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95-1999-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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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是贤妻良母，或是娇美可爱的女孩渴望依靠在男性坚实的胸膛上。女人，你昨天还在为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哭泣，今天就已经在担心矫枉过正了？
事实上，女人需要扮演女性角色的时间和场所都是有限的，父母膝下的女儿，夫君眼中的妻子，都是天性的自然流露，无须张扬。在更多的社会生活中，女性学习、劳作、思考，不必时时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过分的自觉，使女性不能摆脱男性的视角，不能领略人生完整的意义。
女人，不必寻找什么“女人味”，自自然然你就是女人！
说《读书》
北京 何颜
他不是流行歌星
直到昨天才见到今年第七期《读书》，一月相思，又有正果。读过《阁楼人语》，十分亲切。因为我也是罗大佑和金庸的欣赏者。金庸的作品我常置案头，时常复习，便如闲时喝酒一般。罗大佑更是常绕耳畔，但阁楼人在大佑前面冠以流行二字，则令我不快。《读书》不应犯这样的错误。
我把我常能听到的歌曲大致分为几类：乡野的，市井的，殿堂的，文人的。
乡野的歌就是所谓的民歌，但我说的不是在演唱会上表演的那种，而是在蓝天白云之下草原雪山之间回荡的那些从未经装饰的嗓子中流出的声音，它是一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外化。
市井的歌则是工业流水线上的产物，它铺天盖地向我们袭来，使我不敢上街，越是繁华处越让我窒息。这些歌就是所谓的流行歌曲，从填词谱曲直到演唱录带发行以至流行，全是商业操作的结果，所谓心灵所谓情感仅仅是其中的佐料。
殿堂的歌则是另一路，一方面它来自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它来自所谓的高雅艺术或严肃艺术。前者我不便说，后者以美声唱法为代表。但在我看来，美声唱法并不是从华夏诸民族的血液里滋生出来的，它与我们的心灵相距太远。
现在我要谈到罗大佑，在我看来，罗大佑首先是一个文人。我以为，汉民族尤其是生活在城里的汉民族大多已经丧失了音乐本能，即使在孩提时代尚有残余，也被现在的音乐教育给毁了。以我而言，当我要表达我个人的情感，我的思想，我的体验，我只能用文字这种方式，比如现在正写的这篇文章。而罗大佑，它的表述手段则是歌。罗大佑是用歌来表达生命体验的极少数极少数文人之一。而且他的生命体验与我极有共鸣，所以我像每期必买《读书》一样收集了他几乎全部歌曲。文人的歌很难传入我们的耳朵，除了文人不具备音乐本能之外，还一个原因就是缺少渠道。比如《黄孩子》很早就听说过，但一直没听过。读书人有《读书》可看，老戏迷有“戏迷乐”可听，甚至摇滚也有北京音乐台“新音乐杂志”及“午夜蓝调子”，唯独罗大佑，只能混迹于各路天王之间，从他们的缝隙中向我们招手。因而文人的歌在中文歌里现在是少而又少，除大佑之外，我只能在李宗盛、侯德健以及苏芮等寥寥几人中听到只鳞片甲。而大佑本人，在经营音乐工厂向商业化进军之后，亦呈现出很强的流水线气息，让我失望。如他最流行的《恋曲1990》已沦为流行歌曲了，虽然是一流的流行歌曲，但其格调、意境与从前的《恋曲1980》、《小妹》，以及《光阴的故事》都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要选大佑文人气最足的代表作，我以为该是《将进酒》、《乡愁四韵》等歌，士大夫气十足。
我可以称汪国真为流行诗人，但我不能称罗大佑为流行歌星，正如我不能称马尔克斯为畅销书作家，无论他多么畅销。
说《读书》
北京万泉庄 读焰
先开小壶
《读书》的许多文章，出语精当，妙不可言。但每每心潮激荡后，掩卷而思，又多是无奈的思绪。不知读者中几人有此同感，但愿只我一人。
比如，读罢《河东河西》（一九九五年第六期），顿感酣畅淋漓。东方文化要崛起，要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崛起相称，这确是一个关乎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大问题。纵横捭阖，论遍了东西方，东方文化“要向分析、向综合的对立面、向传统的对立面、向东方文化的异质文化形态发展”，要“哪壶不开提那壶”。读完便觉困惑，兴致驱使要问，到底哪壶不开？是不便于继续说，还是没有必要，还是其它。总感觉说了分析，没说出结果；说了苹果坠地，没说是万有引力之必然。
期盼“中国世纪”的到来，实在是每一个有热血的中国人的梦想。我们要向人家低头哈腰，要接受人家的什么“国际惯例”，这种日子实在是过够了。有人说中国足球队能在世界杯赛上拿冠军，招来一阵“梦想”、“空想”的议论。但中国足球毕竟在改革开放中进步了，职业化的实行、赛制的科学化、球员敬业精神的增加等，使中国的足球火焰空前高涨。谁还能说中国队在不远的将来一定拿不了冠军呢。接着如果，如果不说大壶，象足球而不是象MTV等等的小壶先被找谁、先升起温来，还怕那把大壶烧不开？
说《读书》
河南南宫市委 张金镇
若干回忆
顷阅《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五期）王学典先生《痛苦的人格分裂》一文，记“五十年代初期的史界传统学人”顾颉刚先生，使我不免联想起一两桩小事。
一九五七年鸣放之初历史所的会上就有人提到：前岁顾先生由上海调来北京时，迟迟未能成行，当时有位领导就说：顾颉刚不来，难道还在等着变天吗？反右运动开展后，顾先生在历史研究所院中贴出了长篇大字报，作自我批判，长达数十页之多。其中有云：这次运动有许多平日亲密的友人纷纷沦为右派，我自己是个漏网之鱼。以“漏网之鱼”自命，在运动里尚属罕见。
文革中，顾颉刚、谢国桢和我被禁闭在一起学习小红书。据我所见，顾谢两位身处逆境中的反应迥然不同。顾先生终日正襟危坐、愁眉苦脸、一言不发，一似重有忧者。到吃饭时就打开自己的布包，从中取出两个冷大饼，夹两块豆腐干，喝一点热水吃。谢先生则似乎毫不在意，当有人监视时，谢先生也埋头看小红书；一旦无人监视时，依然是谈笑风生，若无其事。有一次不知怎么兴致勃勃地谈到了赤壁之战。他讲起当时诸葛亮是二十七岁，周瑜是三十六岁。我接口说，可是京剧这出戏里诸葛亮是老生扮，周瑜却是不挂髯口的小生。我一时谈得兴起，竟然未注意到这时已有旁人在场。谢先生忽然喝了一声：好好学习。于是，我们两个人又低下头来读小红书。幸而谢先生警觉，才避开一场可能的麻烦。后来我与谢先生成为忘年之交。下干校之后，谢先生还用毛笔楷书写过几首诗私下赠我，至今仍保留着作为纪念。顾、谢两位先生已归道山十有余年，这里只是如实记录下自己当时的片断印象，作为对王文的补充。
说《读书》
清华大学 何兆武
梦中说梦
以前我曾困惑中国历史为何总有“历史周期率”在作怪，合则分，分则又合，读了刘东《今宵梦醒何处？》（《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五期）后，心中才另有所悟；但所悟之后，又感到恐惧：中国人几千年的性格沉淀又岂是我们如今一朝可能彻底清除掉的？
宋元朝可以在蒙元入侵时仍挖空心思去享乐，仍高高兴兴地“直把杭州作汴州”，我们而今是否又真正吸取了古人的教训而兢兢业业，将全部精力都放在振兴国力，重树民族志气之上了呢？非也！当一些发达国家的游客感叹中国跑的小轿车比他们国家都高级时，又有谁能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仍在贪图享乐；当贫困山区的儿童大量失学而有人在酒桌旁吃掉上千个亿时，又有谁认识到，我们仍苟活在梦中。也许有的是醒着的，间或也发表几句慷慨之语，号召大家从梦中醒来，但也会遭到别人的讽刺，以至于他不久也厌倦了惊醒。大家都昏昏然，又有谁去叹息：“今宵梦醒何处？”
我想也许国人都要拚命呐喊，才不会犯困，而沉溺到梦中。一个民族必须首先自助，才能得到他救，如果我们仍自得于“抛来”主义，谁能保证我们不再会受一次“五内俱焚的经历”，又遭一次沉重的打击呢？
说《读书》
北京大学 赵方方
“后”与“前”
王蒙先生曾说过的那个前现代还没被中国人从前门赶出去，后现代又从后窗户进来了。前后夹攻，上下交征，而且前打后的旗号，后卖前的货色，真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互相“化”得一踏胡涂，“现代”二字却混沌得很，看不清面目。用王蒙先生在《里的“前现代”》一文中的话说就是，“——离现代化还远去了呢”。问题是，怎么会弄成这样儿了呢？！
这就说到了裘其拉先生的《千古一问》。问什么？“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或如裘先生所说：“天下您算老几？率海哪有您的份？”或如王先生所说：“这么多英雄怎么没有一个人替老百姓说一句话呢？”两位先生实在是目光如炬，问到了中国目下前—后文化现象的点子上。前也罢后也罢，提到文化高度上，都有一个文化视角问题，也就是拿谁的眼光看文化。表面上看，前与后，只是个空间方位感和时间顺序感，但康德老头儿的话是有道理的，时空范畴是个先验的认知结构和价值估定框架。这里头有个“谁主”的问题。谁是社会的主宰？谁是文化的主宰？前现代文化的霸道，后现代文化的痞道，不是“同一个平面”，同一副爷们儿面目么？“主权或者叫解释权，在民还是在王”，您老还看不出来么？！的确，鲁迅和他的同代人曾经并非为了玩一把，并非为了过把瘾就死地干过一回“打倒孔家店”的事是认真地有所追求的。甭管他们当时追求得对不对反正“民主与科学”这两味灵丹妙药至今中国的老百姓还没真正抓到手。所以看到现代的眼光不脱帝王将相或候补帝王将相的霸道，看后现代的眼光不离浪子狎客或候补浪子狎客的痞道都是社会主宰权，文化主宰权没落实在老百姓手里的一种扭曲的文化心态的表现。
我倒不是说有了民主就一了百了。民主过了劲也会“后”。但那“后”的前提是“前”，先得让民作了主才会发生“后”的问题。咱们中国的问题不在哪儿。这真应了“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的逻辑。前也好，后也好，对老百姓来说，命运的主宰都不由自己，所以才变着法的胡闹台、抡圆了舌头大砍。您说让他深沉点儿，隽永点儿，郑重点儿，体贴点儿，他准会嬉皮笑脸地反问您一句：“现如今谁倒对我深沉、隽永、郑重、体贴过？！”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中国的后什么什么，离着西方的后什么什么，还远去了呢。咱们先争取“后饮酌”吧。
说《读书》
东莞理工学院 屈长江
“前苏联”？
董乐山先生《译余废墨》专栏读来每有收获。今年第六期读后想到的一个值得一提的词：“前苏联”。“前苏联”在西方媒体的用法，用作原先组成苏联、如今独立了的各个国家（包括俄罗斯）的总谓；并非苏联，或它解体之后给它取的新号。但在我国似乎常常和苏联混同了。以董先生的博学，当然知道这意思，但文中却从俗称爱伦堡为“前苏联著名作家”，似欠妥。同期蓝英年《冷月葬诗魂》便没有把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叫作“前苏联”的奇才。爱、曼都是苏联人，不是“前苏联”人。
董先生文末一句说国际长途电话已使用卫星联络，海底电缆因而没落，恐不全准确。电缆（光纤电缆）仍是长途电话的主要传输工具，且不时有敷设新线路和修复海底电缆的报道。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我国近年来盗割电缆犯罪严重，有关部门曾在敷缆沿线向群众展示光缆、宣传法制。即是说非但盗卖电缆犯法要严惩，而且如今新缆已改用光纤，不再是黑市上的“紧俏物资”了。
说《读书》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 冯象
几点感想
翻读一年半来的《读书》，觉得有几句话可以说说。
第一，有些谈学术界人物的文章，读起来津津有味，例如汪子嵩谈冯友兰，王蒙谈胡乔木，钱理群谈王瑶。这些文章有价值，因为它记述了鲜为人知的事实，又透露了久藏心底的情愫。我们还有不少名人，如郭沫若、翦伯赞、艾思奇、刘大年、吕振羽、茅盾、周扬、杨献珍、朱光潜、范文澜、郑昕、洪谦，他们的经历都不平凡，性格料想也不简单，如果有人把真情实况表而出之，岂非一大快事？
第二，一年半来，有些人谈论人文精神，哀叹它的失落。但是什么是人文精神，并没有个清楚的界说。如果人文精神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