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95-1999-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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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鲁亚克以“今日的鲍斯威尔”自命（鲍斯威尔是美国的文学大师——注），在他的小说里写下了他许多友人的肖像，但他全部的艺术注意力却集中于他本人。他的“真实故事小说”是他一己的经验，有些就写在事件发生后不久的时候。他的目标，如他在致金斯伯格信中所说，是以艺术的方法释放一种内心的生活。他认为美国的一切可以因彻底忠实的描写，而成为艺术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成为自传中的传统素材。在《袖珍本凯鲁亚克精萃》中，编辑人却尔斯特寻找了一系列的有关小说以之证明作家凯鲁亚克如何执行他构思的程序，并照作家的原来意图加以排列；而不是依照成书出版的年月。她从那本叙述作家和他早年夭折的兄长童年生活的《塞克斯博士》（一九五九）开始，详谈了这两个加拿大移民工人后代的故事，一直到《巨大的舒尔》（一九六二）中所载四十年后凯鲁亚克在加利福尼亚及在新英格兰的困顿工人生涯，从而又跟他到了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与威廉·鲍鲁及金斯伯格的友谊，第二次世界大战参加美国海军，他和尼尔·凯塞蒂的邂逅，以后又将这个人物写进《在路上》和《柯蒂的梦幻》（一九五九）二书，最后则是凯鲁亚克四十及五十年代在美国各州和墨西哥的漫游。
在一封一九五○年的信件中，凯鲁亚克承认自己是个少数民族，这一声明并没有任何虚构的成分，因为他的曾祖母是美国印第安人后裔，而作为法属加拿大人，他在故乡洛厄尔受尽种族歧视之苦。他自己一直到高中时才能写作流利的英语文字。他最初迫切的需要是“研究混血的美国”。凯鲁亚克注意到美国阴暗的地下生活，常到纽约的时代广场去研究吸毒者、娼妓和骗人的艺术家、四、五十年代萧条时期的残余迹象，等等。关于下层阶级，凯鲁亚克相信他所发现的美国精神价值主流的丰富资源，早已为美国人民遗忘干净。他按时序记下了他所追求的一切，开始是欢乐的，尔后这种欢乐逐渐中断了。他记录了自己在全过程中一个古怪而又执着的信念，即“世界唯一像样的行动”是跪在与世界隔绝的地方为世上每一个人祈祷。生存是为了避免灾难的永世斗争。这个斗争也许会以失败告终，但凯鲁亚克的作品却挽救了他在生活中遭受的挫折。
《袖珍本凯鲁亚克精萃》把读者送回到那些本源的作品旁边，使读者能重新欣赏作家独创的语言（文字）运用，那就是他常常提及的“原始的形式，性灵感应的层层阵阵冲击，和故意的激动”。杰克·凯鲁亚克开辟的道路是值得我们去旅游一番的。
The Portable Jack Kerouac，Edited by Ann Charters，Viking，New York，625pp。Jack Kerouac：Selected Letters，1940—1956，Edited by Ann Charters，Viking，New York，629pp。
西书拾锦
冯亦代
请教
有一个问题，愿向博学者请教。《围城》中董斜川的几句诗：“泼眼空明供睡鸭，蟠胸秘怪媚潜”，“数子提携寻旧迹，哀芦苦竹照凄悲”，“秋气身轻一雁过，鬓丝摇影万鸦窥”，方鸿渐搞不明白。作为读者，我也不懂，这里面有什么讲头吗？
读书短札
法漠
瞿秋白与葛兰西——未相会的战友
近年来在中国很红起来的萨伊德，十余年前写过一篇题为《理论的旅行》的文章。大意是说，现今在西方后工业、后现代社会流行的诸种文化理论，当年乃是政治反叛与革命的心声。后来经过了跨越时空与背景的旅行，刀光血影中的呐喊变成学术殿堂中的“话语”或“代码”。他举例卢卡契（匈牙利共产党理论家）——戈德曼（法国大学文学教授）——威廉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之间的“旅行”，亦提到福柯。福柯乃是六十年代末席卷全球的“文化革命”的产物。那时已经将革命的阵地由沂蒙山或阿尔卑斯山转移到巴黎大学校园或上海“人民公社”等“文化战线”了，但亦有很多流血与暴力。只是后来福柯等将“革命”与“反叛”等作了理论和话语的“升华”。萨伊德从中看到了福柯的悖论或困境：一方面希望通过“权力／知识”的造反理论来保持与世俗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以理论的精英化来为政治取消主义和失败主义正名。
当然，萨伊德自身的理论也难逃福柯的困境。旅行到中国来之后，与“革命”、“造反”的诸传统纠缠不清，关系更为扑朔迷离。“本土”乎？“西化”乎？“后殖民”乎？实在说不清道不明。所以萨伊德聪明的很，对于中国这一东方大国、“第三世界”大国、“革命造反”的大国，永远是三缄其口。这本不值一提。但萨氏的观点，现如今在所谓“文化研究”、“后殖民”、“第三世界理论”诸流行色中为佼佼者。以他为引子，再讲一段互不相干、未曾谋面的“旅行”故事也还合适。不过只怕会把各种网络越搅越乱。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本不是在下所长，还是把想起看到的“结”，如实道来，供批判、分析。
话说瞿秋白和葛兰西这对“战友”，一生从未相会（瞿当年在“赤都”当记者时常见列宁，是否听说过葛氏，未曾考证）。如今又硬与萨伊德和“文化研究”扯在一块儿，如果不是有意哗众取宠，便为某种后现代的“怀着乡愁，寻找家园”。是耶非耶？然然，否否。说书人（或云“叙述”，“大叙述”，“宏伟叙述”，“小叙述”……）无论如何都有一个“主题”，把情节串成首尾联贯的故事。近年来这一“古训”又被炒得很热。但有趣的是另一种倾向，即批别人“理论脱离实际”时往往有意无意掩饰自己理论预设或“主题”的故事性（亦即“历史性”）。我讲的故事或历史的联系，其内容确实错综复杂，但我自觉其“主题”还是清晰可辨的：这便是萨伊德在《旅行》一文所述的主旨，“革命”是也。
瞿秋白和葛兰西作为“革命战友”，应说是门户相当。两人均为知识分子型革命家，都是各自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共同关心的都是文化或“文化霸权／领导权”的问题，又几乎是同时作了法西斯或准法西斯政权的囚徒。一个写了数百万言的《狱中笔记》，脍炙人口。如今成了西方“文化研究”的圣典，萨伊德更是“言必称葛”。另一个也有《多余的话》传世，文虽不长，意蕴无穷。可惜这篇真情流露的文字，为瞿秋白身后惹了不少麻烦，“文革”时被翻出来作为“叛徒”的证据，加上“左倾盲动主义”的路线问题，罪加一等。
本文主旨不在为瞿氏翻案。我只是想就瞿与葛二人相似处极多的理论观点，及后来旅行的诸种经历，提出几个问题，表达我读“文化研究”时的困惑与心结而已。
问题之一：当年的革命领袖、统治者阶下囚的翟秋白与葛兰西，均走过各自的“饿乡历程“、“赤都心史”、“狱中沉思”，他们有哪些想法有惊人的相似？
兹事体大，撮其要者述之。首先是“文化霸权／领导权”（hegemony）的思想。翟葛二氏均强调领导权与文化革命的作用。他们强调文化霸权，与后来的“后学”理论家根本不同，即都是站在共产党领袖的角度，论证文化在革命中的战略作用。瞿秋白主持了几年党中央工作，“城市暴动”连连失败，革命阵地节节丧失。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离开直接的政治领导岗位，回到上海这个远东最现代化的都市，思考“文化革命”问题，写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文章，专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问题、大众化、民族化问题、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欧化”倾向（“后殖民”文化倾向？）。瞿秋白反复强调“文艺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严重任务”。而“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这是争取文艺革命的领导权的具体任务”。
作为意大利共产党领袖的葛兰西，在差不多与瞿秋白相同的时代，也经过了一番无产阶级政治斗争与革命走向失败与低潮的苦难的历程，并被法西斯政权投入监牢。在狱中，葛兰西反省意大利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国际共运的路线，从批判“经济主义”走向了“文化霸权”、“公民社会”等“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独特道路。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利用“公民社会”的渠道，向广大群众灌输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因此，必须在文化领域、思想与精神领域里进行文化革命，争夺霸权，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霸权／领导权。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旅行”到当代“后现代”西方知识界时，人们往往强调他提出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社会”、“文化霸权”的复杂性、稳定性，并对他所谓的“阵地战”（War of positions）、“被动的革命”（passive revolution）等非系统、反总体、零散化、分离化的文化策略津津乐道。如萨伊德与后殖民主义批评家，都以葛氏的策略为各自的种族、性别、同性恋、“生态环保者”等分离、分裂的“历史板块”（historical bloc）或小团体政治、“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以及“认同性政治”（identity politics）来正名。其实萨伊德及后殖民批评家们犯了一个致命的理论错误，即割裂了葛兰西思想的历史特殊性。葛氏作为意共领袖，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实现革命大业——无产阶级最终夺取国家政权。所有的文化革命、文化斗争的策略，无不服从这个最终目标或“终极关怀”。他虽然讲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社会”，但更为直接面对的，却是法西斯国家政权日益对“公民社会”的侵蚀。不过，葛兰西并非笼统以“公民社会”来反对“国家”或“政治社会”。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文化霸权的建立，对他并非没有辩证的启迪。总之，葛兰西主张的是建立一种无产阶级的新型国家，与民主参预的“公民社会”相互融汇、综合、补充。但无产阶级在这种新型的“国家—公民社会”中，应拥有不可动摇的领导权。对于葛兰西来说，“无产阶级”与其先锋队——共产党——之间的等号，亦是不可置疑的真理。葛氏有发挥马基雅维里《王论》的现代政党之长篇宏论（即《现代王论》），但他骨子里仍是列宁主义政党学说的信徒。这点他与瞿秋白并无二致，但却是让“后殖民”教授们尴尬为难的事情。
“大众化”这一点，更显出二人思路的相通。瞿秋白身为五四知识分子领袖之一，却对五四文化启蒙的“欧化”倾向作了空前激烈的抨击。他认为，五四运动只是为中国输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其载体为“非驴非马”的“新文言”，在知识分子与中国劳苦大众中间建立了一座“新的长城”。因此他号召发动一场“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或“无产阶级的五四”。瞿氏对五四“欧化”文学、语言及知识分子（包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内）的批判，现在读起来，远比“后殖民”教授们的言词激烈和切中要害——他坚持在“传统／现代”、“东方／西方”诸对立冲突的表象后面，把握经济与政治不平等与压迫的主导因素。
“无产阶级的五四”的首要任务，便是“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瞿秋白论述了“创造”这一大众文艺的具体内容，包括利用各种民间文艺的旧有形式、用城市无产阶级的语言来创作（他后来又主张采纳包括农村民俗文艺形式在内的民族—大众形式）。瞿秋白身体力行，来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实行教育革命，发动“戏剧运动”等，实在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员主将。瞿秋白关于五四传统、大众化、文化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几乎全盘为毛泽东接受。而文化革命，便与农民游击战争这两点，构成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根本特点。这一切肯定是阴暗牢房中的葛兰西梦寐以求的。而当年他却不得不在狱中昏黄的灯下苦思冥索。
如今后殖民教授们如萨伊德、斯皮娃克，均从葛氏“贱民”（subalternity）论中找理论依据，抨击西方话语对“第三世界”文化的“认识论暴力”和剥夺本土语言再现自身经验的权利。葛氏当年的确为所谓“南方问题”困扰，力图在意大利北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与意大利南方落后的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中，找到革命的突破口。葛氏可惜身陷囹圄，只有纸上谈兵，构想与瞿秋白、毛泽东几乎同出一辙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策略。葛兰西从“南方问题”中意识到建立“民族—大众集体性”（national…popular collectivity）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