医院、市民小组；　都有人站出来为王先生说话。在西城；　还有李再生先生和另一位信徒到市政府去；　说：　
“搞出这么一个控诉会；　说王明道先生给日本人献铜；　没有这个事儿。这是征铜！　我们都交过铜；　只要是住在北京市的市民；　哪家都得交铜；　怎么能说是王明道先生‘献’铜呢？　他不只没有献过铜；　而且始终不肯参加日本人搞的伪组织。”　
控诉会的目的原是要对王先生施加压力；　迫使他参加三自会；　谁知基督徒会堂的信徒们都敢于站起来反驳；　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就不了了之了。　
打击的办法仍旧没有奏效；　政府就再变更策略：　团结已经参加“三自”的；　争取除基督徒会堂外那些可以争取的；　以孤立王明道；　使他感到大势已去；　不得不来参加。　
一九五五年一月下旬；　北京市宗教事务处李处长发出请柬；　给全市各教会团体负责人；　邀请他们在一月廿六日到新桥饭店去聚餐；　但基督徒会堂负责人王明道和他的同工石天民没有被邀请。令人不解的是；　王先生的同工、基督徒会堂南城布道所负责人杨润民却被邀请了。这里有一段故事；　道出那个原因：　
一九五四年；　北京市民政局向全市各市民团体发出通知；　要求他们填写团体之名称、地址、产业、领导人及其成员等等。因为圣经里讲教会只有两种职称；　即监督（或称长老）和执事；　王先生在填写“教会领导人”时；　就只填了这两种人。在“监督”一栏里他填了两个人；　即王明道和石天民；　在“执事”一栏里却填了十一个人；　其中之一就是杨润民。杨先生看了以后很生气；　就说：“这是王明道想要开除我；　不叫我在基督徒会堂里工作。”于是他跑到宽街基督徒聚会处去讲；　后来这个消息传到宗教事务处李处长的耳中。处长以为杨润民跟王明道之间有矛盾；　所以这次邀请各教会团体负责人聚餐时；　就特地邀请了杨润民；　而没有邀请王明道。其实李处长不晓得；　基督徒会堂里反对“三自”最厉害的人；　第一个是王明道；　第二个就是杨润民。杨先生收到请柬后不但没有去赴宴；　而且连个回答也没有；　可知他的态度多么强硬。他说：“我才不回答呢！　宗教事务处请教会的人吃饭；　没存好心；　就是想消灭教会。”　
不参加“三自”的传道人出席这次聚餐的；　只有杨襄城先生一个人。基督徒聚会处的人虽说准备去的；　但实际没有去。很有趣的是；　聚餐的时候李处长说：“现在大家吃饭前要谢恩。”可是谢恩的时候；　只有三自会的牧师们留在那里；　政府的人都退出去了；　等谢过恩再回来；　令人啼笑皆非。　
当天晚上；　基督徒会堂有个特别聚会。王先生在会上重点叙述一九五四年灵战的经过；　虽然出席者只有廿五人；　但包含的地区却相当广泛；　有来自酒泉的；　天水的；　上海的；　沈阳的；　天津的；　哈尔滨的；　保定的；　昌黎的；　赤峰的和太原的。王先生从一九五零年的基督教访问团讲起；　一直讲到一九五四年终。这个见证被带到各地去；　使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