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95-1999-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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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纪念碑——公刘随笔》，公刘著，上海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版，1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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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一个落伍者
五月中旬得知王浩兄在纽约病逝，深感悲痛。他和我虽是同龄人，但一九四三年他在西南联大数学系毕业后考进清华大学当哲学研究生时，我才是联大本科哲学系三年级学生。他要补修一些哲学系课程，和我有同堂听课的时候。但我们接触不多，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憨厚朴实的山东青年。
五十年代初金岳霖先生作思想检讨时提到他的脱离实际的学术思想“害”了一些学生。他举了三个人：殷福生、王浩和沈有鼎，说他们“落伍了”。沈有鼎先生是联大有名的“怪人”之一，解放以后没有多少变化，自然被认为是“落后分子”。殷福生是联大哲学系学生，比我高一年或两年，经常公开发表一些批评学生运动的言论，在当时是被认为落后甚至反动的，后来去了台湾。（一九八七年我住在纽约王浩家中时他告诉我：殷福生后来改名殷海光，在台湾对国民党也持批评态度，因而也受压制，是台湾有名的自由主义分子，讲课很受学生欢迎，好多台湾学者是他的学生。我看了一些殷海光的著作，才改变原先的印象。）至于王浩，唯一能说明他“落伍”的根据只能说是解放以后他没有回来。当时已经知道他在国外取得很大成就，一九五六年重新提倡学术的时候，我们提出请他回来任教，请马寅初校长亲自给他写信。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这件事也就作罢。
金先生是王浩尊敬的导师，对这个批评王浩是一直铭记在心的。他以后大半生行为可以说多是想让老师放心。我在这里记述一些我和他接触的零星琐事，供以后对他评述的朋友参考。
一直到“文革”后期，一九七二年第一批归国访问的美籍学者代表团名单中有王浩的名字，我和他只能说是曾经同学而已，那时谁都想少惹点这种“海外关系”。忽然有一天我被通知说，王浩指名要见我。当时能被批准会见还算是政治上的“信任”，管外事工作的人专门交代了要遵守的“纪律”。那次见面谈得相当长，他见面就说他在国外已经二
些年来我的遭遇以后，立即提出一个问题。“当你受到那样的批判时，你是怎样想的？”这问题难不倒我，我回答说：“我首先想到自己有错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受批判是应该的。这样就能平心静气，即使对别人批判中的不实之辞也不必计较了。”
至少在五十年代末以前，我在受到批判时确实是这样想的，这帮助我将种种羞辱忍受下来，没有想反抗想自杀（这是那时唯一能做的反抗）。现在有些人对这种心情不能理解，责备我们这种知识分子是“充满奴性”，“没有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我想乘此辩白几句。我们这辈出身于二十年代以前的人可以说是生于忧患之中，亲身经历过“九一八”和“一二八”，我们最担心的是要被逼做亡国奴。谁愿意做奴隶？但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遍地军阀混战，年年天灾人祸，处处贪官污吏。那时候我们最大的憧憬是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和平的局面，让大家可以安居乐业，在世界上能够扬眉吐气。而这样的局面在五十年代初居然出现了：统一代替了割据，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了，军阀、土匪、贪污、妓女、鸦片等等一下子统统消失。对这种情况谁不感到欢欣鼓舞？许多知识分子承认自己过去的想法有错，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委曲，但和整个大局比较起来，也觉得是可以忍受的。
后来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人们逐渐在信仰中产生怀疑；最后还是那场十年浩劫彻底揭开了神秘的幕布，原来在好听的言词背后竟是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但各人的认识有先有后，我原来“左”得较深，觉悟也就较晚，和王浩会面正是在我彷徨苦闷的时候。他问了我许多关于当时实际情况的问题，我只能用一些抽象的理论给他作解释；他倒很满意，认为这样就可以讲“通”了。他告诉我，一九五八年金岳霖先生访问英国牛津大学时对哲学系教师作了一次讲演，题目是“作为行动指南的哲学”，说他自己原来是搞分析哲学的，后来发现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就改变了自己的主张。王浩说他现在对金先生的话有些体会了。回到美国以后他写了那篇当时引起轰动的为左倾政策作辩护的文章，这里面有不少是应该由我对他提供的解释负责的。尽管他那次回来接触交谈的人很多，但对于老师和同学的话他大概会认为是比较可靠的。直到前几年才有人告诉我，他为此受到海外人士的误会和责难（他自己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我写信对他说：“我还欠你一笔债，得找个机会来清偿”，没有想到要到悼念他的时候才能说清这件事。
他再次来北京是一九七八年讨论实践标准的时候了，对他提出的问题，我可以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来回答。他对国内有些做法很难理解，说他上次回来时要求见他的导师金岳霖先生也遭到拒绝，后来是对乔冠华提出后才得到会见的。我说，这很容易，我可以立即陪你去看金先生。我们从北京饭店步行到干面胡同金先生家里，谈得很高兴。可是一九八二年他回来住在北大勺园，我去看他时他又告诉我：他要求见任华先生，他们是哈佛大学的先后同学，但人家告诉他，任先生身体不好，不愿意见客人。我很奇怪，任先生这些年来因为眼睛几乎完全失明，不能看书工作，也不出门参加各种活动，这是真的，但他怎么会不愿意和老朋友见面呢？我说我陪你去看他。但我离开北大已久，不认识任先生的新居，是找到张世英陪去的。任华先生看到王浩非常高兴，他们谈到一九四六年王浩初到哈佛时，任先生已经毕业准备回国，以老校友资格为王浩安排学习和生活环境，十分亲切，王浩为他介绍了不少当年哈佛师友的近况。在告别回来的路上王浩对我说，“像任华这样的人才，为什么不能为他创造一些条件，让他发挥作用呢？”后来我也作过一些试探，但像这类事照例是不会引起重视的。还有王浩写的那本《从数学到哲学》的译稿，长期没有出版，他自己也几次和我提到过。我向出版社了解，因为原书是几位译者合译的，译文不统一；出版社找不到一位既懂数学又懂哲学的人来做编辑工作，这份译稿便只能留在书架上等待发霉。这便是这类学术著作的命运。
王浩的父亲是位老教育家，因此他对国内教育事业很注意关心。大约是一九八四年冬天王浩和几位美籍华裔学者被邀请回来讨论教育改革问题。我去看他时他很兴奋，因为教育问题终于引起重视了。他说他们提了许多意见，最后由他整理，他干了两个通宵写成详细的书面材料交了出去。但他们提的意见大约都是“不合时宜”的，以后毫无下文。后来他信上说再也不想做这种无效劳动了。可是前几年他听说国内中小学教师提高工资待遇，来信问我是不是真的，说“这真是做了件头等好事”。
七十年代末我下决心要重操旧业搞希腊哲学史，他也要专心“从事纯哲学的探讨”，我们有点共同的心情，彼此通信也频繁起来。他给我很多帮助，为我找到陈康先生在美国的地址让我重新取得联系，还收集陈先生的各种学术著作给我寄来。
一九九二年他最后一次回国，是来参加西南联大四三届毕业校友的团聚的。我去前门饭店看他，一见面他就告诉我：“这次回来看到的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好一些”。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女友汉妮（Hanne），她是一位东欧出身的美籍人，业余的艺术表演者，十分爱好中国的文化艺术，所以他们结合在一起。我陪他们逛琉璃厂，汉妮挑选了一个皮影，说要做她的表演道具。她看到画册上《韩熙载夜宴图》上女伎的舞姿很有兴趣，我为她找到一张复制品。他们回美国后王浩来信说，她已将这张画布置在家中墙上，还给我寄来一张照片，室内布置的全是中国艺术品。王浩告诉我他们已经结婚，他现在感到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安宁，他的写作计划完成得很多。
可惜好景不长，去年下半年传来他得淋巴癌的消息，他在电话中说治疗情况很好，到年底时医生宣布他已完全康复。可是今年初病又复发，而且相当严重。后来听汉妮说：医生说他的病已不能治愈，但有可能再维持一段时间。王浩和她商量，如果还能维持一年，他们想抓紧时间再回中国一次，他和她都非常想到中国来。可惜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王浩最后打算写的三本哲学著作的内容我不了解，但他学哲学的最终目的是想解决人生问题的，我想他大约是想将他一生的心得体会和理想期望留给后人，可惜我们再也不能完全看到了。他一生的三分之二约五十年时间虽然生活在国外，但他的思想感情却完完全全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我在这里记下鳞鳞爪爪，只是想说明：尽管他的表现方式前后有很大不同，但作为一位中国学者，他关心祖国的文化事业，关心祖国的命运，却是始终一贯的。我想，可以告慰金先生：王浩决不是一个落伍者。
汪子嵩
我所认识的王浩先生
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王浩先生，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三日在纽约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我有机会同他来往，谈过不少话。回想一下，感到有责任记下来。
我是通过我的朋友王岱坚认识王浩先生的。岱坚的父亲王宪钧教授（我叫他王伯伯），是王浩五十年前在西南联大和清华研究院的老师，也是我最尊敬的人。王伯伯早年师从哥德尔（Kurt Gdel，数理逻辑中两个著名的“不完全性定理”的证明者）；而王浩，则是哥德尔晚年很少几个能接近他的人之一。前年十一月，王伯伯在北京逝世；去年六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我随岱坚到纽约郊外的一所乡间木屋看望王浩（此前我曾在一九八八年见过他一次）。那天，王浩和夫人Hanne Tierney招待我们在户外的小山坡上午餐、漫谈。王浩涉足英美学术重镇近五十年，当代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几乎都认识，不少还是他的朋友。他告诉我，近几年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JohnRawls的学说对他有启发，特别是“overlapping onsensus”这个概念，他很赞许，从中看到跟他关心的问题有关的某些兴趣。我问，哥德尔定理的哲学意义何在？他回答：“直觉（intuition）。”他还表示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Richard Rorty的主张不太赞同，我问何故，他答Rorty“不讲直觉”。其意我后来才似有所悟。他询问我正在写的论文的内容，我解释了自己把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海德格尔放在一起讨论的考虑。他由此谈到，哥德尔特别喜欢柏拉图、莱布尼兹、胡塞尔；他自己亦然，并在爱因斯坦与Niels Bohr的辩论中对后者及其“…p1ementarity”一说没有兴趣，对海德格尔其人其学，更是不以为然。我争辩说，海德格尔的思想至今影响很大，是否还宜重视，他同意。我提到自己对Bernard Williams一本近著的理解：哲学无“进步”可言，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今天懂得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两千年前皆已说过，而当时困扰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的问题，今天还在困扰着我们——他也同意。王浩思想敏锐，熟谙西方哲学，同时诚挚谦和，待人极为平等，即使后辈之歌，其声迥异，也认真倾听，不以为忤。
那天的会面十分愉快，傍晚我们才告辞。然而，第二天王浩就确诊患了癌症。我回到麻省Amherst后寄他一份谈话时提及的材料，他复了一封亲切的短信，附有几页他写的关于John Rawls的文字让我看。我因从岱坚处获悉他患病治疗，就没有再打扰他。直到年底，听说他病情好转，我才又给他打电话，问可否去看他，他让我来。十二月四月，又是星期天，我一早去纽约，在洛克菲勒大学校园见到了他。
王浩宽敞的办公室里摆满了书籍材料，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古画�
